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程耳：《無名》不難懂，想給觀衆看不可思議的表達

“觀衆是見多識廣的，觀衆是什麼都能夠了解的，不要總是覺得他們看不懂，總是去給他們看一些司空見慣的東西。我還是希望能夠讓大家耳目一新，讓觀衆在這個春節檔，看到他們見所未見、覺得不可思議、讓他們目瞪口呆的叙述以及表達”談到新片《無名》與觀衆之間的關系，導演程耳如是說道。

于大年初一上映的《無名》，通過對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奮鬥在上海的中國共産黨上司下的中共特科，在隐蔽戰線與各方勢力殊死較量過程的再現，表現了在走向勝利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黨的秘密戰線上那些無名英雄，他們不可取代的貢獻。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主旋律電影，《無名》在注重商業性的同時，也更加注重程耳個人的作者表達，用極具魅力的叙事方式與影像風格，帶給了觀衆在這個春節檔最别具一格的觀影體驗。

程耳是目前國内最受關注的年輕創作者之一，他的作品不多，上一部長片《羅曼蒂克消亡史》已經是7年前的作品，但他卻在影迷群體間備受贊譽，因為他的作品總是有着鮮明的個人烙印，可以将看似簡單的故事，講得妙趣橫生，觀衆看他的電影不僅僅是觀看者，更是解謎者，當掀開重重帷幕後才發現，原來故事遠比自己想象得更複雜。

從《犯罪分子》到《第三個人》，從《羅曼蒂克消亡史》再到這一部《無名》，程耳努力在創作上進行更多元的探索。包括此次與梁朝偉、王一博的合作，也激發了作為演員的他們更加令人驚豔的潛能。談到與王一博合作的感受，程耳贊歎地說道：“結果一定是超出預期的，确實非常驚喜，甚至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他特别提到了影片中的兩場重頭動作戲，都是由王一博完成，而且拍攝難度很大，“他的教養與品德，确實是帶給人很舒服的感覺，而這些也能夠幫助他更好地完成這個角色。”

Q&A

提問：之前看了你的采訪，你提到并不是很希望用懸疑或者諜戰這樣的标簽來定義《無名》這部電影，是以在做這部電影的時候，你一開始的創作理念是什麼樣子？預想它會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程耳：我覺得也談不上說我不希望，這種标簽都是在電影上映之後，觀衆或者是媒體去賦予，重新分類它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從我們寫劇本，包括我們的拍攝初衷，并沒有把它定位成一個諜戰片或者單一的事件。因為我了解的諜戰片，它是非常單一的事件，看主人公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給予這個故事一種時代感。是以我預期《無名》是一部史詩化的電影，關于那個年代，關于那一段曆史。當然這并不意味着我們的可看性會有任何降低，我們的視角更宏觀，當我們把距離拉開之後，是去描繪每一個人物在更廣闊的時間次元裡，他們命運的變化以及那種力量感，戲劇性其實是能夠凸顯的，而且是更加充分的。

提問：梁朝偉飾演的何主任，以及王一博飾演的葉秘書，這兩個人物特别複雜，他們當中有過很多掙紮、沖突的彷徨時刻，當然最後他們也做出了認為是對的決定。你在設計這兩個人物的時候有什麼樣的考量？

程耳：梁先生和一博飾演的角色，這兩個人物都是我們筆墨比較多的，他們各自代表了他們的出處、來路以及最終的歸宿。他們既有個人命運強烈的戲劇感，同時又有當我們将個人命運投射到曆史洪流中的一種不勝唏噓也好，一種宿命也好。總之我們在試圖平衡一種曆史感以及戲劇性，我們試圖在一個統一的次元或者語境之下，将這二者結合起來，使電影既便于思考，又便于觀賞。

提問：我們看到你之前的創作手記，感覺是一個很典型的完美主義者，甚至在創作上有一點點偏執。這個作品創作的時間很長，籌備的過程當中有沒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困難或者挑戰？又是如何克服的？

程耳：還好，我其實沒有那麼偏執，我挺好商量的。無論是在劇本的創作中，還是在現場，我還是有充分的靈活性。不過我會建立不可逾越的一道坎，在這個之上我會根據現場的情況，包括演員的情況，做出靈活的調整。我們拍攝還挺順利的，這種順利真的是基于每一位演員的專業度，以及我們非常專業的劇組。當然我們每天都會面臨一些困難，但是我們好像都能夠解決，因為我們确實提前做了很多功課，工作非常細緻和缜密。對于我來說，我在現場最大的困難無非是如何去跟演員交流，最後實作最準确的表達。其他的困難我們在拍攝前就已經解決了，比如說場景的問題，比如我們常常需要涉及下雨，這些都是好解決的。

