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謝詠梅 | 伏流與記憶：長城東緣木華黎後裔傳說與記憶

原文題目：《曆史伏流與傳統記憶——圍繞長城東部邊緣地帶木華黎後裔傳說與記憶》

謝詠梅

曆史學博士。内蒙古師範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少數民族史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師範大學東北亞民族曆史文化研究院常務院長。主要從事元史、中國民族史、内蒙古區域社會史等研究。

摘 要：在中國北部長城邊緣地帶，數百年來流傳着有關成吉思汗伴當，大蒙古國左手萬戶、國王木華黎的故事，這些故事從木華黎父子輾轉征戰的蒙古高原南部，中原北部邊緣地帶一直到千裡之遙的木華黎後裔曾駐牧生存過的遼河流域被不斷傳頌着，使曆史隔着時空又一次對接。在歲月長河中，曆史事實被自覺地記錄書寫之外，還以口述、傳說等方式被記憶并流傳。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記憶不斷被修飾或重建立構，與曆史本來面目越來越遠。但仔細研究，已然可以尋得曆史蹤迹，流傳脈絡，值得去做曆史人類學的探索。

關鍵詞：曆史伏流；傳統記憶；長城；木華黎；重構

序 言

一直以來，長城沿線地區是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國本土定居農耕民族之間沖突與交融的前沿地帶。兩種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産生不間斷的交合與激烈碰撞的這一區域特征，同時也造成了居住在沿線地帶各民族集體記憶的不斷演變，甚至造成各自傳統記憶和對互相關系認識的不穩定性。這種集體記憶的不穩定性直接反映在這些群體對各自“傳統”的認識之不斷演變，造成相關民族之間集體記憶的互相交錯，導緻各自“傳統記憶”變得錯綜複雜、撲朔迷離。

有趣的是，這種不同民族之間圍繞“傳統記憶”的交錯往往是跨越了長城政治大一統時代的遺産。換言之，長期處于劇烈變動的長城沿線地區各民族與相關群體的“傳統”，與其各自的“本土”群體對“傳統”的記憶相比更加變化多端或頗具更新性。大蒙古國時期經略當今中國華北地區，元朝建立後移牧遼東、遼西的木華黎子孫對自己祖先的記憶即具有濃厚的更新性和交錯性。本文基于對生活在長城東部邊緣地帶木華黎子孫的田野調查，探讨這些自稱木華黎後裔的群體對自己傳統記憶所擁有的曆史學意義。

長城東部邊緣地帶大緻包括喀喇沁•土默特(Qaračin Tümed)地區。本文所指的“喀喇沁•土默特”地區大體指清代位于内蒙古六盟最南端的卓索圖盟(Jusutu-yin čiγulγan)。清代卓索圖盟由喀喇沁左、右翼旗、喀喇沁中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五個蒙旗構成。今除喀喇沁右翼旗的一部分（喀喇沁旗），喀喇沁中旗的一部分（甯城縣）仍屬于内蒙古自治區以外，其餘大部分已歸遼甯和河北省所轄。這些地區沿着長城北端與柳條邊西北側分布，位于外藩蒙古畜牧世界與中原農耕世界之交錯地帶，屬于邊緣地帶，也是最早接受農耕文化的蒙古地區。

清代卓索圖盟的土默特左旗與喀喇沁左右中三旗的統治貴族是成吉思汗家族老奴隸(Ötögü boγol)出身的兀良哈部者勒蔑(Jelm-e)後代，即後來的黃金家族塔布囊（女婿），是外藩蒙古蒙旗當中唯獨非黃金家族直系統治的特殊政治空間。機緣巧合，同樣是成吉思汗家族老奴隸出身的劄剌亦兒部木華黎家族作為元朝左翼蒙古軍團首領，元初移牧遼西，直至明初駐牧遼東地區，留有豐厚的曆史遺産。者勒蔑所屬兀良哈部落與木華黎所屬劄剌亦兒部落是蒙元時期與成吉思汗家族最為親密的兩大蒙古部落集團，老奴隸出身的者勒蔑與木華黎則分别作為成吉思汗内、外大臣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

