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球治理人才培養工作是國家近年來重要的戰略方向之一，旨在培養一批洞悉國際組織運作原則、具備較強國際交往能力的優秀人才。近些年，我校在拓展海外資源、培育實習項目、支援課程建設等方面多頭并舉， 支援更多有志于投身國際發展事業的學生。系列專訪《國際英才風雲錄：世界銀行資深專家分享國際職業生涯》将通過十餘位經驗豐富的中國世行專家對過去二三十年在開發中國家工作經驗的分享來揭開一個優秀國際發展機構的神秘面紗，帶領青年學生親曆不同國家的發展工作，講述不斷探索有助于發展的政策和項目的故事。
專訪将圍繞兩個主題：1）發展過程的複雜性，國家和部門背景的多樣性，為何國别背景對公共政策和制度設計的選擇至關重要；如何找到合适本國的解決方案，而非盲目采用發達國家的政策；2）在多元文化的跨國機構中的職業成長；如何上司多元化團隊，在一流國際機構裡發揮上司力，為對象國的發展有實質性的推動。
受訪者簡介
周詠梅，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畢業後就職于世界銀行，堅持研究與實踐制度建設問題，積累了第一手國際發展經驗。1999-2012年間擔任非洲及南亞國家高層政府官員的政策與制度建設顧問。2012-2014年間擔任世界銀行脆弱性、沖突與暴力跨領域解決方案小組局長，推動世行内部改革以提高對脆弱體制國家的援助效力。2015-2017年，擔任世界銀行旗艦報告《2017年世界發展報告：治理與法律》的聯席主任。2017-2020年，常駐雅加達擔任雅加達及東帝汶地區副局長，負責世界銀行最大的有關經濟、金融與制度建設的國家項目，在财政政策、公共财物管理、地方治理、金融包容性、數字經濟等領域取得成果。
01
求學：觸碰廣闊的世界
1.您為何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金融作為大學專業，并繼續在伯克利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8年，我獲得保送人大的機會，就選擇了當時最熱門的國際金融專業。但相比起現在，當時的學習資源非常有限，四年隻有一堂300個人的西方經濟學大課。我們學的東西也沒有太多嚴密的理論、模組化，連計量經濟學都是一門選修課。所幸，我們帶“國際”系名的班級每個禮拜有12個小時的外教課——這就是那時候的我們，真正與世界打交道的小視窗。
大學畢業後，大家都想出國繼續學習，看看更廣闊的世界。我對經濟學非常感興趣的，因為經濟學能夠通過實證路徑解釋人的行為。然而，那時候沒人能寫推薦信，是以很少有中國學生能直接進一流的學校。好學生一般都是先去二十幾名的美國大學讀一年，讀得不錯、有美國老師願意寫推薦信，再重新申請。我也是那樣，在伊利諾伊香槟分校待了一年，然後重新申請去了加州伯克利。
2.您為何選擇加入世界銀行？世行有何特殊之處？
我博士期間特别關注腐敗問題，這個議題當時在國際發展機構裡鮮有提及。恰好，我1997年去世行實習的時候，總裁James Wolfensohn革命化地提出 “Corruption is cancer（腐敗是癌症）”，把腐敗真正定義為阻礙國家發展的大問題。正好我也在探索腐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治理方式，我的導師Pranab K. Bardhan也研究腐敗問題。是以各種契機之下，就選了這個方向。
腐敗是非常隐秘的行為，從很難實證角度進行研究，且缺乏資料和有效的測量方式，隻有世界銀行的Daniel Kaufmann的組，從企業、官員、家庭3個角度，通過詢問個體的實際經曆去測量。是以我特别想加入世行，接觸到這些資料，同時研究我感興趣深層的制度機制，探讨制度如何設計和運作，才産生了腐敗的問題？當時我有學曆，但是缺乏閱曆，是以我決定到開發中國家去了解這些背後的機制。
