莫米娜·卡頓有點絕望。再有兩個月，她就要生下她的第一個孩子，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她的丈夫被抓了。“我該去哪裡？我無人可依，我和我的孩子會孤獨地餓死的……”
莫米娜來自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她的童年并不幸福：8歲時，她的父親再婚；幾個月後，她的母親抛棄了她，莫米娜随後和姑姑生活在一個小村莊裡。
17歲的時候，莫米娜成為一名“兒童新娘”，她的姑姑把她嫁給了當地一個農民。本月初，阿薩姆邦開啟了一場打擊童婚的鐵腕行動，莫米娜的丈夫因為娶了未成年妻子，成為被逮捕的3000餘人之一。
印度是全球擁有“兒童新娘”人數最多的國家。雖然印度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為18歲，但每年仍有大約150萬女性未滿18歲就步入婚姻。
如今，阿薩姆邦開啟了近些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場打擊童婚行動。但在這場行動的背後，是印度難解的童婚困局。
向童婚“宣戰”
阿薩姆（Assam）位于印度東北部山區，是一個美麗且富饒的地方。當地以農業和種植業為主，該邦超過3000萬人口中70%以上都以農業為生。
近期，阿薩姆地區有些人心惶惶，因為政府開始向童婚“宣戰”。
今年1月23日，阿薩姆邦内閣釋出指令，訓示警方開始實施一項打擊非法童婚的行動，逮捕那些違反相關法律的人，并對他們發起訴訟。
根據這一指令，和未滿14歲女孩結婚的男性将根據保護兒童免受性犯罪法案登記，和14歲至18歲之間的女孩結婚的男性将根據《禁止童婚法》登記。
2月3日，阿薩姆警方以迅雷之勢開始行動，不到48小時内就逮捕了超過2000人。截至目前，此次行動的被捕人數已達到3000多人，包括和未成年女性結婚的人、幫助注冊安排這類婚姻的人等。
“我們打擊童婚的行動仍在繼續。”阿薩姆邦首席部長希曼塔·比斯瓦·薩爾馬2月9日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稱，“打擊這類社會魔鬼的行動還會繼續。”
據薩爾馬介紹，此次在阿薩姆開展打擊童婚行動，主要是出于對公衆健康和福利的考慮。他表示，阿薩姆的未成年人懷孕比率“非常令人擔憂”。
據《今日印度》報道，印度2019年至2020年開展的第五次全國家庭健康調查（NFHS-5）資料顯示，在阿薩姆邦20歲至24歲女性中，31.8%在18歲前就已結婚，遠高于全國平均水準23.3%。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阿薩姆15歲至19歲女性中，11.7%已經懷孕生子，高出全國平均水準4.9個百分點。
由此引發的後果是，阿薩姆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和孕産婦死亡率也遠高于全國平均水準。印度注冊總署（RGI）2022年9月釋出的2020年樣本注冊系統報告顯示，阿薩姆的産婦死亡率為195人/10萬人，是印度全國最高水準。該邦嬰兒死亡率也高于全國平均水準。
薩爾馬呼籲阿薩姆人民支援并配合打擊童婚的行動，以徹底摒棄童婚這種惡習。“我們決意持續開展此項行動，直到我們實作目标。”他表示，打擊童婚的行動将持續至2026年議會選舉。
目前，阿薩姆地區的追捕行動還在繼續。據印度媒體報道，阿薩姆地區和童婚相關的登記案件數量為4135件，嫌疑人數量超過8000人。由于被抓捕者數量龐大，阿薩姆政府将一個中轉難民營和一座體育館改造為臨時監獄，用于臨時關押那些被逮捕的人。
據《今日印度》報道，阿薩姆政府目前正聚焦于預防童婚的舉措，其核心是為該邦每個村設立一名負責禁止童婚的官員。若是該地區出現童婚，該官員必須立即向警方報告。此外，阿薩姆政府還設立了内閣小組委員會，負責童婚“受害者”的善後工作。
薩爾馬2月7日在接受新德裡電視台（NDTV）采訪時說：“我們的想法不是将他們關入監獄，而是堅定展示社會反對童婚這一點。”
2.23億“童婚新娘”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将男女一方或雙方年齡低于18歲的正式婚姻或非正式結合稱之為“童婚”（child marriage）。童婚對男孩、女孩都有影響，但女孩受到的影響遠遠大于男孩。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印度不是童婚比例最高的國家，但絕對是童婚新娘最多的國家。UNICEF2019年2月公布的資料顯示，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童婚新娘來自印度，總數大約為2.23億，其中1.02億童婚新娘結婚時不到15歲。
事實上，根據印度2006年通過的《禁止童婚法》，印度的女性法定結婚年齡為18歲、男性為21歲。然而，童婚在印度許多地區仍相當常見，該國大約四分之一年輕女性在18歲之前就已結婚。
據《印度時報》報道，印度北方地區的童婚問題尤為突出，其中拉賈斯坦邦、北方邦、比哈爾邦、中央邦、恰蒂斯加爾邦和古吉拉特邦的童婚現象非常普遍。此外，農村地區的童婚比例要遠高于城市地區。
“童婚毫無疑問是對人權的侵犯，它對于兒童的成長和未來發展有着災難性的影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印度辦事處兒童保護項目負責人索萊達·埃雷羅（Soledad Herrero）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16日，印度新德裡一個貧民窟，婦女們發起“無童婚印度”運動，呼籲政府根除童婚。圖/視覺中國