這種非成吉思汗直系統治的特殊政治土壤，加之從清代早期就開始接受大量的内地移民，加速農耕化之因素，導緻成吉思汗家族權威的削弱和各種非主流群體的擡頭，區域秩序被重新确立。其中土默特左旗（今遼甯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海勒圖惕家族即為其一。木華黎子孫在該地區的鮮明存在與這種特殊的曆史與政治環境不無關系。

自稱木華黎後裔的群體主要是由土默特左旗（即今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境内的李姓蒙古人、原籍喀喇沁三旗境内的金姓蒙古人等構成。他們傳說出身于劄剌亦兒部或源自木華黎家族，并有着較為獨特的祖先傳說與曆史記憶。這些傳說和曆史記憶因時代湮遠，變得支離破碎，卻又在不同時期，各種背景下，沿着曆史的伏流，被重建立構，層累地疊加着。

一、木華黎後裔群體的事例調查

近年，筆者在喀喇沁•土默特地區以及其近鄰的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地區對自稱劄剌亦兒人或木華黎子孫的群體作了田野調查。本文通過列舉其中頗具代表性的“阜新李姓”和“阿魯科爾沁旗金姓”“敖漢旗季姓”三個群體，探讨這些自稱劄剌亦兒人或木華黎子孫的群體對祖先記憶的來龍去脈。

（一）“阜新李姓”蒙古人

今遼甯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有一部分李姓蒙古人自稱木華黎後裔。在《蒙郭勒津姓氏及村名考》一書中的“毛郝黎（紮黎爾）（李）”條下記：

本氏族人稱：他們是毛郝黎的後代……本姓氏人取用漢式姓時，因“毛郝黎”和“紮黎爾”中都有“li”音，是以取漢字的近似音“李”為姓。他們現居佛寺鄉套斯胡音艾裡（牛心屯）、諾顔各巴勒嘎斯（王府鎮）巴日嘎斯套海（南新邱）、沙日烏斯（沙拉）鄉朝代音艾裡（朝代營子），牟新市郊區查幹哈達（長哈達）等部落。

今李氏蒙古人主要居住在該縣朝代營子、牛心屯、查幹哈達等６個村屯。據說李氏當時在查幹哈達有左中右三戶，中戶絕嗣，左戶主要在朝代營子，有十幾戶，查幹哈達還有七八戶。１９５８年困難時期部分遷到内蒙古自治區的烏珠穆沁地區和科爾沁地區。

１９８９年從大固本鄉毛敦艾裡村李淑堂家得到更新于光緒九年（１８８３）的《李氏宗祖》，是在一尺半寬二尺長藍布上粘的刷槳紙上畫有佛龛狀，以漢文書寫的捆卷式家譜，題為“李氏宗祖”。始祖李儉，随後兩代多為喇嘛，共列有八世祖先。是于“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天福立碑”，一側寫有：“原籍山東鎮定府嶺陽縣大柳樹莊居自大清康熙年間出口移居建邑東。”另一側寫着：“大城子自古至今以按族律遵法律如不遵先法以按法律定究打死無論不準官究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有關這一點朝代營子(Čootai-in ayil)年逾耄耋的陶格敦紮布老人也說：

木華黎曾率領２０萬軍攻打關裡，征服山東、山西。木華黎後裔留在山東，後來有個叫李儉的人逃出來，奔着帶孫答日傑的子孫來到這裡。清代還專門從山東嶺陽縣取來我們的身份證據，我們祖先來這裡時是查幹哈達的第一個喇嘛。現在已經分不清誰是木華黎，誰是帶孫答曰傑的後裔了。

阜新李姓蒙古人的另一支牛心屯(Tosqu-yin ayil)的李氏老人則說：

傳說我們李家是第一個挑着擔子來此居住的，是從山東濟南挑着擔子來的。過去這裡一度叫李姓屯。據說我們以前是漢人，來這裡變成蒙古人了。文革期間家譜被毀。現在東、西兩個村有八九戶李氏蒙古人。

通過上述老人們的口述資料與家譜記載可以推斷，阜新一帶的李姓蒙古人，應是在康熙年間移住于此的元代留居山東的木華黎後裔。據史料記載，木華黎子孛魯時曾食邑山東東平，木華黎與其弟帶孫後裔多留駐于此，今山東平陰縣東阿鎮小河口村北有立于至正二年（１３４２）的“東平郡桓肅公祠堂碑”，正是木華黎弟帶孫世孫忽裡忽都之碑。正因如此，木華黎追封魯國王。