提問：你剛才提到和演員的溝通，梁朝偉先生說你在片場的時候，你們之間不太交流，沒有那麼密集的溝通，是以你和梁先生有什麼獨特的溝通方式嗎？

程耳：因為梁先生是一個閱曆非常豐富的人，他剛剛到上海的時候，我們吃飯會讨論喜歡的電影，喜歡的書籍，他涉獵非常廣泛。梁先生自己的說法是，好像跟程耳拍戲不需要說那麼多話，其實就是溝通成本很低，大家隻是說一句完全不着邊際的話，卻都能夠心領神會，還是非常幸運能夠有這樣的一種交流方式，包括能夠請到梁先生來演繹這樣一個角色，最後實作的效果很出彩。

提問：有兩場戲我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兩場動作戲，第一場是王一博攻擊敵人一鏡到底，第二場就是他們梁先生和王一博兩個人從樓上打到樓下，我覺得這兩場戲都還挺難拍的，不知道實際拍攝時有沒有什麼難忘的事？大概拍了多少次？

程耳：對，這個會相對困難，因為它是武戲，包括你說的第一場，它不單單是一個長鏡頭，它同時是在室外，而且我們設定的它是下雨的環境。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正好碰到上海在刮台風，那個場景，包括整個雨景的設計，在台風天裡其實是有一定危險的，是以我們停就停了得有兩三次。還有體力的問題，無論是一博的體力還是武行兄弟的體力，因為是長鏡頭，對體力的透支是非常嚴重的，是以我覺得最多可能一個晚上能夠拍5條，有時候拍4條，大概拍了7個晚上，是以一共拍了30條左右，我用的是倒數第二條，一博确實很辛苦，因為他一攻擊手背突出的部分都會破裂，隻要打一條馬上就破了，血就流出來。可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作，他很認真地完成了，沒有任何怨言。

提問：梁先生和王一博的那場打戲又拍了多久？那個應該很複雜。

程耳：對，那個就更複雜了，大概他們訓練了一個禮拜。我們用軟的材質，其實就是泡沫箱以及紙箱，按照他們最終要去打的環境，在棚裡搭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環境，大小結構都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大概訓練了得有一個禮拜，拍攝大概拍了9天，也是非常辛苦。

提問：這兩天在很多場合，你都對王一博的評價給予了高度的認可，你也說他是《無名》第一個确定的演員，這次與他合作有什麼樣的感受？

程耳：結果一定是超出預期的，确實非常驚喜，甚至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一博我們經常一天拍他，甚至最長的一次連續拍了40多個小時，但他仍然保持着謙遜的态度、禮貌的習慣，他的教養與品德，确實是帶給人很舒服的感覺，而這些也能夠幫助他更好地完成這個角色。

提問：其實這部電影我們除了想看演員的表演，還想看到程耳本人的作者表達，不管你是在做一部商業片也好，還是在做一部文藝片也罷，你一直都有程耳自己在影像風格、叙事節奏上的堅持。你覺得這個堅持的信心來源是什麼？

程耳：我覺得創作者和觀衆之間的關系，觀衆一定能感受到。電影是特别樸素的語言，人人都能看懂，我不認為它有多麼難解讀。将時間線打亂可能是我叙事的基礎和前提，我也沒有想過換一個叙述的方式。具體到《無名》來說，它肯定比《羅曼蒂克消亡史》要更加易讀，因為整體上它完全是渾然一體的，它所有前面的“扣子”在後面都有了呼應，這些呼應也好，結構上的處理也好，不涉及到讀解，隻是為了給觀衆更多的快感：原來這隻柴犬的下落是這樣的，原來日本兵的下場是那樣的，或者說他們之間是這樣的一個人物關系，包括這麼局促不安、這麼可笑的一個人，原來是那樣了不起的身份。我覺得每一個人物的處理，都還是力圖讓大家有意外的感覺。我們不要順拐地去訴說一個故事，因為觀衆是見多識廣的，觀衆是什麼都能夠了解的，不要總是覺得他們看不懂，總是去給他們看一些司空見慣的東西。我還是希望能夠讓大家耳目一新，讓觀衆在這個春節檔，看到他們見所未見、覺得不可思議、讓他們目瞪口呆的叙述以及表達，這一直是我們的初衷，我也相信觀衆會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