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銅鏡史上，兩漢堪稱鑄鏡巅峰時期。其中，部分漢鏡紋飾法天象地，别有意趣，且銘文内容豐富，表現形式多樣。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副院長霍宏偉刊文講解鑄有“中國”銘文的三面漢代銅鏡背後的曆史。
▲國博藏長沙出土西漢鎏金“中國大甯”四神博局鏡銘文局部
三面漢鏡的形制與紋飾
三面漢鏡的形制均為圓形、圓鈕。就其紋飾題材内容而言，前兩面銅鏡為博局鏡，武漢鏡為神獸鏡，紋飾題材不同。
第一面為鎏金“中國大甯”四神博局鏡，珍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定為一級品。1952－195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省長沙市北郊伍家嶺發掘211号西漢後期墓。墓室南北長6.9米、東西寬5.2米，現存深度1.5米，推測原來深約6米。考古人員于墓室西北棺椁範圍内清理出這面銅鏡。此鏡放置在一個直徑約25厘米的漆鏡奁之中，漆鏡奁已朽毀。除了該鏡之外，墓室内還出土了四乳四虺鏡、銅華連弧鏡各一面。
由于埋藏地下兩千餘年，鎏金“中國大甯”四神博局鏡鏡體裂為數塊，後經今人修複。鏡背紋飾構圖内方外圓，“内方”是指雙線方框，框内為四葉紋鈕座。框外圍雙線弦紋圈、短斜線線圈及銘文帶，進而形成“外圓”。弦紋圈内外的T、L、V形紋互相呼應，構成了博局紋的經典圖式。其間，穿插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人面獸身紋、有翼獸等紋飾。直徑18.6厘米、緣厚0.6厘米。鏡背鎏金，因埋藏于地下年代久遠，故顔色暗淡。2017年，在國博舉辦的“秦漢文明”展覽上，展出了這面銅鏡。
第二面為鎏金“中國大甯”四神博局鏡，收藏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以下簡稱“廣西博物館”，其藏品簡稱“廣西鏡”），定為二級品。1958年，出土于廣西梧州市低山二号東漢墓。此鏡鈕座為四大葉夾四小葉紋，外圍凹面方框。框外四面各伸出一T形紋，形成内區，其兩側各飾一禽獸紋。環繞一周銘文帶，篆書體陽銘，共計二十八字。銘文帶外側，與T形紋相對的為L形紋，與鈕座方框四隅相對的是V形紋。兩種紋飾将外區劃分為八個小的區域，紋飾左右兩側為四神與其他動物形象組合。外圍雙線鋸齒加凸點紋、短直線紋各一周。鏡背呈青綠色，通體鎏金，局部殘存鎏金痕迹。儲存狀況欠佳，裂為大小不一的四塊，後經修複完整。直徑18.4厘米、厚0.5厘米、緣厚0.45厘米。
第三面是武漢博物館藏“中國人民”五乳神獸畫像鏡（以下簡稱“武漢鏡”），定為一級品。1972年，此鏡于湖北省更生倉庫揀選所得。該鏡于1985年被武漢市文物商店收購，後入藏武漢博物館。此鏡為圓鈕座,四隻猛虎兩兩相峙，繞鈕而置。以五枚圓座乳丁将主區劃分為五個區域，分别鑄以不同紋飾，如羽人戲龍，其長發飄飄；兩隻帶翼瑞獸向前奔跑，後面一獸伸頸回顧；兩隻翼虎昂首張口，相向而來；獨角翼獸與雙角翼獸隔鈕相對，扭頸回眸。外圍一周篆書體陽銘帶，共計二十一字，首字與末字之間，以三枚凸點紋相隔。環繞栉齒紋、鋸齒紋、變形鳥獸紋各一周，窄素緣。直徑18厘米、緣厚0.6厘米、鈕徑2.8厘米、鈕高2.4厘米。
▲廣西博物館藏東漢鎏金“中國大甯”四神博局鏡廣西博物館供圖
▲武漢博物館藏東漢“中國人民”五乳神獸鏡凡國棟供圖
三面漢鏡上的銘文
以上三面漢鏡上均有“中國”篆書體陽銘。其中，前兩面鏡銘内含“中國大甯”銘文，第三面則有“中國人民”的字樣。在鏡銘内容、字數多寡、字型風格等方面有所差異。
三面鏡銘錄文與釋義
我們先對三面銅鏡銘文進行錄文，再分析其鏡銘中的部分内容。
聖人之作鏡兮，取氣于五行。生于道康兮，鹹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國大甯，子孫益昌。黃常（裳）元吉，有紀剛（綱）。（國博鏡銘）
視容正己鏡為右，得氣五行有剛（綱）紀，法似于天終複始，中國大甯宜孫子。（廣西鏡銘）
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中國人民富，雲雨時節五谷熟。（武漢鏡銘）
銘文中的“聖人”，不僅是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而且也是古人對帝王的尊稱。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雲：“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光象日月，其質清剛”，意思是銅鏡之光如同日月，質地清純陽剛。來源于西漢昭明鏡銘文，其完整文例為：“内（納）清質以昭明，光煇（輝）象夫日月。心忽穆而願忠，然壅塞而不洩。”大多昭明鏡銘文減省字句，略有變化。1953年，河南洛陽郊區燒溝136A号西漢晚期墓出土的昭明連弧鏡，其銘文即為“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心忽不世（洩）”。