帶孫後裔則多掌控東平路，任達魯花赤，受封東平王，一直生息繁衍于山東，并逐漸浸潤漢文化。據傳說，帶孫部分後人可能清代之前就先來到關外，木華黎後裔則在康熙年間投奔他們而來。生息于關内的木華黎兄弟後裔已經漢化，待他們再度随着大批漢人移民潮流飄落到蒙古地區時，在内地已經實作了漢化過程的一些人對祖先的記憶已是模糊不清，自認為是漢人，實際上是重新回歸到了蒙古世界。或至少可以說，他們移民到蒙旗後逐漸恢複了各自的“蒙古性”。

據阜新地區李姓蒙古人講，傳說，木華黎與成吉思汗相識後淪為成吉思汗的家奴。入清以後，木華黎後裔身為達爾扈特，不需要納貢服役，當時常常由西日塔拉（也叫做Qoničin qoroγ-a，漢名長營子）供奉成吉思汗或蘇力德的人們前來征收祭祀品，從李姓族人每戶收取一兩錢，唯李姓方有此義務。後來被塔布囊狀告，認為他們曾是奴隸，依然要對新的統治者稱臣納貢。是以道光年間開始對皇帝納貢，每年繳納２斤棉花、１０斤酒和１０斤油。從這些傳說或可窺知，李姓蒙古人與祭祀于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或蘇力德達爾扈特似乎曾有着某種聯系，他們甚至可能也和蘇力德達爾扈特一樣履行着相同的傳統義務，直至光緒年間才有所改變。

（二）“阿魯科爾沁旗金姓”蒙古人

在内蒙古自治區原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旗有一“金”姓家族，他們來自喀喇沁•土默特地區，并有清晰的始祖傳說，認為該姓來自劄剌亦兒部Altačin altan γadasu —支，簡化漢姓為“金”。族人雖未提及他們是否木華黎後裔，但傳說其來自劄剌亦兒部，且代代傳說祖先來自“口裡”，起初是從口裡遷移到了東土默特地區生活。當時在阜新的祖先是個大力士，有一次打獵時從野獸嘴裡救出了王公諾顔，卻被誤解而貶谪，一氣之下來到喀喇泌中旗，住在鄰近遼甯地區的瑪（瑪哈巴拉）公旗的五化十家（Ongqor-un aru engger），并投奔了海山，成為其屬下一名軍官。在喀喇沁•土默特地區時金姓是個大家族，說起“黑大門”“黑轎子”，方圓數裡無人不曉。

但因為祖先嗜酒，在押解“金丹道”暴徒時不慎讓犯人逃脫，進而受到牽連，離開甯城，兄弟二人分别奔走喀喇沁左右二旗。從此家道中落，曆經翁牛特、巴林等旗，通過賣苦力，充當耪青艱難度日。“金”姓蒙古人的傳說可以追溯更久遠，對遷徙至口裡之前的先世史以生動的神話故事予以诠釋：據說“最初的祖先有七兄弟，生活在呼倫貝爾的‘腰永西’（Yooyangši）這一地方，勤奮努力，後來七仙女下凡成為他們的羊群，每人分得一隻。有一天，因不堪饑餓，大家合議着将幼弟的羊宰食掉。餘下的仙女見勢不妙，便現了原形，嫁給了六兄弟。最小仙女的靈魂飛到了口裡，成了家，最後通過燕子聯絡到了姐姐們，并攜家眷得以團聚”。

雖然這是個美麗的傳說，但似乎也在透露，這一家族的分支從北方輾轉到漢地再回歸蒙古原鄉的遷徙路線，并且該傳說本身也包含很多猶如“七仙女”等漢族神話傳說的特色。

此外，位于赤峰市敖漢旗旗府西南的長勝鎮牛力臯村有個叫枳針林子的自然村，是該村第三組，俗稱北營子。牛力臯，是蒙古語“Narin γoo”的音寫，意為細長的山溝，因為這裡的溝長達３０裡。枳針林，有人說是指山楂樹，而在老季家的家族傳說裡則認為這是季家林子的音轉，顧名思義，是因為最初老季家蒙古人生活于此，以姓命名，是以在這裡季姓蒙古人就是“占山戶”。季姓傳說父親的血統是劄剌亦兒木華黎後裔，取劄剌亦兒之首字母為“季（jì)姓，視木華黎為祖。

