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寶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載道，恢弘萬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後，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見證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從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東西問”推出“鎮館之寶”系列策劃(一)，藉專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後故事。』
中新社長春1月13日電 題：如何從“三犧尊”窺見東西方酒器的殊途同歸？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副館長
酒，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在人類交往中發揮獨特作用。東西方酒文化源遠流長，相關研究浩如煙海，然而關于酒器的研究相對較少。實際上，酒器作為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同樣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收藏着一件中國商代的酒器——獸面紋牛首尊。從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窺見中國古代禮制的縮影和世界文明程序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犧尊”為何特别？
這件“獸面紋牛首尊”又名“三犧尊”，為商代的青銅器，是中國的國家一級文物。中國古代由青銅制成的“尊”，特指一種侈口、鼓腹、高圈足、形體較寬的盛酒器。此尊圓體造型，大敞口，鼓肩，圓弧腹，高圈足；頸部飾三周平行凸弦紋，肩、腹連接配接處等距離排列三個浮雕式牛首，每兩個牛首間各飾一幅以卷雲狀扉棱為中心的小獸面紋，肩部上下各飾一周圓圈紋以作橫向分隔；腹上部分飾一周夔龍紋，下部飾連體獸面紋，獸面圓睛突出，雙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飾兩周平行凸弦紋和三個大十字形镂孔，下部為三組尾巴上卷的小獸面紋。這件尊的紋飾特别繁複，主要以三隻牛首為主題布局紋飾，為商代晚期流行的風格。
▲三犧尊。受訪者供圖
商周時期，王公貴族在大型活動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銅器盛酒置于活動場所之中完成儀式，根據社會等級的高低采用對應的器具和規模，進而形成龐大而規制的禮制系統。《國語·魯語上》記載：“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左傳·莊公十年》(曹刿論戰)載：“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獻所載的“犧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現代意義的“犧牲”一詞也源于此，經衍生後多作動詞用，意為一種具有高尚意義的奉獻行為。正因如此，這件精美的青銅盛酒器也根據其獨具特色的三個牛首裝飾，被定名為“三犧尊”。
諸多酒器種類之中，不同時代流行不同的風格和樣式。這件“三犧尊”所呈現的造型和裝飾特征，充分展現了商代晚期的風格，具有斷代意義。青銅器紋飾既可作為判斷器物時代的依據，也折射出彼時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飾以獸形紋飾，很大程度上應是商人對神明忠誠的一種表達。
▲三犧尊局部。受訪者供圖
青銅尊作為商周時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種典型的禮器，在祭祀或宴飲中常常與青銅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為随葬品又常與青銅卣或方彜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禮》所記，尊有六種：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華美的就是犧尊。目睹“三犧尊”的細節，了解它的來曆，仿佛跟随殷商時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興盛的中國傳統禮制社會。
酒器如何産生？
從文明起源的視角回溯，史前的中國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發祥并壯大的。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證據充分表明，因農業日漸發達而産生的糧食貯藏現象已出現。溫濕度變化緻使糧食發酵後呈現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義為一種美味的飲品，于是釀制酒應運而生。
此後，飲酒時的味覺體驗和精神愉悅，使釀制酒逐漸成為夏商周時期部落首領和王公貴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時期，社會等級和階層已經固化，禮制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普遍标準，青銅酒器也成為祭祀、宴飲、戰争等重要事件的儀式表征。
中國曆代酒器以青銅器、漆器和瓷器聞名，大多成套出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時期的青銅酒器。除今天所見的“三犧尊”外，青銅酒器中煮酒器、飲酒器、貯酒器一應俱全，還出現了較為奇特的被稱為“兕觥”的角形飲酒器。
▲商代龍紋兕觥。張雲 攝
中國的青銅時代從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曆經夏、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代結束，青銅器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商周以後，酒文化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綿延至今。随着制酒業發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釀制酒之外，中國後來也出現了葡萄酒、蒸餾酒、啤酒等類别，造型和功能各異的酒器更是層出不窮，成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載體。
不僅中國酒器源遠流長，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頗有曆史可考。在西方，覆寫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臘地區率先繼承了古老的葡萄種植技術和釀酒工藝。與以農業為基礎的古代中國相比，該地不适于種植谷物，但獨特的氣候卻為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葡萄種植條件。由于古希臘文明超強的交流與影響力，葡萄酒文化逐漸傳播至歐洲内陸地區，進而成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對于古代中國的“三犧尊”和角形“兕觥”時代，古希臘同時期也出現了角形“來通杯”，從陶制、獸角制到金屬制，“來通杯”被長期沿用、廣泛傳播，從作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漸演變為宴飲葡萄酒的酒器。地處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圖特摩斯三世時期(約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現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後來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廣泛地用于盛酒。
東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動物形态支撐杯身造型的“來通杯”與中國的“兕觥”雖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國和西方的兩種傳統。
關于酒的源起，中國古史《戰國策》有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文獻中的儀狄成為酒的發明者，是為“人造”；希臘神話中則流傳酒神狄奧尼索斯擔任葡萄種植者的守護神一職，是為“神造”。
從東西方酒器的使用習俗來看，傳統的東方酒器更講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裝糧食酒，飲酒時關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屬性被淡化，社會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則追求透明，以便觀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質，注重喝什麼酒應用什麼酒具，甚至每一種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對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為強烈。
近現代以來，在工業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産的工業品大量湧入中國，這對中國酒器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玻璃制品越發受歡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斷向前演進和東西文化的互相影響，酒器制作工藝也不斷發展變化，進而形成了璀璨瑰麗的各類造型。
從這件商代“三犧尊”縱觀世界文明發展曆程，可以進一步了解，酒器不僅能反映風俗習慣，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會秩序、文化觀念、宗教信仰、審美情趣等意識領域的規律。随着文化交流與融合，東西方酒器也日漸趨同，是為殊途同歸。正是人類文明的多地起源與交流互鑒，才使我們能享受如此豐厚的物質文明成果，感受如此豐富的精神世界，并為建構互相包容、和諧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懈努力。(完)
受訪者簡介：
唐淼，1980年生人，現為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副院長、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項目咨詢專家。研究領域為先秦兩漢中國北方考古、文化遺産與博物館。發表論文20餘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劃博物館陳列展覽10餘項，編寫文物保護規劃、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技術文本10餘部，主持或參與科研類項目60餘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