世行最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多元文化：同僚的思維方式、穿着、語言、生活習慣都不一樣。合作國夥伴的政治文化環境是陌生的，我們也要去不斷地學習了解，與當地人建立信任。這種多元環境給我提供了另外一種成長的機會，我不僅提升了專業能力，也在上司力方面有所進步，學習如何與他人建立信任、凝聚團隊，一起做事。
另外，世行的工作意義感很強。我們做過很多次職員調查，比如機構重組、官僚制都讓大家很頭疼，但在工作價值感的評價上，我們永遠都是百分之九十幾。世行是一個讓你永遠學習、成長、拓展視野的地方，總可以換到另外一個國家工作，這種新鮮感是很難在其他工作中體驗到的。
3.大學期間的教育經曆對您的工作有哪些幫助？
在伯克利的求學經曆真正塑造了我。一方面，博士教育帶給我嚴謹思考的能力，譬如在設計項目的時候，為什麼投入這些資源會引起後面的一系列的變化，達到期待的結果和目标？從我雇人的角度也是如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一個還沒有實戰經驗的PhD，但是他有比較嚴謹的思維能力；另一個是碩士畢業，有3年相關工作經曆的人。我偏向選擇受博士教育的人，因為我覺得思維能力得在學校裡花時間培養。
另一方面，伯克利的環境非常國際化、自由化，包容度很高。這對我也造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讓我後來在世行的工作中能夠很快适應多元的組織文化。
02
世行：擁抱多元與挑戰
1.您長期在開發中國家進行制度建設工作。對于國際發展，您從事的領域有何重要性和特殊性？
在從前的發展理論中，大家認為什麼因素對經濟發展重要？答案可能是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制度在以前并非首要考量。但在我工作之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逐漸成為了主流。
怎麼改革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到底誰先誰後？我贊成的是，這兩者是同步進行，互相影響的。
那又延伸出其他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制度比較差，還能發展迅速？應該在哪個角度先進步，讓經濟發展可持續、速度更快？譬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Mushtaq Khan研究對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負面影響最大的腐敗，在經濟發展之後，國家配置設定的資源總量增加。如果增長是包容性的，中産階級就會産生，他們需要回應性的政府、民主等等。這個方向非常有趣、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年輕人可以嘗試研究。
2.您為何選擇非洲、南亞等地區工作？
我在世行工作的第一年，其實就是盯着計算機，用别人收集來的資料分析腐敗的嚴重程度，對背後的機制依舊不了解。申請第二次輪崗（Global Rotations）的時候，想着一定要去實地調研，非洲加納成為了我的機會。我從小特别喜歡三毛，她是我們這代人看國外的眼睛，是以我對西非一直有情懷，也想着遇着一個“荷西”（笑）！
我在非洲幹了八年後調到南亞。在南亞的四年半都住在印度首都新德裡，負責印度各邦、孟加拉、阿富汗等地的體制改革項目。在非洲部，我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印度同僚，他讓我對印度非常好奇。印度社會看似很混亂，卻有别樣的活力。我在非洲的工作被一個老闆看中，他把我招到南亞部，負責孟加拉的旗艦項目和印度财政下放、地方政府體制建設相關的業務。後來阿富汗需要人手，我也時常去喀布爾出差。
3.您如何适應各國不同的文化環境/生活，并平衡家庭和工作？
我帶着才兩歲的閨女，無知無畏地去了非洲加納，發現也沒有那麼難。雖然加納很窮，但是我在首都工作，雇了個保姆幫我照顧孩子、做家務，并沒有覺得特别辛苦。我爸媽給我寫了好長的信，說你要去追三毛就自己去，把孩子放到北京，我們來替你管，但我一定要孩子在我身邊長大。