在１９世紀末，季姓蒙古人是敖漢旗大戶，可與敖漢王府相當，被訪者季氏祖父據說是十戶長，負責王爺的稅收，也和王爺姻娅相連，後山上還有炮台，家境殷實，光是季家墳地就有百餘座墳頭，規模龐大，年代久遠。清明或祭祀時後人都要去，繞三圈，填土回來，漢人敬而遠之。過去這裡除了季家，還有宮家，也是蒙古人，後來遷到了敖漢旗黑烏蘇（Oroi-yin süm-e）。據說“金丹道暴動”時一些蒙古人逃到溝裡，幸免于難，并一直生活在這裡，季家便是其一。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前枳針林子有１００多戶人家，蒙古人隻有十幾戶，漢人居多，後期宮家遷走。

１９６１年“三年困難時期”部分季姓成員也遷到了阿魯科爾沁等北部蒙旗，也有一些族人從季家林子分出去在夏廟和羊羔廟居住，這裡的蒙古人更為稀少。現北營子６０戶裡，隻有老季家的６戶蒙古人“堅守在這裡”，南面的枳針林子自然村則均為漢人。如今，在阿魯科爾沁旗季家族人已發展到４０到５０人，據說季與趙姓同源。

敖漢旗的這些自認為是木華黎後裔的群體對更久遠的曆史沒有傳說和記憶。但，蒙文史料透露，元末駐牧遼東、遼西的木華黎家族沒落後，明清時期大批的兀魯兀人合并于敖漢與奈曼部中，甚至蒙文文獻中往往将劄剌亦兒與兀魯兀、兀良哈等部落相混淆。這些淵源關系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二、木華黎後裔的傳統祭祀習俗

為了分析這些生活在長城東部邊緣地帶自稱木華黎子孫的蒙古人群體對祖先的記憶，需要通過探讨這些群體的祭祀與習俗，分析其傳統記憶所擁有的意義。通過這些分析，或許能夠探索出與長城西部邊緣地帶，即陝北一鄂爾多斯地區有關木華黎記憶的關聯性。

（一）蘇力德神祭祀

據李姓蒙古老人講，這一群體直到近現代一直保持着供奉和祭拜蘇力德神（Šülde borqan）的習俗，每逢大年初二祭拜蘇力德。其時，供奉豬或羊肩胛骨，李姓每戶均要祭拜，還要延請喇嘛品嘗蘇力德茶，喇嘛要挨家挨戶念經。所供奉蘇力德神之畫像為長胡子、白臉、騎馬、身着盔甲，手持銀矛的将軍，銀矛兩側各有四個小矛，即九斿旗。蘇力德神周圍五畜遍野。這一習俗隻有李姓蒙古人獨有，祭拜蘇力德的同時還要招福。

從該蘇力德神騎馬持矛的形象觀之，似手持黑纛或白纛的将軍，但從描述其為白臉、白胡子來看，又與漢道地教之土地爺的形象混淆或嫁接，這一混合信仰在農耕化蒙古地區極為普遍。

有趣的是，在相隔數千裡的長城西部邊緣地帶的陝西榆林一鄂爾多斯烏審旗地區數百年來流傳着金肯蘇力德祭祀。相傳金肯巴特爾隐喻木華黎，金肯蘇力德則是木華黎之纛，由烏審旗畏吾兒津部世代守護。據《黃金史》和清末檔案記載，木華黎後裔曾留駐鄂爾多斯，這或許成為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傳說中的金肯巴特爾被人格化為木華黎的依據。

巧合的是，在數千裡外的長城東部邊緣地帶，自認為木華黎後裔群體也在傳說着發生于長城西部地帶的祖先故事，并在尹湛納希著《青史演義》這一既是鄉土文學作品又是近代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曆史長篇小說中固定化。清代，供奉成吉思汗或蘇力德的人們常由西日塔拉（也叫做Qoniqin qoroγ-a，漢名長營子）前來土默特左旗征收祭祀品，并從李姓族人每戶收取一兩錢。從當時隻有李姓方有此項義務來看，他們确實與成吉思汗或蘇力德有着某種傳統關聯。

