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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雯 從鋒利轉向缱绻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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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的工作,就是凝視繁花世界裡的萬千種人。秦雯愛看人,也愛寫人,故事自然由此開始。從《我的前半生》《流金歲月》到《繁花》,她用筆墨勾勒衆生相,衆生的面目與私人秘密順勢傾瀉而出。《繁花》之後,秦雯又将繼續與新麗傳媒合作,回歸當代都市題材創作,也将為自己揭曉新的篇章,“我會嘗試把人物做得更加鋒利,再從鋒利轉向缱绻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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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到王家衛《繁花》的邀約時,秦雯是難以置信的。彼時,《我的前半生》正在熱播。那天,秦雯在上海圖書館地鐵站偶然接到了一通電話,朋友李天在電話裡說:“王家衛導演要做《繁花》,想見你。”秦雯愣了,以為聽錯了。地鐵進站又迅疾駛出,她一個人站在原地,看着魚貫而出的人潮,對着電話回答:“你再說一遍。”

滬語長篇小說《繁花》出自作家金宇澄之手,原著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曾被外界視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說之一。王家衛偏愛《繁花》,決意将其搬上熒幕,摩拳擦掌了多年。這部頗受話本小說影響的原著,将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展現在電視劇觀衆眼前?秦雯的編劇語言将如何融入我們熟悉而傾心的王家衛式風格?這些好奇都将在《繁花》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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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兩次成功改編亦舒的作品令秦雯獲得了聲名與獎項。談及改編作品的創作原則時,她說:“我尊重直覺,看第一遍覺得喜歡的小說,那就想辦法留住我喜歡的東西,尤其是人物。如果很多地方看起來都不能影視化,那我就想辦法去改。如果看了小說,對人物沒感覺,那就不改。”

秦雯早年在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接受過嚴格的科班寫作訓練,入行多年,她的身上仍然保持着傳統的戲劇創作觀念:人物與故事先行,話題、情節隻能置于其後。她隻想從活生生的人物入手,寫出那些溫情脈脈、幽默诙諧又或令人扼腕歎息的故事。她常常觀察那些在無數個生活罅隙中所遇見的人,真實的人,如果覺得好玩,就會燃起探究對方前世今生的好奇。“要是(探究之後)還是覺得很好玩,我就想寫他。會想他和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系?為什麼我會覺得好玩?就這樣慢慢開始。”

秦雯筆下的人物,大抵都是從“好玩”開始的。她總是被層次豐富的人吸引,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編劇天生的好奇與寫作的本能所做出的自然選擇。然而,從“好玩”出發的視角更趨近于秦雯觀看世界的方式,她習慣讓自己像剝洋蔥般,一層一層,懷着下一個更大的疑問去接近生活的真相,去描寫人性的灰階。寫台詞更是如此。她說寫台詞就像一個人打一台麻将,編劇要做的是設計每一個打麻将的人出牌的風格,再遵循不同的風格去做牌、胡牌,不能打到最後變成同一個人的風格。

追問秦雯心目中好故事的标準,她說:“長電視劇和長篇小說都講究人物。提到《紅樓夢》《三國演義》,你首先想到的是賈寶玉、林黛玉、曹操、諸葛亮,然後才會想起那些情節。電視劇也一樣,如果角色本身走出了熒幕,也就是說,觀衆看到陳道明老師會叫葉謹言,看到許娣老師第一反應是薛甄珠,那就是成功了。”

一說起戲來,秦雯看上去興緻盎然。從專業角度上,她推崇曹禺、莎士比亞、契科夫、尤金· 奧尼爾的作品,最喜歡的小說是《呼嘯山莊》。說到電影導演,“最喜歡的當然是王家衛導演,要不然我不會在接到那個電話時那麼激動!……跨時幾年的合作帶給我最深刻的感受……讓我想起了李安說的那句話:‘王家衛是天才,我隻是個人才。’(如果說)李安是人才,我隻是個學生。做劇本的時候,王家衛是可以随時在上帝視角、第一視角、第三視角中無縫切換的,我做不到。這還僅僅是在編劇這個行當上,更不用說導演、美術、攝影、音樂、海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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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拍攝期間,秦雯很多時候會候在片場。談起在戲外被觸動的瞬間,她說記得有一天為了搶景追趕進度,大家都比較疲憊的時候,從業人員對一兩個年紀大的群演說話時嗓門大了點,在螢幕前的王家衛聽到了,嘟囔了一句:“不可以這麼對老人家的。”随即跑了過去,幾乎手把手地教兩位阿姨、爺叔怎麼反應動作。