世行裡有兩類人，一類像我，有任何機會都想往外跑。我覺得在實地幹事能非常直接地看到成果，而且能跟當地人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深入了解國情，獲得非常迅速的成長。我在加納住了一年，借此打開了非洲的門，後面又幹了7年非洲的業務。另一類人，出于各種各樣原因——家庭，或者比較保守、不願意冒險，或者覺得總部非常重要，一輩子也不外派。
其實融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很容易。你背靠一個組織，到了當地有一個角色，隻要心情放松，願意交朋友、探索新東西，就很簡單。回到自己的國家，反倒有“包袱”，原來的同學、父母親戚都會對我有期待，但在别的國家裡，沒有人對我有任何期待。是以去了以後，每一天就不斷地、專注地學習和體驗就好了，我特别喜歡這種心無旁骛的感覺。
說到平衡家庭與工作，我和先生都在世行工作，非常繁忙而且經常出差，我們會互相協調出差時間，保證孩子身邊有家長。後來我們選擇常駐印度也是為了小家庭可以有更多時間在一起，因為在印度國内出差都是短差，周末就可以見到家人。我們選擇常駐的國家，印度和印尼，都是世行最大的辦公室，有兩三百人。因為團隊大項目多，我們兩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崗位。雖然有些人覺得孩子跟着我們受苦了，搬了這麼多次家，去的又都是挺窮的地方，但其實這種經曆也許是我們給她的最好的禮物。
4.在世界銀行工作過程中，令您最有成就感的一個項目是什麼？
在塞拉利昂的4年是我的高光時刻。我去的時候是2003年，那兒剛打完11年的内戰。雖然塞拉利昂所有的生活環境都很差，所有的名額都是全世界倒數，但是我工作的滿足感非常高。
戰後重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體制建設。他們扪心自問，為什麼沖突持續了這麼多年？其中一個原因是權力的極度集中。在上世紀70年代，塞拉利昂把反對黨和地方政府取締，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全國人民大會黨（APC）和首都。後面二十幾年，權力集中、腐敗橫行，群眾不信任政府，公務員想幹成一件事，必須跑到首都“敲門”，是以大家對中央政府特别不滿。
在我工作時，新總統70多歲。當年是地方政府給他獎學金，支援他去上學，是以他們這代人覺得之前是“黃金時代”，非常希望恢複到1972年之前，有地方政府、且地方政府有權力的狀态。
雖然大家有建立次級政府的共識，但掌權的人都不會想把權力輕易拱手讓人。時間長了，地方政府沒權幹不了事，老百姓不會信任支援它、不賦稅，地方政府就逐漸跟國家治理無關了。是以，我們需要讓這層政府從一開始有發展的意願，建立起一個正向循環：地方政府給老百姓提供公共品，群眾認可，是以願意交稅，政府又有資源做更多的事。
我們的項目設計非常創新。我們出資幫助新地方政府，在100天内，幹成一件與發展、民生相關的事，并且他們必須在實施之前向群眾公開宣布。結果是，塞拉利昂的19個地方政府都制定出了計劃，而且100天之内全部完成。
這一下子讓地方政府信心倍增，也更有底氣跟中央政府在分權問題上博弈。當時，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和衛生部不想分權。開會的時候，兩個部門的部長認為地方政府沒能力，是以不能傳遞關鍵的事務。那些地方官員就站起來反駁：我們明明100天幹出來這麼多事。反觀中央政府，一學期都快結束了，很多教科書還沒送到地方的學校；發下去的藥明明是免費的，最後發現在市場上被售賣。是以，我們不僅促成了發展的結果，還激發起了各級政府之間博弈、說服、讓步的活力，其實這就是政治改革。
5.您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難是什麼？
在印度遇到的困難比較大，跟我對接的官員一直在換，三年換了6個，平均半年1個！是以工作很難有延續性，必須花很多時間重複建立共識。有的時候觀點就是不一樣，跟上一任已經談妥了，下一任又變卦了。