“中國大甯”一詞，或演化于《周易·乾卦》中的“萬國鹹甯”。《周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首出庶物，萬國鹹甯。”1975年至1980年，陝西西安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八件西漢晚期十二字篆書體陽文瓦當，銘文為：“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甯。”此銘文表達出與“中國大甯”相似的平安祥和的美好願望。
“黃常（裳）元吉”，源于《周易·坤卦》：“六五，黃裳元吉。”學者認為，在古人的認知中“黃裳”象征地位尊貴而又具有柔和謙下的美德，大為吉祥（餘敦康：《周易現代解讀》，中華書局，2016年）。《左傳·昭公十二年》則記載了“黃裳元吉”在曆史上占蔔、闡釋的一例，認為“黃裳元吉”卦象雖吉，事實卻未必如此：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将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阙也，筮雖吉，未也。”
國博鏡中的“紀綱”與廣西鏡中的“綱紀”含義相同。“紀綱”本義為網罟的綱繩，引申義為綱領、法度。先秦《五子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先秦詩卷一·歌上》，中華書局，2013年。）東漢崔瑗《座右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五六《銘》，中華書局，2005年]“綱紀”，是指法度、綱常。《漢書·禮樂志二》：至文帝時，賈誼以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國博鏡與廣西鏡鏡銘在内容上有一些相似之處，如“取氣于五行”“以視玉容”“中國大甯”“子孫益昌”“有紀剛（綱）”等。
武漢鏡上的“中國人民”銘文，曾經引起世人較大反響。1986年，在武漢市文物商店舉辦的“珍藏文物首屆展覽會”上，這面銅鏡在展出時就引人注目。有觀衆驚奇地問：兩千年前就有“中國人民”這個詞嗎？！也有人懷疑“民”這個字鑄錯了。不過後來經過專家反複研究，沒有發現疑點。
銘文中的“中國人民”一詞看似現代詞語，實際在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已經出現：“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裡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文中的“人民”，是指平民、百姓。
▲陝西西安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十二字銘文瓦當摘自《漢長安城武庫》，文物出版社。
“中國”鏡銘與秦漢大一統
最早發現于西周青銅器何尊上的“中國”銘文，本義是指國都洛邑，後泛指中原地區。1963年，當時的陝西省寶雞縣賈村原公社賈村大隊第二小隊社員在崖上取土時發現一件西周早期青銅尊；大約在1975年，對其内底除鏽時發現了一篇銘文，其中有“宅茲中或（國）”字樣。馬承源先生認為：這篇銘文中的“中國”，“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區，也就是伊、洛之間的洛邑”。
到了漢代，“中國”一詞的引申義已大大突破原有含義。例如，《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六月，武帝诏曰：“朕聞五帝不相複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徕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而《漢書·王莽傳上》則記載：“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币帛，重賂匈奴單于。”這兩條文獻資料中所說的“中國”，其意應該包括了當時漢代政府所管轄的地域範圍。
本文所記三面銅鏡上均有“中國”銘文，國博鏡與廣西鏡為考古發掘品，出土地點明确，分别為湖南長沙、廣西梧州。而武漢鏡為傳世品，出土時地不詳。但是武漢鏡屬于神獸鏡，東漢中晚期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區，由此推測三面銅鏡或均為南方所鑄，這也反映出兩漢時期中原北方地區文化對南方的影響。
上述三面銅鏡出自南方，另有一件帶有“中國”字樣的織錦護臂源于地處大西北的新疆。1995年，在新疆民豐縣尼雅1号墓地8号墓發掘出一件織錦護臂，上面的篆字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考察該墓的年代為東漢末至魏晉前涼時期，更準确地說，當在魏晉前涼時期，其來龍去脈以及文化内涵值得學者進一步探讨。