關于《繁花》,因王家衛尚未放下導筒,秦雯在此刻能跟我們說的有限。哪怕隻是三言兩語,話語間也足以窺見她藏在心中的對此次合作的珍視。

秦雯很擅長寫女人,《流金歲月》和《我的前半生》讓觀衆先後看到了女性成長看似迥然不一,實則殊途同歸的命運故事,秦雯寫她和她的故事,某種程度上也是寫你我的故事,她說過,希望能夠給電視機前各有心酸的人生帶去一點微薄的關照。在即将播出的劇集《今天的她們》裡,她和編劇許思窈一起寫女孩們的自我覺醒,再次将視線投向女性成長的議題。

“自我覺醒是一層層的,像剝洋蔥,瑜伽裡有一個說法叫‘層鞘’。對一個幼稚園女孩來說,開始愛美了,可能是她的自我覺醒;對一個愛美的女學生來說,不僅外表要美,内在也要豐富是她的覺醒;對一個二十幾歲的女性來說,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是她的自我覺醒;對一個孕媽媽來說,選擇跟不适合的男人分手做單親媽媽是她的覺醒……你我都不知道要剝多少層,有的人剝着剝着就停了,因為辛辣流淚,有的人能一直勇敢地往下剝。但是,剝到哪裡是核心?不知道。又或者根本沒有那個核心,那你會後悔自己一生隻剝一個洋蔥嗎?”秦雯說着,又想到她筆下的女性們。“羅子君和唐晶、蔣南孫和朱鎖鎖,其實是一個人的兩面,合二為一就是完美女性,但是人物一完美就沒法寫戲了,是以,我把她們分開了。如果非要在張揚和溫潤中選的話,我自己是欣賞溫潤型的(女人),因為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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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雯的微網誌ID叫“不是秦雯”,她回想起多年前看香港電影,銀幕閃過一瞬,有個編劇署名為“不是女人”,她覺得好好玩,索性用了個假亦真時真亦假的名字向它看齊。後來才聽說以筆名“不是女人”行走江湖的是香港導演王晶,不知真假。她給角色取名的方式在我們看來也是好玩的,她說是中戲戲文系傳統,常常把身邊朋友們的名字拿來用。平時聽到好聽的名字就會想:嗯,可以用一下!秦雯笑着說起《我的前半生》中男主角賀涵名字的由來:“那是以前瑜伽老師的名字,我在課表上看到這個名字就用了,不知道有沒有影響老師此後的生活?!”

秦雯身上有上海女人的腔調,行事幹練,過起日子來四平八穩,有自己的精緻和講究。她大部分的時間在家裡寫作,早年習慣在深夜寫作,如今更樂意早起。她每天要寫作,也要健身,每周會拿出四五天去健身房運動,每次運動一個半小時。一開始是為了緩解長期久坐造成的身體不适,後來愈發喜歡控制、穩定和感受身體的感覺。她愛逛家具店,喜歡裝修房子,甚至會想象自己是一名建築師。她說自己有一個願望,想要造一個完美的家,不一定華麗,但是讓人想長久停留又不覺得見外。“中國人管那叫賓至如歸。‘如歸’兩個字對我來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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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雯剛過完四十歲生日,依然有惑,年歲增長讓她明白的是面對人生的惑要保持的态度是什麼。對編劇這份逐漸視為終身職業的工作,她仍懷抱着一份最初的熱情,“每次的故事不一樣,每次合作的人也都不一樣,每一次都是新的開始。以前呢,每次開始會導向什麼樣的結果并不清楚,這種未知和為了更好的努力讓我着迷。”某些時刻,她也會特别警惕某種情緒,“現在對有的項目會有預期,你知道開始時什麼樣,也知道最後不出意外的話大概會怎麼樣。現在我會盡量避免有所預期,去期待未知和挑戰。”

将時間向前追溯,十八九歲的秦雯第一次依此改寫過人生方向。從小到大,寫作上頗有天賦的秦雯在上海市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賽中拿過不少獎。在秦雯的高中時代,《萌芽》雜志及新概念作文大賽風靡全國,她在高三那年參加第三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得了一等獎,得到複旦大學降分錄取的資格,那時,她一門心思去複旦大學念中文系。然而,一次中戲意外的宣講,讓秦雯第一次了解到“原來有專業是學寫劇本的”,她想去試試。填寫志願的時候,她做了一個少數人的選擇,“當時大多數老師認為我應該選複旦。但是我的國文老師臯玉蒂老師和曆史老師沈宵老師支援我選中戲。(他們說)曹楊二中多的是去複旦、交大的,但是去中戲的你是第一個,人不要一味追求穩妥,要追求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記得沈宵老師給了我一個信封,裡面是八百塊錢,他說我送你一張去北京的機票。”