談到印度數量龐大的童婚新娘，埃雷羅表示，這一方面是因為印度的人口基數非常龐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導緻印度童婚問題的深層次因素仍然存在，包括教育、貧困、就業機會、女性權益等。此外，“童婚可以說是導緻貧窮代際循環的元兇之一。”
缺乏教育、生活貧困被認為是導緻童婚的兩個核心驅動因素。來自印度孟買的瑞缇卡·蘇布蘭馬尼安（Reetika Subramanian）對新京報記者介紹，在印度，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持續至八年級（6-14歲），此後很多年輕的女孩就會陷入失學狀況，然後不得不過早結婚。
“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這種現象非常普遍。這并不意味着父母不愛他們的孩子，隻是這是一種社會傳統，他們也沒有更多的選擇。”
蘇布蘭馬尼安稱，有些情況下，童婚可能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決定，讓孩子早早結婚可以減輕養家負擔；有些時候，這可能也是出于對孩子的保護，因為擔心女兒和人私奔，或者由于孩子早早懷孕不得不為其安排婚姻。
“還有一些情況下，童婚可能成為應對氣候危機的手段之一。譬如碰到洪水、幹旱等氣候災難，家庭生活更加困難，這時候安排童婚也成為一種選擇。”蘇布蘭馬尼安目前正在劍橋大學攻讀跨學科性别研究博士學位，她的一個研究焦點是氣候變化和童婚的關系。
“歸根結底，經濟狀況在童婚問題上發揮着非常關鍵的影響。”蘇布蘭馬尼安稱，經濟狀況決定了家中能否維持生計、孩子能否持續上學、家庭成員能否獲得更多的機會等等。“換言之，我認為童婚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它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不僅僅是貧困、不平等等問題的結果，也是這些問題的起因。”
丈夫被捕後的絕望
在薩爾馬的眼中，此次打擊童婚行動是一場拯救童婚新娘的法律行動，但在許許多多童婚新娘眼中，一次又一次的逮捕隻是帶來了更多的絕望。
2月3日，因為擔心父母被捕，23歲的阿薩姆邦女性庫爾蘇姆·汗自殺身亡。庫爾蘇姆14歲就結婚了，此後和丈夫生下兩個孩子。2020年，她的丈夫因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庫爾蘇姆帶着孩子搬回父母家。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在聽說阿薩姆警方開始了打擊童婚的拘捕行動後，庫爾蘇姆變得非常緊張。雖然她的父親告訴她，因為她的丈夫已經去世，是以他們不用擔心，但庫爾蘇姆擔心父母會是以被捕，最終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劇不止于此。2月5日，一名17歲的女孩自殺身亡，原因是她的父母不允許她和自己的夫妻結婚。據報道，她的父母此前已經答應讓女兒盡快結婚，但阿薩姆警方開始行動後，他們害怕是以被捕，因而改變了态度。
除此之外，2月4日，一名23歲的阿薩姆女性來到警察局門口，要求警方釋放她的父親和丈夫，否則她将自殺。警方沒有同意，在看到警方帶着她的父親和丈夫前往法院時，她暈倒在地。
自警方開始打擊童婚的行動以來，阿薩姆邦多地出現抗議活動。尤其是在一些貧困社群，許多女性前往警局抗議，要求釋放她們的丈夫或其他家人。
來自阿薩姆巴佩塔地區的納奇亞·貝古姆是抗議者之一。她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稱，“我的兒子是主要的養家人，他被捕了，誰來照看整個家庭？我們該怎麼生活？”
莫米娜也參加了抗議活動。BBC報道指出，大部分的童婚新娘都未受教育、生活貧困，她們的生活依賴丈夫或父親等家人，逮捕他們隻會讓她們的生活更加糟糕。
阿薩姆警方的逮捕行動引發了一些社會争議。女性權益活動人士、印度社會調查中心主任蘭賈娜·庫瑪裡（Ranjana Kumari）稱，阿薩姆邦的此次行動隻會導緻那些童婚新娘失去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援。
“我們反對童婚……但這類行動隻會讓年輕女孩們遭受更加嚴重的不公。”庫瑪裡對《國家報》表示，很多女孩被迫卷入童婚的一個原因是，她們被原生家庭視為負擔，如今丈夫和父親都被捕，她們的生活都難有保障。
印度女性發展研究中心（CWDS）退休教授瑪麗·喬恩（Mary Jone）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明确表示，“這（阿薩姆警方的行動）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做法，更不是解決童婚問題的答案。”
喬恩長期關注印度女性權益問題，對于童婚問題有着深入研究。她表示，逮捕家中男性、将女性留在家中，這對于問題的解決毫無益處。“那些童婚新娘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她們隻能依賴丈夫，當作為唯一經濟來源的丈夫被捕，她們的生活隻會更艱難。”
“在我看來，童婚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女性沒有選擇權、沒有實作獨立的途徑。”喬恩稱，“是以阿薩姆警方逮捕童婚中的男性并不能給女孩們安全感，這隻會加劇她們的擔憂和恐懼。”