由此可見，秦漢以來“中國”大一統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在作為生活器具的銅鏡上也有所反映。正如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所言：“考古學的發現也充分說明了中國的統一肇始于秦完成于漢。最能代表漢文化的遺物是錢币、人們日常佩用的銅鏡和建築物上的瓦當。”
▲陝西寶雞出土何尊摘自王春法主編：《宅茲中國：寶雞出土青銅器與金文精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年
▲國博藏新莽一刀平五千國博供圖
三面漢鏡銘文書法的表現形式
三面漢鏡銘文書法的表現形式，可以說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其一，在布局上，因為三面漢鏡均為圓形，銘文布局随形就勢，均為圈帶式分布，呈順時針方向排列，銘文帶的位置略有不同，國博鏡銘文位于鏡背紋飾中的最外圈，銘文帶的空間較大，字數達到五十二字。廣西鏡銘文帶處于内外區之間的分界線上，其空間較小，僅鑄二十八字。其間以圓圈紋相隔，自然形成四句。武漢鏡銘文帶在主區紋飾與邊飾之間，字數較少，僅有二十一字,銘文易于安排，字距疏朗。上述三面漢鏡銘文分布井然有序，均衡勻稱，字間距疏密有緻，可知是當時經過精心設計的。
其二，在結體上，細察鏡銘的單字結構，國博鏡銘文結體一般較為方正。若有筆畫繁者，則結構縱長，如“氣”“道康”“質”等字；若筆畫簡者，則字形扁平，如“兮”字，展現出靈活多變的特點。廣西鏡銘字型結構大多略顯縱長，武漢鏡銘清峻飄逸。
其三，在用筆上，國博鏡銘大多筆畫平直，多用方筆，偶見圓筆，呈現出陽剛之美；廣西鏡銘筆畫均勻，圓轉溫婉，使用圓筆較多,起筆與收筆大多露鋒；武漢鏡銘筆畫則精緻纖細，收筆露鋒，盡顯陰柔之美。
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博局鏡的盛行及原因
在上述三面銅鏡中，有兩面為四神博局鏡。關于此類鏡子開始出現的時間，有必要作一探讨。
1959年，《洛陽燒溝漢墓》發掘報告整理者認為，四神博局鏡的最早出現或許在王莽之前，最盛期應是王莽時，其下限一直可能到東漢中葉。幾何紋博局鏡是從四神博局鏡演化而來的，它的年代應在王莽時或東漢初。
1996年，洛陽市車站公安分局宿舍樓267号新莽墓出土的西漢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四神博局鏡證明，西漢晚期已出現四神博局鏡。經筆者考證，這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紀年鏡。
上海博物館藏兩面博局鏡上之鑄銘，均記述了西漢晚期王莽營建辟雍、明堂一事。一面為四神博局鏡，銘文為：“新興辟雍建明堂，然于舉土列侯王，子孫複具治中央。”。另一面為幾何紋簡化博局鏡，銘文雲：“新興辟雄（雍）建明堂，然于舉土列侯王，将軍令尹民戶行，諸王萬舍在北方，樂未央。”曆史上的王莽建明堂、辟雍一事，在文獻中亦有反映。《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漢書·王莽傳》亦有類似記載：元始四年，“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結合文獻所記内容，推測上博藏兩面博局鏡的年代上限應是西漢平帝元始四年。明堂、辟雍均為西漢重要的禮制建築，位于陝西西安漢長安城遺址南郊。1956年，考古學者對西安大土門村北發現的西漢建築遺址做了大面積發掘，進而進一步了解了其建築布局及其結構。建築史家楊鴻勳先生認為，西漢的明堂與辟雍是一體的，是以稱其為“西漢明堂（辟雍）遺址”。如果将博局鏡拓本與明堂、辟雍複原平面圖相比較，就會發現，兩者的平面布局極其相似，均為外圓内方。
有學者認為，國博藏鎏金“中國大甯”四神博局鏡的鑄造年代應在西漢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之前，并将這一鏡銘與王太後的诏書進行比較和解讀。“看了這篇文字，就會使人聯想到平帝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後王氏在诏書中對王莽的贊頌。将兩者作一對比就會發現，其間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說明銅鏡的制作與诏書的形成是有聯系的。……這件銅鏡應是他争取‘九錫’而造輿論之作，但不是他這位‘聖人’手制，而是授意之作；時間應在元始五年五月之前的平帝時期。”（馬良民：《西漢鏡銘中的史影》，《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齊魯書社，2006年）