（二）祭天祭火等習俗

此外，李姓蒙古人在臘月二十三的小年祭火時，和周邊蒙古人有所不同。他們不用漢式竈，而是用蒙古傳統的鼎（Tulγ-a）來祭火，裡面投擲黃油、水果，并請喇嘛來念經。常年維持這些祭祀習慣在已農耕化了的蒙古人農耕村落地區實屬不易。文革期間破四舊，牛鬼蛇神統統被破壞，從此不再祭拜。“

金”姓蒙古人有着自己獨特的習俗。即正月初一天亮之前全體家族男性成員聚集院内，點燃千盞佛燈祭天，不請喇嘛，禁止婦女參與，延續至今。這種獨有的習俗與周邊蒙古人截然不同。此外，初八要祭北鬥星，各家族每年輪流祭祀。季家蒙古人也有類似傳統。即初一淩晨四五點在院子裡或麥場上全體聚集在一起祭天，有一套繁瑣的程式，各自拿着闆凳桌椅，焚紙放炮，好不熱鬧。也要祭火，每逢４月１８日的廟會，還要祭樹。

（三）祭祀土地爺（Čaγan ebügen）

如上所述，李姓蒙古人所供奉的蘇力德神的形象已經兼備了蒙古将軍與道教土地爺的形象。此外，金姓蒙古人傳說也祭祀Čaγan ebügen（根據描述類似道教的土地神一土地爺，也叫南極斯），他們将Čaγan ebügen繪于畫布上，折疊收藏，是以也叫Ebkemel burqan（折疊佛），嚴禁外人看。

三、木華黎後裔曆史記憶與傳統的重構

（一）始祖傳說中有關蒙元帝國遺産與闖關東記憶的交錯

根據阜新地區李姓蒙古人群體的記憶遺存，發現同姓群體内對自身始祖傳說發生了明顯的差異。農民出身的李氏老人憑着家族記憶遺存，認為自己祖上“是從山東濟南挑着擔子來的……據說我們以前是漢人，來這裡變成蒙古人了”。顯然，自元代遺留山東數百年，浸潤于漢文化已久的蒙元後裔，跟随自１８世紀以來的山東、河北等地災民闖關東潮流，湧人東北地區時已經無法将自己與周圍的漢人移民清晰差別開來。

源自同一血統的喇嘛醫出身的陶格敦紮布老人則根據遼河流域沉澱的木華黎昆弟史迹重新構拟并诠釋着李姓家族曆史脈絡，并以“七百多年前木華黎兄弟在這一帶作戰、生息繁衍至今，不曾離開”來強調李氏家族與遼東地區的淵源關系，标榜自己是道地的蒙元文化遺産的直接繼承者，進而故意遺忘木華黎兄弟二人受封中原漢地，其部分子孫後裔在漢文化社會背景下的文化與民族認同的變異。衆所周知，大蒙古國時期，劄剌亦兒部木華黎受封左手萬戶，當成吉思汗諸弟及弘吉剌等親族諸部分封之前的數年間，東蒙古之地，均在木華黎統治之下。１２１４年木華黎率軍攻打遼東、遼西，被當地人視為“國王”。忽必烈即位後為了鞏固對遼東地區的統治，削弱東道諸王的勢力，建立遼陽行省，并将以劄剌亦兒部為首的左翼蒙古軍團之五投下部分部落移牧遼陽，木華黎家族開府遼陽。

遼陽行省在東道諸王領地上，是元代行省中的特例。起初劄剌亦兒部駐牧遼西錦州一帶，元中後期數十年間，劄剌亦兒部勢力又逐漸向遼東推進，至正年間，木華黎後裔也先不花不僅官拜太尉，任遼陽行省左丞相，還承襲“國王”之封。迄元末，仍有木華黎世孫納哈出擁兵數十萬據金山與明廷抗衡。直至今日，在錦州義縣有葛王村，正是《清太宗實錄》與楊同桂《沈故》和《奉天通志》等史料所記載的“國王碑”或“葛王碑”之地。葛王碑即“國王碑”的不同音讀，其位于錦州境内，即元代遼陽省轄區。碑系元勳臣木華黎之裔國王乃蠻台追封其父忽速忽兒所建。