回看一路走來的路,秦雯說自己是編劇中的幸運兒。中戲念完,她順理成章做了編劇,作為署名編劇的第一部作品是《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她遇見了沈嚴導演、陳道明先生和新麗的曹華益先生,随後幾度合作的作品都令秦雯收獲了贊譽。和所有編劇一樣,秦雯經曆過創作上的膠着期,“對我來說,從《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到《辣媽正傳》之間算是一個蠻難的過程,就像無頭蒼蠅,不知道該怎麼寫人物。那段時間,我寫了不少東西,沒有讓大家特别記住的。但那個時候年輕,不停寫,一天一萬多字,後來突然有一天就明白了。”她也承認編劇這個行業需要一定的天賦,直言更重要的是勤奮和耐心。“編劇是個手藝活兒,我們經常說十年一個編劇,不是說你混十年,而是每天幾千、上萬字地跟着師父寫十年。大多數時候,編劇是面對自己,無人聲援,這對于需要從社交活動中找能量的人來說可能比較痛苦。外表再開朗的編劇,如果還是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在寫戲的話,總是有點不同程度的孤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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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編劇行業近二十載,如今作為頗受歡迎的編劇之一,秦雯感歎編劇的地位逐漸得到了重視,“現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遇到過制片人直接對我說,‘編劇在我眼裡最貴也就是一萬塊一集,多了不值。’現在大家知道了好劇本的價值,也更加尊重編劇。哪怕IP改編,也從過去的好IP不用找好編劇,到現在越是好的IP越是要找好編劇了。”

早些時候,秦雯在采訪中做過比方,“在行業裡,有一些人可以像俯瞰地圖一樣去看清楚一切,而另一些人行走其中,切身感受眼前的風景。”她自稱是後者,一個行走在環境中的人,萬事萬物得從一字一句、一朵花一棵草中細細體悟。面對新年即将揭曉的新篇章,她說:“新年呢,希望《繁花》一切順利,在後面的都市劇裡,我會嘗試把人物做得更加鋒利,再往後的項目裡,我希望又可以從鋒利轉向缱绻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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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影視行業深受疫情影響,影院一再關閉、開放,很多人會認為此時不是拍片的好時機。你認為創作内容是否存在好時機這一說?

秦雯:疫情這三年,大多數時間我都在與《繁花》并肩作戰(捂臉笑)。電影這幾年因為影院的關閉,壓力很大,電視劇相對好一點,但也受到大形勢的影響。對于編劇來說,“小年”就埋頭寫劇本,“大年”才有東西可以拍,我沒有那麼着急。

M.C.:你在采訪中提過,“都市感”是改編《流金歲月》《我的前半生》很重要的一部分。改編《流金歲月》時,你把故事的發生地從香港搬到了上海,《繁花》同樣是一個生長在上海的故事。作為上海人,你在創作時,會将哪些根植于上海的東西展現在劇本裡?

秦雯:我其實沒想刻意差別上海和其他地方,隻是因為,我對上海就像我開口講上海話一樣熟悉,你叫我寫北京、廣東,我也寫不了。之前有人給我看過一個香港作家寫香港回歸前後的故事,寫得挺好的,但那不是我熟悉的生活,我知道我寫不了,或者說,如果我要寫的話,需要做大量準備。關于上海人細細碎碎的地方太多了,我沒法一一列舉,或者說,我怕我自以為概括了幾個,其實遠遠不能涵蓋所有,就像“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我隻能請你看劇,就像帶着你爬山一樣,一路走,一路說,(從)一枝花、一棵草跟你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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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近年來湧現了一些與上海地域文化有關的作品,譬如金宇澄的《繁花》、邵藝輝《愛情神話》。運用方言寫作和表演,你覺得會為創作帶來哪些新的空間和表達的可能性?

秦雯:我認為方言應該被保留和弘揚,“差異”是文化的價值。看IMAX前有廣告,廣告詞說讓你身臨其境,我們看電視沒有那麼大的螢幕,但是語言可以,它是環繞的,讓你身臨其境。除了聽覺,嗅覺也是一樣的。

編輯/陳柏言ChicoChan

攝影/鬼馬易

撰文/許璐

造型/Simon qian

妝發/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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