江蘇揚州漢墓出土一面“今名之紀”四神博局鏡，其鑄造年代上限應是在西漢孺子居攝二年（公元7年）。其鏡銘内容罕見：“今名之紀七言止，湅治（冶）銅華去惡宰（滓），鑄成錯刀天下喜，安漢保真世母（毋）有，長樂日進宜孫子。”“鑄成錯刀天下喜”，鏡銘中的“錯刀”是指西漢居攝二年王莽攝政之後鑄行的大面額金屬貨币一刀平五千。《漢書·王莽傳上》載：居攝二年，“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铢錢并行。”“安漢保真世母（毋）有”，“安漢”是指安漢公王莽。西漢元始元年正月，太後乃下诏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公，……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号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于令，傳之無窮。”根據文獻所記金錯刀的鑄行年代，可以推測出這面銅鏡鑄造的大緻年代。
國博收藏有一面新莽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瑞獸博局鏡，直徑16.1厘米。銘文雲：“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诏書數下大多恩。賈人事市，不躬啬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谷成敦（熟）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子孫。”銘文中也提到了西漢晚期營建的重要禮制建築辟雍。
上海博物館藏新莽始建國天鳳二年（公元15年）四神博局鏡，直徑16.6厘米。銘文為：“始建國天鳳二年作好鏡，常樂貴富莊君上，長保二親及妻子，為吏高遷位公卿，世世封傳于母（毋）窮。”
國博收藏一面新莽時期“新有善銅”四神博局鏡，直徑20.5厘米。主區紋飾之外有一周銘文帶，為四十九字篆書體陽銘：
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朱爵（雀）玄武順陰陽，子九治中央，刻婁（镂）博局去不羊（祥），家常大富宜君王。
1987年，有學者根據中國曆史博物館藏一幅銅鏡拓本上的銘文“刻婁博局去不羊（祥）”一句認為，以往稱為規矩鏡的銅鏡，應改名為“博局鏡”。文中說：“筆者最近整理中國曆史博物館舊藏銅鏡拓本時，發現一種新莽時期的‘四神規矩鏡’（共有兩紙），便是這種能夠證明以上諸同志論點的有力的證據。”未談到銅鏡實物藏于何處（周铮：《“規矩鏡”應改稱“博局鏡”》，《考古》1987年第12期）。筆者将上述銅鏡實物圖檔與周铮先生發表的拓本仔細比對，可以看出應該是同一面鏡子，二者大小相同，直徑均為20.5厘米；從銅鏡紋飾來看，無論是位于主區的博局紋、四神與禽獸組合形象，還是鏡緣上的雲氣紋，皆完全相同；另外，從四十九字的鏡銘來看，不僅整體布局一緻，而且單字銘文的結體、用筆均完全相同。由此，筆者認為，以往認為僅存鏡拓、實物下落不明的博局鏡，亦收藏于國博。
以上共列舉八面具有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典型特征的博局鏡，主要想說明，這一時期是博局鏡流行的鼎盛期，其中一些鏡銘記述了與王莽相關的名實。對于博局鏡盛行的現象，孔祥星等先生曾經提出這樣的疑問：“日用品銅鏡背面為什麼要用遊戲（器）具陸博上的格局呢？這就不好解釋了。應該說陸博與銅鏡上同時出現的規矩紋，恰好說明這種紋飾自有其意義，代表着當時流行的某種觀念，是以才會在人們日常生活中較多地表現出來。”（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文物出版社，1984年）那麼，“當時流行的某種觀念”究竟是什麼呢？根據學者研究，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王莽大力倡導西王母崇拜，而博局則成了西王母祭祀活動中的重要工具（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诠》，中華書局，1979年；唐宇：《新莽時期六博圖像探微》，《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第11期）。進而推斷，博局鏡是以得以在當時盛行。
小結
從1963年陝西寶雞發現西周青銅器何尊上的銘文“宅茲中國”，到本文重點記述三面漢鏡上的“中國”銘文，不同時代的古代先人們就是這樣運用不同方式，在不同載體上塑造着古人認知中共有的“中國”。
從文化意義上來說，古代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而當我們将目光由古代轉移到當代時，每個人心裡也都保有一個“中國”形象，有着一份植根于内心深處濃郁的“中國”情結。
作者/霍宏偉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