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谢咏梅 | 伏流与记忆：长城东缘木华黎后裔传说与记忆

原文题目：《历史伏流与传统记忆——围绕长城东部边缘地带木华黎后裔传说与记忆》

谢咏梅

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院长。主要从事元史、中国民族史、内蒙古区域社会史等研究。

摘 要：在中国北部长城边缘地带，数百年来流传着有关成吉思汗伴当，大蒙古国左手万户、国王木华黎的故事，这些故事从木华黎父子辗转征战的蒙古高原南部，中原北部边缘地带一直到千里之遥的木华黎后裔曾驻牧生存过的辽河流域被不断传颂着，使历史隔着时空又一次对接。在岁月长河中，历史事实被自觉地记录书写之外，还以口述、传说等方式被记忆并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忆不断被修饰或重新建构，与历史本来面目越来越远。但仔细研究，已然可以寻得历史踪迹，流传脉络，值得去做历史人类学的探索。

关键词：历史伏流；传统记忆；长城；木华黎；重构

序 言

一直以来，长城沿线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国本土定居农耕民族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两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产生不间断的交合与激烈碰撞的这一区域特征，同时也造成了居住在沿线地带各民族集体记忆的不断演变，甚至造成各自传统记忆和对相互关系认识的不稳定性。这种集体记忆的不稳定性直接反映在这些群体对各自“传统”的认识之不断演变，造成相关民族之间集体记忆的相互交错，导致各自“传统记忆”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有趣的是，这种不同民族之间围绕“传统记忆”的交错往往是跨越了长城政治大一统时代的遗产。换言之，长期处于剧烈变动的长城沿线地区各民族与相关群体的“传统”，与其各自的“本土”群体对“传统”的记忆相比更加变化多端或颇具更新性。大蒙古国时期经略当今中国华北地区，元朝建立后移牧辽东、辽西的木华黎子孙对自己祖先的记忆即具有浓厚的更新性和交错性。本文基于对生活在长城东部边缘地带木华黎子孙的田野调查，探讨这些自称木华黎后裔的群体对自己传统记忆所拥有的历史学意义。

长城东部边缘地带大致包括喀喇沁•土默特(Qaračin Tümed)地区。本文所指的“喀喇沁•土默特”地区大体指清代位于内蒙古六盟最南端的卓索图盟(Jusutu-yin čiγulγan)。清代卓索图盟由喀喇沁左、右翼旗、喀喇沁中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五个蒙旗构成。今除喀喇沁右翼旗的一部分（喀喇沁旗），喀喇沁中旗的一部分（宁城县）仍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其余大部分已归辽宁和河北省所辖。这些地区沿着长城北端与柳条边西北侧分布，位于外藩蒙古畜牧世界与中原农耕世界之交错地带，属于边缘地带，也是最早接受农耕文化的蒙古地区。

清代卓索图盟的土默特左旗与喀喇沁左右中三旗的统治贵族是成吉思汗家族老奴隶(Ötögü boγol)出身的兀良哈部者勒蔑(Jelm-e)后代，即后来的黄金家族塔布囊（女婿），是外藩蒙古蒙旗当中唯独非黄金家族直系统治的特殊政治空间。机缘巧合，同样是成吉思汗家族老奴隶出身的札剌亦儿部木华黎家族作为元朝左翼蒙古军团首领，元初移牧辽西，直至明初驻牧辽东地区，留有丰厚的历史遗产。者勒蔑所属兀良哈部落与木华黎所属札剌亦儿部落是蒙元时期与成吉思汗家族最为亲密的两大蒙古部落集团，老奴隶出身的者勒蔑与木华黎则分别作为成吉思汗内、外大臣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