這些史料記載和當代遺存都在說明着遼東、遼西一帶，在北部諸王兀魯思和普通千戶之外，有一種特殊勢力的存在，即以老奴隸部落劄剌亦兒為核心的功臣集團。這一帶無疑曾是木華黎家族勢力滲透地區，影響至深，也是當地重要的蒙元曆史文化遺産。

然而，《李氏宗祖》中“原籍山東鎮定府嶺陽縣大柳樹柳樹莊居自大清康熙年間出口移居建邑東”的記載卻透露着李姓家族更為清晰明确的脈絡。陶格敦紮布老人也并不避諱地談及其先世移民史，但強調一點：“木華黎後裔留在山東，後來有個叫李儉的人逃出來，奔着帶孫答日傑的子孫來到裡。”也就是說在木華黎後裔遷徙長城以北之前，其弟帶孫後裔已在此生息繁衍。

木華黎弟帶孫郡王在《元史》中無傳，相對于木華黎，其史料記載稀疏。帶孫及其後裔事迹在《元史•木華黎傳》和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二七《木華黎一帶孫傳》以及《至正集•紮剌爾公祠堂記》等史料中窺得一斑。帶孫從兄轉戰河北、山東等地，後被封為山東東阿郡王，其子孫受命擔任東平達魯花赤或總管。可見木華黎兄弟均受封山東，并有一些支系留住此地，木華黎父子被追封“魯國王”，概源于此。

也就是說，木華黎兄弟雖然曾轉戰遼東、遼西，或駐牧于此，但其家族一些支系則留駐中原山東一帶。經過漫長的明代北伐戰争至清初的重新調整蒙古各部遊牧地過程中，遼河流域的木華黎家族巋然不動，顯然不合乎常理。而且史料記載，元末明初，木華黎後裔納哈出聚衆居金山，孤守大學營。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納哈出被迫攜所部２０萬歸降明朝内附，五投下部衆多數應該随之内遷或留居原地被重組。喀喇沁地區劄剌亦兒部另一支脈金姓家族有關天女下凡并飛到口裡生活以及與口外姐妹團聚等傳奇故事也似乎有将先世史嵌人中原神話故事的言說架構内的傾向。而李姓與金姓的傳說故事和家譜恰恰說明了始于清中葉的遼河流域社會重構過程中，山東一帶已漢化了的蒙元後裔的北移并介人這一激烈的社會變革當中的史實。

（二）攀附名門望族與構拟家族曆史

攀附名門望族或地方統治階層，或假托一些古老傳說重新構拟家族曆史，是大多數家族尋根問祖時通常采取的方式。将先世史與區域名門望族或鄉賢挂鈎，并在這一架構内重新構拟祖先傳說故事并不罕見。

清代喀喇沁•土默特地區除了土默特右旗與歸化城土默特同祖，劄薩克為黃金家族達延汗後裔外，其餘諸旗統治貴族均為黃金家族驸馬塔布囊。塔布囊（Tabunong）詞，意為王子家女婿或官家女婿，可能源自元代五諸侯、五王，即五投下。相傳他們出身于黃金家族老奴隸兀良哈部落，是為成吉思汗名将者勒蔑後裔。

今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蒙郭勒津之海氏群體中就有攀附地區名望之傳說故事。海氏，蒙古海勒圖惕氏（Qyiladud）簡稱，是清末民初喀喇沁•土默特地區新興望族。傳說來自“庫庫和屯歸化城”，為海虎将軍後裔，這一說法在有關海氏各種來源傳說當中占有絕對優勢。但仍有部分人認為海氏來自木華黎的姓氏，木華黎淪為成吉思汗祖先海都家奴後随海姓。雖說有元一代，木華黎家族作為元勳世臣，被文人墨客譽美為“親連天家”或“賜以國人之氏族”，但木華黎出自劄剌亦兒部劄惕分支，這在《史集》中明确記載，史乘中并無海氏之說。這一構拟有很強烈的傾向，即在區域社會結構重新調整過程中将喀喇沁•土默特地區新興家族嫁接于該地區古老的名門望族一國王木華黎家族，進而增強海氏在區域集團競争中的正統性和優勢。