來自阿薩姆邦的瑞哈娜·比比很絕望。她對印度媒體“公民網”（the citizen）表示，警方沒給任何解釋就抓走了她的兒子，她的兒子今年1月剛剛結婚，目前正在申請大學繼續學業。
“我不了解為什麼要抓走我兒子……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瑞哈娜稱，她的兒媳生活依賴她兒子，“她該怎麼辦？”
印度的童婚之困
在印度，童婚是一個難以忽視的社會議題。由于印度古代宗教法典對童婚給予了充分肯定，在很多人心中，它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傳統。但進入20世紀之後，印度逐漸意識到了童婚的弊端。過去幾十年來，印度在打擊童婚方面更是取得了顯著進展。
據印度第五次全國家庭健康調查資料，2005-2006年，印度的童婚比例高達47.4%；十年後的2015-2016年，這一比例降至26.8%。此後五年，這一資料持續下降，至2020-2021年，已降至23.3%。
印度在打擊童婚方面最顯著的一個行動是，2006年通過了《禁止童婚法》，規定女性最低結婚年齡18歲、男性21歲，同時打擊童婚違法行為，為受影響的兒童提供相應的援助。此外，印度政府還多次發起公衆教育活動，宣傳童婚的危害以及確定女孩接受教育、賦權女性的重要性。
“通過多方面的努力，印度過去15年間在減少童婚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童婚數量幾乎減少了一半。這是我們應該肯定的。”埃雷羅對新京報記者表示。
但她強調，童婚是一個涉及多方面的複雜問題，它深深地根植于印度的社會曆史傳統之中。是以，在采取法律手段打擊童婚時，也需要輔之以更全面的幹預措施，譬如強化教育、擴大社會服務、推動性别平等、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等。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15歲的桑迪亞和17歲的阿莎與她們的母親一起接受社群志願者的家訪，這些志願者幫助她們提高了對童婚的認識，并鼓勵父母繼續讓女兒們接受教育。圖/UNICEF/UN0652678/Panjwani
“預防性的法律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但加強與社群的合作更加重要。我們需要讓整個社會了解童婚對于女性、對于家庭乃至社群的破壞性影響，采取更多的幹預措施，通過一種更加平衡的政策來推動消除童婚。”埃雷羅表示。
蘇布蘭馬尼安也認為，采取法律行動打擊童婚是必要的，因為童婚對于女孩的健康和成長有着非常深遠的影響。但是，對于童婚問題，僅僅從法律角度無法徹底解決這個難題。“類似阿薩姆警方這類行動隻會讓更多人偷偷開展童婚，或者隐瞞不報。”蘇布蘭馬尼安稱，“它也可能會讓很多正在和童婚根源之一——貧困作鬥争的人，變得更加脆弱。”
童婚并非一個孤立的問題，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并非易事。蘇布蘭馬尼安稱，“我不确定我們什麼時候能消除這一現象，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童婚不僅是貧困的結果，也是貧困的起因。是以我們必須齊頭并進，從多個層面共同努力，才能推動減少并逐漸消除非法童婚。”
印度媒體IndraStra指出，由于童婚多是在偏遠地區秘密舉行，追蹤并起訴相關行為困難重重。此外，舉報童婚可能引發的報複和偏見讓許多人不願意舉報這類行為，這些都導緻童婚現象屢禁不止。
此外，新冠疫情加劇了印度的童婚問題。據印度《周刊》（the week）雜志報道，對比2019年和2020年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資料可以看到，2020年印度非法童婚案件上漲了49.52%。和2015年相比，印度童婚案件上漲了167.92%。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之下，印度進行了多輪封鎖，很多女孩由此失學。與此同時，很多家庭收入受到影響，由此導緻家長更傾向于安排童婚，以緩解家庭生存壓力。
“過去幾十年裡，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快，但女性發展并未取得同步的進展，女性的就業機會并未明顯增加，她們的選擇仍然非常有限。”喬恩指出，雖然印度近些年來有很多婦女運動、兒童保護運動，但還沒有對社會産生足夠的影響，這些都導緻消除童婚困難重重。
在埃雷羅看來，印度正走在消除童婚的正确道路上，目前童婚的發生率比此前幾代人要低許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料顯示，印度的童婚發生率從1991年的61%，下降至2016年的27%。
不過，要實作在2030年前消除童婚的目标，未來一段時間印度需要加速各層面行動，包括在教育、衛生、社會保護、社會觀念改變等方面的努力。
從青少年的角度而言，“我們應該給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們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機會，讓她們有機會參與公民活動，加入各種社會團體，讓她們在家庭之外，也可以有機會實作自己的專業抱負。”埃雷羅稱，“我們要給她們裝上翅膀。”
新京報記者 謝蓮
編輯 張磊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