这种非成吉思汗直系统治的特殊政治土壤，加之从清代早期就开始接受大量的内地移民，加速农耕化之因素，导致成吉思汗家族权威的削弱和各种非主流群体的抬头，区域秩序被重新确立。其中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勒图惕家族即为其一。木华黎子孙在该地区的鲜明存在与这种特殊的历史与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自称木华黎后裔的群体主要是由土默特左旗（即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李姓蒙古人、原籍喀喇沁三旗境内的金姓蒙古人等构成。他们传说出身于札剌亦儿部或源自木华黎家族，并有着较为独特的祖先传说与历史记忆。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因时代湮远，变得支离破碎，却又在不同时期，各种背景下，沿着历史的伏流，被重新建构，层累地叠加着。

一、木华黎后裔群体的事例调查

近年，笔者在喀喇沁•土默特地区以及其近邻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对自称札剌亦儿人或木华黎子孙的群体作了田野调查。本文通过列举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阜新李姓”和“阿鲁科尔沁旗金姓”“敖汉旗季姓”三个群体，探讨这些自称札剌亦儿人或木华黎子孙的群体对祖先记忆的来龙去脉。

（一）“阜新李姓”蒙古人

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有一部分李姓蒙古人自称木华黎后裔。在《蒙郭勒津姓氏及村名考》一书中的“毛郝黎（扎黎尔）（李）”条下记：

本氏族人称：他们是毛郝黎的后代……本姓氏人取用汉式姓时，因“毛郝黎”和“扎黎尔”中都有“li”音，所以取汉字的近似音“李”为姓。他们现居佛寺乡套斯胡音艾里（牛心屯）、诺颜各巴勒嘎斯（王府镇）巴日嘎斯套海（南新邱）、沙日乌斯（沙拉）乡朝代音艾里（朝代营子），牟新市郊区查干哈达（长哈达）等部落。

今李氏蒙古人主要居住在该县朝代营子、牛心屯、查干哈达等６个村屯。据说李氏当时在查干哈达有左中右三户，中户绝嗣，左户主要在朝代营子，有十几户，查干哈达还有七八户。１９５８年困难时期部分迁到内蒙古自治区的乌珠穆沁地区和科尔沁地区。

１９８９年从大固本乡毛敦艾里村李淑堂家得到更新于光绪九年（１８８３）的《李氏宗祖》，是在一尺半宽二尺长蓝布上粘的刷桨纸上画有佛龛状，以汉文书写的捆卷式家谱，题为“李氏宗祖”。始祖李俭，随后两代多为喇嘛，共列有八世祖先。是于“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天福立碑”，一侧写有：“原籍山东镇定府岭阳县大柳树庄居自大清康熙年间出口移居建邑东。”另一侧写着：“大城子自古至今以按族律遵法律如不遵先法以按法律定究打死无论不准官究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有关这一点朝代营子(Čootai-in ayil)年逾耄耋的陶格敦扎布老人也说：

木华黎曾率领２０万军攻打关里，征服山东、山西。木华黎后裔留在山东，后来有个叫李俭的人逃出来，奔着带孙答日杰的子孙来到这里。清代还专门从山东岭阳县取来我们的身份证据，我们祖先来这里时是查干哈达的第一个喇嘛。现在已经分不清谁是木华黎，谁是带孙答曰杰的后裔了。

阜新李姓蒙古人的另一支牛心屯(Tosqu-yin ayil)的李氏老人则说：

传说我们李家是第一个挑着担子来此居住的，是从山东济南挑着担子来的。过去这里一度叫李姓屯。据说我们以前是汉人，来这里变成蒙古人了。文革期间家谱被毁。现在东、西两个村有八九户李氏蒙古人。

通过上述老人们的口述资料与家谱记载可以推断，阜新一带的李姓蒙古人，应是在康熙年间移住于此的元代留居山东的木华黎后裔。据史料记载，木华黎子孛鲁时曾食邑山东东平，木华黎与其弟带孙后裔多留驻于此，今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小河口村北有立于至正二年（１３４２）的“东平郡桓肃公祠堂碑”，正是木华黎弟带孙世孙忽里忽都之碑。正因如此，木华黎追封鲁国王。