敖漢旗境内季家來龍去脈似乎也有相似性。自内蒙古南部敖漢地區北徙至蒙古遊牧世界，并有一定文化底蘊的季家後裔為我們講述了其家族曾在敖漢地區的輝煌曆史，并強調自己祖先是木華黎，“季”姓源自“劄剌亦兒”一詞第一個字母諧音，老家所在地“枳針林”即為“季家林子”之意。然而當我們沿着這些線索尋訪敖漢旗山溝裡的季家後裔時，發現他們或已漢化或對先世史毫無知曉，更不知木華黎為何人。一些仍操着蒙古語的季姓族人則告訴我們“枳針林”是當地蒙古語中的山楂樹之意，因這個地方盛産山楂而得名。雖然很多線索無法進一步得以求證，但不得不令人懷疑，回歸遊牧世界的季姓蒙古人沿着一些曆史伏流，重新建構着傳統的可能性。

19世紀末由東土默特人尹湛納希所撰，廣泛流傳于長城東部邊緣地帶的《青史演義》似乎更是成為周邊諸多蒙古後裔将自己的根源性傳說與木華黎牢牢聯系起來的依據。尹湛納希在續寫《青史演義》時曾說自己參考了十部有關元史史書，并反複強調《青史演義》是根據先父所藏蒙古大元朝各種各樣的史書典籍撰寫而成的“元朝的正史”，隻為生存在東部邊緣地帶，熟谙漢文化，卻對于“本民族蒙古人的曆史一竅不通”的“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曆史”而做。為此作者四處走訪老人、查閱核實注釋，嘔心瀝血。細讀《青史演義》，書寫形式多沿用當時盛行于喀喇沁•土默特地區的蒙古語說唱藝術一烏力格爾之模式，借鑒《三國演義》的叙事風格，内容上雖然在要目中反複強調是“元朝正史”，卻往往以講故事為主，尤以成吉思汗大将木華黎昆弟、父子故事為重頭戲，着墨頗多。

尹湛納希為何會緊緊圍繞着木華黎家族，并将木華黎視為吉囊而大寫特寫呢？《青史演義》裡描寫木華黎與成吉思汗之間的關系為“一代君臣一向患難與共”，可謂如魚得水，親密無間。成吉思汗西征時對木華黎思念甚切，常常因而落淚。後聽聞木華黎噩耗，痛不欲生，以“我失半臂，國失壁”來形容失去愛将的惋惜之情，此番描述《青史演義》中比比皆是。即使木華黎死後帶孫和孛魯叔侄作戰過程等内容也被尹湛納希大加描繪，占全書很大比重。而對其他将領的描述卻頗多吝惜筆墨。

其實在《元史》中既無帶孫傳，其他史書裡也很少提及帶孫或孛魯的這些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帶孫之名隻在漢籍中查得，不明原義。《青史演義》和民間傳說中則将帶孫與木華黎孫塔思之名完整稱之為Daisundarjai､Tas toγus，從這些細節正是可以窺得喀喇沁•土默特地區有着豐富的木華黎家族遺産，而且同樣出自黃金家族老奴隸的兀良哈部者勒蔑家族自清代以來作為這一區域的統治貴族，與木華黎家族有着頗多共性。者勒蔑身為木華黎副将，與木華黎一同執掌成吉思汗内外大政，世為元勳世臣，将兩者的曆史嫁接、承襲，并以此來彰顯其在區域社會當中的身份地位不足為奇。

據李姓蒙古人傳說：窩闊台時期，木華黎子孛魯曾率軍攻打陝西鳳翔府，得其先父木華黎的暗中相助方赢得戰争，孛魯跪地謝恩。窩闊台聽聞此事，令于祥雲山建一座廟，供奉三位大将，其中間供奉的即為木華黎。這些傳說與《青史演義》中的記載大同小異。《青史演義》中寫道：木華黎子孛魯在攻打鳳翔府時，忽聞一聲雷鳴，衆人即見木華黎身着金甲，頭戴金盔，手揮大刀，砍倒城上守兵，令金兵魂飛魄散。孛魯見其父身影，嚎啕大哭，頓首祈禱，将先父遺像供于鳳翔府大殿。