當時，比哈爾邦的首席部長是Nitish Kumar，他強調“國家在場（state presence）”，每個村政府一定要有一棟樓。但從我們制度建設的角度，蓋樓不是一個很限制性的因素。我們最後互相讓步——蓋樓，但是也要蓋出展現治理理念的樓來。
具體來說，怎麼設計這棟樓，讓老百姓願意進入，而不會感到恐懼。我們希望以“親民”風格的建築展現地方政府是來服務群眾的。世行的團隊就雇了一家印度建築設計所調查了當地的建築風格和常用的建築材料。最後設計師制定出了四個設計方案，都展現開放親民的風格，我們跟試點的6個縣讨論讓他們挑，他們都特别激動。不久之後，比哈爾邦對口的上司又換了，我們的方案被他否決了，他堅持要采用邦工程部設計的“水泥火柴盒大樓”，這也沒辦法，我們隻好妥協。
6.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您感受到的變化和成長有哪些？
我最重要的成長是，能夠在多元的環境中如魚得水、特别自信，我向往和習慣了這樣的環境，現在在南南學院任教就是這樣。
另外是上司力的成長。世行都是跨部門橫向合作，我在塞拉利昂做項目經理的時候，項目團隊裡的人幾乎都不跟我一個部門，還有的是五六十歲的專家，我一個33歲的人得讓人家願意給我幹活。世行是一個非常扁平化的組織，PhD進去是level F，到上一級G很多人就退休了，到H就非常棒，再往上更少。每一職級都有對應的上司力課程，那時候還有免費的上司力教練，我在塞拉利昂工作的時候，有位教練一直跟随着我的團隊。教練不是告訴我應該做什麼，而是會跟我對話、給我案例和書來啟發我。
03
青年寄語：永遠渴望和尋求成長
1.請您給有志于在國際組織就業，或從事國際發展的中國青年提供一些建議。
最重要的是專業能力。世行以前大部分是學經濟學的，尤其是宏觀經濟學，但現在專業背景比較雜，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社會保護、還有工科的都有。我們面試的時候，肯定挑專業過硬的人才。
我們也會關注上司力和合作能力。我們想要積極主動、追求卓越、懂得團隊協作的人。我課上設計的小組作業，逼着不同背景的人合作，就是在培養這些能力，大家專業背景互補，能創造出比單打獨鬥更好的成果，是以大家應該利用各種機會去鍛煉這種能力。
2.您如何看待目前很多青年人的焦慮心态，能否給我們提供一些建議？
中國不斷地走向世界是大趨勢，對有興趣到國際上大展身手的中國年輕人來說，現在正是機遇。之前，我們在世界舞台上尚未占據中心的地位，現在，你們的機會比我們那時要更多元。
但是現在輿論宣傳總是把外面描繪得特别亂，我覺得是非常片面的故事，事實是很複雜的，每個國家都有混亂的地方，也有很有趣、美好的地方。你們的預期壽命應該是100歲，在30歲以前都不用決定自己一輩子想幹什麼，你們可以大膽往外看，可以去發達國家、好的大學去讀PhD，但也不一定非要去最富的國家，那些不那麼發達、但也非常豐富的地方太多了。
而且，去别的國家也不拘泥于讀書，也可以深入當地的社會。比如在NGO裡當志願者，看看地方政府、業委會都是怎麼運作的。不僅能在專業上有收獲，也能對國家的制度、社會運作的邏輯有更深刻的認識。
2020年我女兒從普林斯頓畢業，那年的畢業演講人是菲律賓記者Maria Ressa。我特别認同她說的，“我們如何選擇人生的下一步？Make the choice to learn.” 不少年輕人來問我如何規劃人生，如何在這麼多道路中做選擇。我就會問：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學東西、在成長？如果是，就是好選擇。不要太功利地規劃人生，要全身心投入到學習和體驗新事物中，把學的東西不斷輸出，全心全意地做出最優秀的成果，隻要慢慢地積累，機會就會出現在你面前。我自己就是這樣——從來沒有規劃過未來5年要幹什麼，但是新的機遇，總在意想不到之時給你驚喜。
采訪｜張菀芯
編輯｜馬安妮
本文來源：微信公衆号“北大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