带孙后裔则多掌控东平路，任达鲁花赤，受封东平王，一直生息繁衍于山东，并逐渐浸润汉文化。据传说，带孙部分后人可能清代之前就先来到关外，木华黎后裔则在康熙年间投奔他们而来。生息于关内的木华黎兄弟后裔已经汉化，待他们再度随着大批汉人移民潮流飘落到蒙古地区时，在内地已经实现了汉化过程的一些人对祖先的记忆已是模糊不清，自认为是汉人，实际上是重新回归到了蒙古世界。或至少可以说，他们移民到蒙旗后逐渐恢复了各自的“蒙古性”。

据阜新地区李姓蒙古人讲，传说，木华黎与成吉思汗相识后沦为成吉思汗的家奴。入清以后，木华黎后裔身为达尔扈特，不需要纳贡服役，当时常常由西日塔拉（也叫做Qoničin qoroγ-a，汉名长营子）供奉成吉思汗或苏力德的人们前来征收祭祀品，从李姓族人每户收取一两钱，唯李姓方有此义务。后来被塔布囊状告，认为他们曾是奴隶，依然要对新的统治者称臣纳贡。因此道光年间开始对皇帝纳贡，每年缴纳２斤棉花、１０斤酒和１０斤油。从这些传说或可窥知，李姓蒙古人与祭祀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或苏力德达尔扈特似乎曾有着某种联系，他们甚至可能也和苏力德达尔扈特一样履行着相同的传统义务，直至光绪年间才有所改变。

（二）“阿鲁科尔沁旗金姓”蒙古人

在内蒙古自治区原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有一“金”姓家族，他们来自喀喇沁•土默特地区，并有清晰的始祖传说，认为该姓来自札剌亦儿部Altačin altan γadasu —支，简化汉姓为“金”。族人虽未提及他们是否木华黎后裔，但传说其来自札剌亦儿部，且代代传说祖先来自“口里”，起初是从口里迁移到了东土默特地区生活。当时在阜新的祖先是个大力士，有一次打猎时从野兽嘴里救出了王公诺颜，却被误解而贬谪，一气之下来到喀喇泌中旗，住在邻近辽宁地区的玛（玛哈巴拉）公旗的五化十家（Ongqor-un aru engger），并投奔了海山，成为其属下一名军官。在喀喇沁•土默特地区时金姓是个大家族，说起“黑大门”“黑轿子”，方圆数里无人不晓。

但因为祖先嗜酒，在押解“金丹道”暴徒时不慎让犯人逃脱，从而受到牵连，离开宁城，兄弟二人分别奔走喀喇沁左右二旗。从此家道中落，历经翁牛特、巴林等旗，通过卖苦力，充当耪青艰难度日。“金”姓蒙古人的传说可以追溯更久远，对迁徙至口里之前的先世史以生动的神话故事予以诠释：据说“最初的祖先有七兄弟，生活在呼伦贝尔的‘腰永西’（Yooyangši）这一地方，勤奋努力，后来七仙女下凡成为他们的羊群，每人分得一只。有一天，因不堪饥饿，大家合议着将幼弟的羊宰食掉。余下的仙女见势不妙，便现了原形，嫁给了六兄弟。最小仙女的灵魂飞到了口里，成了家，最后通过燕子联络到了姐姐们，并携家眷得以团聚”。

虽然这是个美丽的传说，但似乎也在透露，这一家族的分支从北方辗转到汉地再回归蒙古原乡的迁徙路线，并且该传说本身也包含很多犹如“七仙女”等汉族神话传说的特色。

此外，位于赤峰市敖汉旗旗府西南的长胜镇牛力皋村有个叫枳针林子的自然村，是该村第三组，俗称北营子。牛力皋，是蒙古语“Narin γoo”的音写，意为细长的山沟，因为这里的沟长达３０里。枳针林，有人说是指山楂树，而在老季家的家族传说里则认为这是季家林子的音转，顾名思义，是因为最初老季家蒙古人生活于此，以姓命名，因此在这里季姓蒙古人就是“占山户”。季姓传说父亲的血统是札剌亦儿木华黎后裔，取札剌亦儿之首字母为“季（jì)姓，视木华黎为祖。