後來蒙古軍大破鳳翔、洛陽、河中府等地，依舊傳令，嚴禁殺害百姓，是以各處百姓商議，修一廟堂供奉孛魯等人畫像。孛魯聞後即道：“先父亡于此處，若汝等修廟，可于鳳翔北山修一廟堂，祭我先父之靈。”衆百姓大喜，便于鳳翔以北祥雲山上修一大廟，将蒙古太師木華黎供奉于此，其左右兩側，立下石天應、李全二人銅像。可以推測，李姓蒙古人通過自清末流傳于民間的《青史演義》中的故事，将祖先木華黎神化，進而強化着對先人和蒙元帝國的記憶。其中不乏相距數千裡的中國西北部邊緣地帶木華黎父子征戰的故事以及西部邊緣地帶漢人為木華黎建造敖包廟宇的傳說。

或許還可以反過來設想，《青史演義》當中，這些将木華黎神化了的民間記憶被廣泛采用且被系統化，固定化。尹湛納希出生于遼甯朝陽，該地毗鄰阜新縣，當時分别為土默特左右兩旗。道光年間其父旺親巴垃執筆撰寫《大元盛世青史演義》，後因出征亡故暫時擱淺，由尹湛納希繼續完成。該書寫作過程漫長，尹湛納希曾說自己為解決史料中的疑惑四處求知，探訪民間。适時或許聽聞土默特左旗一帶木華黎後裔講述的祖先傳說故事，揉人書中，也未可知。《青史演義》格外突出描寫木華黎，甚至将其喻為賽過諸葛亮的“文武雙全”的謀臣，對其家族成員也記載頗詳等特點令人生疑。這一經典作品反過來在後來的漫長歲月裡引導着周邊地區的蒙古人沿着其中的線索将自己與木華黎以及蒙元帝國牢牢連接配接起來。

結 語

分布在長城沿線的圍繞木華黎為祖先的傳說可以說是蒙元帝國統治中國一個多世紀所留下的最為典型的精神痕迹。地緣上，它緊緊圍繞着中原與北方世界的分界線一長城沿線，傳承這些傳說的大多數人群是在經曆了漫長的明代以後到來的另一個北方民族征服王朝一清朝後，随着中原移民潮流偶然或必然的再次跨越長城“回歸北方”的基層人群。而每一次跨越長城，圍繞木華黎的這些傳說内容和版本也随即發生變化。留在中原地區的子孫們通過強調木華黎的“中原性”或“大一統性”來保護并發揚自身群體的曆史性自豪。而回歸到長城以北的子孫們則在外藩蒙古世界裡匆匆恢複他們已經被中原社會所磨滅的蒙古性，暢懷作為遊牧民的天然自豪。然而有關木華黎始祖傳說的内容和版本幾經變更，在這些基層群體的記憶深層裡，我們可以窺知，13世紀以來的漫長歲月裡幾經跨越長城的痕迹。

從本文所舉的“阜新李姓”“阿魯科爾沁旗金姓”等蒙古人始祖傳說來看，均有較為一緻的從蒙古地方遷徙到中原漢地，再度遷徙到喀喇沁•土默特蒙古地區的經曆，并使自己的根源與有元一代活躍于遼東遼西的劄剌亦兒部或勳臣木華黎家族之間産生了某種關聯。值得注意的是，當蒙古人從蒙古高原輾轉于漢地，又回歸蒙古世界時，由于漫長歲月的浸潤和自身的蛻變，往往附帶了許多非蒙古因素，以緻有時開始疑惑出身與血統。

但無論大的環境如何變遷，即使失去原有很多特點，每個個體融人最小的家族社群裡，依然堅守着傳統，傳遞着祖先記憶。反言之，由于一些區域曆史淵源和厚重的積澱，這些曆史伏流很容易引導一些個體或群體，将自己的根源性傳說恰如其分地嫁接在這些言說系統架構内，标榜自己血統的同時彰顯其家族勢力和影響。這一切傳說與記憶或許還能夠說明更深刻的曆史淵源，這需要我們運用史料的記載去核實，更進一步的分析。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周清澍先生、孛兒隻斤•布仁賽音教授、寶音德力根教授、烏•額•寶力格教授等諸多前輩學者的批評指正，在此深表謝意。

【注】文章原載于《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9年第1期。為友善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