在１９世纪末，季姓蒙古人是敖汉旗大户，可与敖汉王府相当，被访者季氏祖父据说是十户长，负责王爷的税收，也和王爷姻娅相连，后山上还有炮台，家境殷实，光是季家坟地就有百余座坟头，规模庞大，年代久远。清明或祭祀时后人都要去，绕三圈，填土回来，汉人敬而远之。过去这里除了季家，还有宫家，也是蒙古人，后来迁到了敖汉旗黑乌苏（Oroi-yin süm-e）。据说“金丹道暴动”时一些蒙古人逃到沟里，幸免于难，并一直生活在这里，季家便是其一。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枳针林子有１００多户人家，蒙古人只有十几户，汉人居多，后期宫家迁走。

１９６１年“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季姓成员也迁到了阿鲁科尔沁等北部蒙旗，也有一些族人从季家林子分出去在夏庙和羊羔庙居住，这里的蒙古人更为稀少。现北营子６０户里，只有老季家的６户蒙古人“坚守在这里”，南面的枳针林子自然村则均为汉人。如今，在阿鲁科尔沁旗季家族人已发展到４０到５０人，据说季与赵姓同源。

敖汉旗的这些自认为是木华黎后裔的群体对更久远的历史没有传说和记忆。但，蒙文史料透露，元末驻牧辽东、辽西的木华黎家族没落后，明清时期大批的兀鲁兀人合并于敖汉与奈曼部中，甚至蒙文文献中往往将札剌亦儿与兀鲁兀、兀良哈等部落相混淆。这些渊源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二、木华黎后裔的传统祭祀习俗

为了分析这些生活在长城东部边缘地带自称木华黎子孙的蒙古人群体对祖先的记忆，需要通过探讨这些群体的祭祀与习俗，分析其传统记忆所拥有的意义。通过这些分析，或许能够探索出与长城西部边缘地带，即陕北一鄂尔多斯地区有关木华黎记忆的关联性。

（一）苏力德神祭祀

据李姓蒙古老人讲，这一群体直到近现代一直保持着供奉和祭拜苏力德神（Šülde borqan）的习俗，每逢大年初二祭拜苏力德。其时，供奉猪或羊肩胛骨，李姓每户均要祭拜，还要延请喇嘛品尝苏力德茶，喇嘛要挨家挨户念经。所供奉苏力德神之画像为长胡子、白脸、骑马、身着盔甲，手持银矛的将军，银矛两侧各有四个小矛，即九斿旗。苏力德神周围五畜遍野。这一习俗只有李姓蒙古人独有，祭拜苏力德的同时还要招福。

从该苏力德神骑马持矛的形象观之，似手持黑纛或白纛的将军，但从描述其为白脸、白胡子来看，又与汉地道教之土地爷的形象混淆或嫁接，这一混合信仰在农耕化蒙古地区极为普遍。

有趣的是，在相隔数千里的长城西部边缘地带的陕西榆林一鄂尔多斯乌审旗地区数百年来流传着金肯苏力德祭祀。相传金肯巴特尔隐喻木华黎，金肯苏力德则是木华黎之纛，由乌审旗畏吾儿津部世代守护。据《黄金史》和清末档案记载，木华黎后裔曾留驻鄂尔多斯，这或许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传说中的金肯巴特尔被人格化为木华黎的依据。

巧合的是，在数千里外的长城东部边缘地带，自认为木华黎后裔群体也在传说着发生于长城西部地带的祖先故事，并在尹湛纳希著《青史演义》这一既是乡土文学作品又是近代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长篇小说中固定化。清代，供奉成吉思汗或苏力德的人们常由西日塔拉（也叫做Qoniqin qoroγ-a，汉名长营子）前来土默特左旗征收祭祀品，并从李姓族人每户收取一两钱。从当时只有李姓方有此项义务来看，他们确实与成吉思汗或苏力德有着某种传统关联。

（二）祭天祭火等习俗

此外，李姓蒙古人在腊月二十三的小年祭火时，和周边蒙古人有所不同。他们不用汉式灶，而是用蒙古传统的鼎（Tulγ-a）来祭火，里面投掷黄油、水果，并请喇嘛来念经。常年维持这些祭祀习惯在已农耕化了的蒙古人农耕村落地区实属不易。文革期间破四旧，牛鬼蛇神统统被破坏，从此不再祭拜。“

金”姓蒙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习俗。即正月初一天亮之前全体家族男性成员聚集院内，点燃千盏佛灯祭天，不请喇嘛，禁止妇女参与，延续至今。这种独有的习俗与周边蒙古人截然不同。此外，初八要祭北斗星，各家族每年轮流祭祀。季家蒙古人也有类似传统。即初一凌晨四五点在院子里或麦场上全体聚集在一起祭天，有一套繁琐的程序，各自拿着板凳桌椅，焚纸放炮，好不热闹。也要祭火，每逢４月１８日的庙会，还要祭树。

（三）祭祀土地爷（Čaγan ebügen）

如上所述，李姓蒙古人所供奉的苏力德神的形象已经兼备了蒙古将军与道教土地爷的形象。此外，金姓蒙古人传说也祭祀Čaγan ebügen（根据描述类似道教的土地神一土地爷，也叫南极斯），他们将Čaγan ebügen绘于画布上，折叠收藏，所以也叫Ebkemel burqan（折叠佛），严禁外人看。

三、木华黎后裔历史记忆与传统的重构

（一）始祖传说中有关蒙元帝国遗产与闯关东记忆的交错

根据阜新地区李姓蒙古人群体的记忆遗存，发现同姓群体内对自身始祖传说发生了明显的差异。农民出身的李氏老人凭着家族记忆遗存，认为自己祖上“是从山东济南挑着担子来的……据说我们以前是汉人，来这里变成蒙古人了”。显然，自元代遗留山东数百年，浸润于汉文化已久的蒙元后裔，跟随自１８世纪以来的山东、河北等地灾民闯关东潮流，涌人东北地区时已经无法将自己与周围的汉人移民清晰区别开来。

源自同一血统的喇嘛医出身的陶格敦扎布老人则根据辽河流域沉淀的木华黎昆弟史迹重新构拟并诠释着李姓家族历史脉络，并以“七百多年前木华黎兄弟在这一带作战、生息繁衍至今，不曾离开”来强调李氏家族与辽东地区的渊源关系，标榜自己是地道的蒙元文化遗产的直接继承者，从而故意遗忘木华黎兄弟二人受封中原汉地，其部分子孙后裔在汉文化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变异。众所周知，大蒙古国时期，札剌亦儿部木华黎受封左手万户，当成吉思汗诸弟及弘吉剌等亲族诸部分封之前的数年间，东蒙古之地，均在木华黎统治之下。１２１４年木华黎率军攻打辽东、辽西，被当地人视为“国王”。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统治，削弱东道诸王的势力，建立辽阳行省，并将以札剌亦儿部为首的左翼蒙古军团之五投下部分部落移牧辽阳，木华黎家族开府辽阳。

辽阳行省在东道诸王领地上，是元代行省中的特例。起初札剌亦儿部驻牧辽西锦州一带，元中后期数十年间，札剌亦儿部势力又逐渐向辽东推进，至正年间，木华黎后裔也先不花不仅官拜太尉，任辽阳行省左丞相，还承袭“国王”之封。迄元末，仍有木华黎世孙纳哈出拥兵数十万据金山与明廷抗衡。直至今日，在锦州义县有葛王村，正是《清太宗实录》与杨同桂《沈故》和《奉天通志》等史料所记载的“国王碑”或“葛王碑”之地。葛王碑即“国王碑”的不同音读，其位于锦州境内，即元代辽阳省辖区。碑系元勋臣木华黎之裔国王乃蛮台追封其父忽速忽儿所建。

这些史料记载和当代遗存都在说明着辽东、辽西一带，在北部诸王兀鲁思和普通千户之外，有一种特殊势力的存在，即以老奴隶部落札剌亦儿为核心的功臣集团。这一带无疑曾是木华黎家族势力渗透地区，影响至深，也是当地重要的蒙元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李氏宗祖》中“原籍山东镇定府岭阳县大柳树柳树庄居自大清康熙年间出口移居建邑东”的记载却透露着李姓家族更为清晰明确的脉络。陶格敦扎布老人也并不避讳地谈及其先世移民史，但强调一点：“木华黎后裔留在山东，后来有个叫李俭的人逃出来，奔着带孙答日杰的子孙来到里。”也就是说在木华黎后裔迁徙长城以北之前，其弟带孙后裔已在此生息繁衍。

木华黎弟带孙郡王在《元史》中无传，相对于木华黎，其史料记载稀疏。带孙及其后裔事迹在《元史•木华黎传》和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七《木华黎一带孙传》以及《至正集•扎剌尔公祠堂记》等史料中窥得一斑。带孙从兄转战河北、山东等地，后被封为山东东阿郡王，其子孙受命担任东平达鲁花赤或总管。可见木华黎兄弟均受封山东，并有一些支系留住此地，木华黎父子被追封“鲁国王”，概源于此。

也就是说，木华黎兄弟虽然曾转战辽东、辽西，或驻牧于此，但其家族一些支系则留驻中原山东一带。经过漫长的明代北伐战争至清初的重新调整蒙古各部游牧地过程中，辽河流域的木华黎家族岿然不动，显然不合乎常理。而且史料记载，元末明初，木华黎后裔纳哈出聚众居金山，孤守大本营。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纳哈出被迫携所部２０万归降明朝内附，五投下部众多数应该随之内迁或留居原地被重组。喀喇沁地区札剌亦儿部另一支脉金姓家族有关天女下凡并飞到口里生活以及与口外姐妹团聚等传奇故事也似乎有将先世史嵌人中原神话故事的言说框架内的倾向。而李姓与金姓的传说故事和家谱恰恰说明了始于清中叶的辽河流域社会重构过程中，山东一带已汉化了的蒙元后裔的北移并介人这一激烈的社会变革当中的史实。

（二）攀附名门望族与构拟家族历史

攀附名门望族或地方统治阶层，或假托一些古老传说重新构拟家族历史，是大多数家族寻根问祖时通常采取的方式。将先世史与区域名门望族或乡贤挂钩，并在这一框架内重新构拟祖先传说故事并不罕见。

清代喀喇沁•土默特地区除了土默特右旗与归化城土默特同祖，札萨克为黄金家族达延汗后裔外，其余诸旗统治贵族均为黄金家族驸马塔布囊。塔布囊（Tabunong）词，意为王子家女婿或官家女婿，可能源自元代五诸侯、五王，即五投下。相传他们出身于黄金家族老奴隶兀良哈部落，是为成吉思汗名将者勒蔑后裔。

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郭勒津之海氏群体中就有攀附地区名望之传说故事。海氏，蒙古海勒图惕氏（Qyiladud）简称，是清末民初喀喇沁•土默特地区新兴望族。传说来自“库库和屯归化城”，为海虎将军后裔，这一说法在有关海氏各种来源传说当中占有绝对优势。但仍有部分人认为海氏来自木华黎的姓氏，木华黎沦为成吉思汗祖先海都家奴后随海姓。虽说有元一代，木华黎家族作为元勋世臣，被文人墨客誉美为“亲连天家”或“赐以国人之氏族”，但木华黎出自札剌亦儿部札惕分支，这在《史集》中明确记载，史乘中并无海氏之说。这一构拟有很强烈的倾向，即在区域社会结构重新调整过程中将喀喇沁•土默特地区新兴家族嫁接于该地区古老的名门望族一国王木华黎家族，从而增强海氏在区域集团竞争中的正统性和优势。

敖汉旗境内季家来龙去脉似乎也有相似性。自内蒙古南部敖汉地区北徙至蒙古游牧世界，并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季家后裔为我们讲述了其家族曾在敖汉地区的辉煌历史，并强调自己祖先是木华黎，“季”姓源自“札剌亦儿”一词第一个字母谐音，老家所在地“枳针林”即为“季家林子”之意。然而当我们沿着这些线索寻访敖汉旗山沟里的季家后裔时，发现他们或已汉化或对先世史毫无知晓，更不知木华黎为何人。一些仍操着蒙古语的季姓族人则告诉我们“枳针林”是当地蒙古语中的山楂树之意，因这个地方盛产山楂而得名。虽然很多线索无法进一步得以求证，但不得不令人怀疑，回归游牧世界的季姓蒙古人沿着一些历史伏流，重新构建着传统的可能性。

19世纪末由东土默特人尹湛纳希所撰，广泛流传于长城东部边缘地带的《青史演义》似乎更是成为周边诸多蒙古后裔将自己的根源性传说与木华黎牢牢联系起来的依据。尹湛纳希在续写《青史演义》时曾说自己参考了十部有关元史史书，并反复强调《青史演义》是根据先父所藏蒙古大元朝各种各样的史书典籍撰写而成的“元朝的正史”，只为生存在东部边缘地带，熟谙汉文化，却对于“本民族蒙古人的历史一窍不通”的“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历史”而做。为此作者四处走访老人、查阅核实注释，呕心沥血。细读《青史演义》，书写形式多沿用当时盛行于喀喇沁•土默特地区的蒙古语说唱艺术一乌力格尔之模式，借鉴《三国演义》的叙事风格，内容上虽然在要目中反复强调是“元朝正史”，却往往以讲故事为主，尤以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昆弟、父子故事为重头戏，着墨颇多。

尹湛纳希为何会紧紧围绕着木华黎家族，并将木华黎视为吉囊而大写特写呢？《青史演义》里描写木华黎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系为“一代君臣一向患难与共”，可谓如鱼得水，亲密无间。成吉思汗西征时对木华黎思念甚切，常常因而落泪。后听闻木华黎噩耗，痛不欲生，以“我失半臂，国失壁”来形容失去爱将的惋惜之情，此番描述《青史演义》中比比皆是。即使木华黎死后带孙和孛鲁叔侄作战过程等内容也被尹湛纳希大加描绘，占全书很大比重。而对其他将领的描述却颇多吝惜笔墨。

其实在《元史》中既无带孙传，其他史书里也很少提及带孙或孛鲁的这些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带孙之名只在汉籍中查得，不明原义。《青史演义》和民间传说中则将带孙与木华黎孙塔思之名完整称之为Daisundarjai､Tas toγus，从这些细节正是可以窥得喀喇沁•土默特地区有着丰富的木华黎家族遗产，而且同样出自黄金家族老奴隶的兀良哈部者勒蔑家族自清代以来作为这一区域的统治贵族，与木华黎家族有着颇多共性。者勒蔑身为木华黎副将，与木华黎一同执掌成吉思汗内外大政，世为元勋世臣，将两者的历史嫁接、承袭，并以此来彰显其在区域社会当中的身份地位不足为奇。

据李姓蒙古人传说：窝阔台时期，木华黎子孛鲁曾率军攻打陕西凤翔府，得其先父木华黎的暗中相助方赢得战争，孛鲁跪地谢恩。窝阔台听闻此事，令于祥云山建一座庙，供奉三位大将，其中间供奉的即为木华黎。这些传说与《青史演义》中的记载大同小异。《青史演义》中写道：木华黎子孛鲁在攻打凤翔府时，忽闻一声雷鸣，众人即见木华黎身着金甲，头戴金盔，手挥大刀，砍倒城上守兵，令金兵魂飞魄散。孛鲁见其父身影，嚎啕大哭，顿首祈祷，将先父遗像供于凤翔府大殿。

后来蒙古军大破凤翔、洛阳、河中府等地，依旧传令，严禁杀害百姓，因此各处百姓商议，修一庙堂供奉孛鲁等人画像。孛鲁闻后即道：“先父亡于此处，若汝等修庙，可于凤翔北山修一庙堂，祭我先父之灵。”众百姓大喜，便于凤翔以北祥云山上修一大庙，将蒙古太师木华黎供奉于此，其左右两侧，立下石天应、李全二人铜像。可以推测，李姓蒙古人通过自清末流传于民间的《青史演义》中的故事，将祖先木华黎神化，从而强化着对先人和蒙元帝国的记忆。其中不乏相距数千里的中国西北部边缘地带木华黎父子征战的故事以及西部边缘地带汉人为木华黎建造敖包庙宇的传说。

或许还可以反过来设想，《青史演义》当中，这些将木华黎神化了的民间记忆被广泛采用且被系统化，固定化。尹湛纳希出生于辽宁朝阳，该地毗邻阜新县，当时分别为土默特左右两旗。道光年间其父旺亲巴垃执笔撰写《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后因出征亡故暂时搁浅，由尹湛纳希继续完成。该书写作过程漫长，尹湛纳希曾说自己为解决史料中的疑惑四处求知，探访民间。适时或许听闻土默特左旗一带木华黎后裔讲述的祖先传说故事，揉人书中，也未可知。《青史演义》格外突出描写木华黎，甚至将其喻为赛过诸葛亮的“文武双全”的谋臣，对其家族成员也记载颇详等特点令人生疑。这一经典作品反过来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引导着周边地区的蒙古人沿着其中的线索将自己与木华黎以及蒙元帝国牢牢连接起来。

结 语

分布在长城沿线的围绕木华黎为祖先的传说可以说是蒙元帝国统治中国一个多世纪所留下的最为典型的精神痕迹。地缘上，它紧紧围绕着中原与北方世界的分界线一长城沿线，传承这些传说的大多数人群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明代以后到来的另一个北方民族征服王朝一清朝后，随着中原移民潮流偶然或必然的再次跨越长城“回归北方”的基层人群。而每一次跨越长城，围绕木华黎的这些传说内容和版本也随即发生变化。留在中原地区的子孙们通过强调木华黎的“中原性”或“大一统性”来保护并发扬自身群体的历史性自豪。而回归到长城以北的子孙们则在外藩蒙古世界里匆匆恢复他们已经被中原社会所磨灭的蒙古性，畅怀作为游牧民的天然自豪。然而有关木华黎始祖传说的内容和版本几经变更，在这些基层群体的记忆深层里，我们可以窥知，13世纪以来的漫长岁月里几经跨越长城的痕迹。

从本文所举的“阜新李姓”“阿鲁科尔沁旗金姓”等蒙古人始祖传说来看，均有较为一致的从蒙古地方迁徙到中原汉地，再度迁徙到喀喇沁•土默特蒙古地区的经历，并使自己的根源与有元一代活跃于辽东辽西的札剌亦儿部或勋臣木华黎家族之间产生了某种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当蒙古人从蒙古高原辗转于汉地，又回归蒙古世界时，由于漫长岁月的浸润和自身的蜕变，往往附带了许多非蒙古因素，以致有时开始疑惑出身与血统。

但无论大的环境如何变迁，即使失去原有很多特点，每个个体融人最小的家族社区里，依然坚守着传统，传递着祖先记忆。反言之，由于一些区域历史渊源和厚重的积淀，这些历史伏流很容易引导一些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根源性传说恰如其分地嫁接在这些言说系统框架内，标榜自己血统的同时彰显其家族势力和影响。这一切传说与记忆或许还能够说明更深刻的历史渊源，这需要我们运用史料的记载去核实，更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周清澍先生、孛儿只斤•布仁赛音教授、宝音德力根教授、乌•额•宝力格教授等诸多前辈学者的批评指正，在此深表谢意。

【注】文章原载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9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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