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現代歌曲的哲學》是鮑勃·迪倫11月出版的文字作品，澎湃新聞記者獲悉，該書中文版正在翻譯中，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原刊登于《the Atlantic》。
鮑勃·迪倫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從歌曲、詩歌、小說、回憶錄、電台節目評論，到偶爾的電影劇本或諾貝爾獎演講稿，多年來，鮑勃·迪倫的作品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為人們所見，而他也一直緻力于研究作者身份本身。從他最早在紐約格林威治村做民謠歌手起，他就以自由地、時常是“厚顔無恥”地借鑒他的前輩（有時是他同時代的創作者）的作品而聞名，以獨特的方式創作出屬于他自己的作品。在他2004年出版的印象派回憶錄《編年史：第一卷》（Chronicles: Volume One）中，迪倫似乎挖掘了《時代》雜志舊刊和各種其他來源，創作出一系列拼貼畫來表達他自己的記憶和想法。即便他的“畫作”中的許多似乎都是基于電影和已發表照片的靜止畫面，迪倫還是會指責挪用。他的整個工作主要關注的是“誰真正創造了這個？”這一問題。
新書《現代歌曲的哲學》書封。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是“誰會在乎？”但實際上，鮑勃·迪倫在乎。對他來說，創造力的本質、機制和意義，尤其是與音樂有關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他的新書《現代歌曲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中所闡明的那般。這本書收錄了短文、抒情即興演奏、大量事實和難以預測的題外話，并配有适合在書桌前欣賞的曆史照片，展示了迪倫對于過去100年左右錄制的66首歌曲的想法。這本書是關于作者身份的——歌手如何通過他們的表演重新創作歌曲，聽衆為滿足自身需要如何在腦海中重新創作歌曲，以及迪倫如何通過他獨特的思考和創作方式寫出屬于他自己的各種類型的歌曲。很明顯，這是一部關于作者身份的作品，同時也是對作者身份概念的批評與戲谑。
迪倫關于流行音樂運作的哲學大部分以錄音為中心，并集中在表演，而不是作曲上。“佩裡·科莫（Perry Como）活在他唱的每一首歌的每一刻裡。”迪倫在講述《Without a Song》的一章中說道，這是弗蘭克·辛納特拉（Frank Sinatra）在 1940 年代與湯米·多爾西（Tommy Dorsey）和他的管弦樂隊一起錄制的情人節歌曲，也是辛納特拉的助手科莫在1950年代初期制作的流行金曲。迪倫解釋說，科莫“不必寫歌就可以做到……當他站着唱歌時，他就擁有并分享了這首歌，令我們相信他所唱的每一個字。”
在這裡，迪倫展示了像科莫這樣成熟的歌手如何通過敏感的诠釋，像詞曲作者一樣具有創造性的表達能力。這一觀點若出自一位天才詞曲作者之口，似乎是有些不合時宜，但它卻很适合一位創作型歌手。他在晚年制作了五張唱片，其中的歌曲最初是由辛納特拉和科莫等歌手錄制的。
迪倫将每一章都聚焦于一首特定的歌曲錄音上，并且通常關注在表演者或表演者身上，但也有很多例外。迪倫以循環的、自由形式的叙述開始了一些章節，講述了一個與歌曲的思想或主題在某種程度上相聯系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例如，對于雷·查爾斯（Ray Charles）錄制的《I Got a Woman》，我們聽到了一個有力的黑色小故事，講述了一個疲憊的男人開車穿過城鎮，結果有些失望，“汗濕的襯衫粘在他的汽車座椅上”，“ 随着戴維·紐曼（David Newman）的男高音薩克斯風音樂有節奏地敲擊着方向盤”。
這些無疑是《現代歌曲哲學》中最明顯的文學部分，它們所喚起的文學是上世紀中葉美國公共汽車車站書架上的低俗文學，例如詹姆斯·M·凱恩（James M. Cain）和吉姆·湯普森（Jim Thompson）這類作家的小說。他們的作品宣揚了禁忌中的盡情享受，并在1960年代初被視為“酷”的文化象征。迪倫陶醉在這個充斥着“吉普賽人、流浪漢和小偷”的世界裡，以一種古樸、近乎老生常談的方式感受着大膽，但他有時似乎也奇怪地渴望着一種震驚。例如在講述韋伯·皮爾斯（Webb Pierce）翻唱的《There Stands the Glass》這一章中，迪倫自己也翻唱過這首，編造了一個奇怪的虛構故事，講述了一名戰鬥獸醫被他以職責名義犯下的暴行的圖像所困擾：“他看到一個兩歲的小男孩，他謀殺了他，他看到他的夥伴們用刀砍了一個小女孩，脫掉她的衣服并侵犯她，然後對她開了槍。”這個獨特而怪異故事與歌曲毫無關系，但它像垃圾文人的幻想小說一樣令人震驚。
在許多章節中，迪倫把這些歌曲的作者當作粉絲雜志裡的海報男孩，提供了豐富的轶事，比如裡奇·納爾遜（Ricky Nelson），他的洛卡比裡歌曲《Poor Little Fool》1958年拿到了Billboard榜首。他不僅擅長網球和空中雜技，在高中橄榄球隊裡還是一名初級球員——同他的父親奧茲·納爾遜（Ozzie Nelson）一樣，他還曾是羅格斯大學橄榄球隊的首發四分衛。有時，迪倫還會為了作品本身而剔除作者的傳記部分。他在埃爾維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的《Pump It Up》的一章中寫道：“了解一個歌手的生平對你了解一首歌曲沒有特别大的幫助，重要的是一首歌曲讓你對自己的生活産生什麼樣的感受。”迪倫提醒我們，流行音樂是一種合作的藝術，不僅有創作者、表演者、音樂家和唱片制作人參與其中，每個聽衆也會對音樂做出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迪倫似乎在暗示，一首歌的聽衆也是它的作者。
鮑勃·迪倫。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同時，對迪倫來說，強調傳記的無關性，是在提醒我們，他自己的傳記在他的作品中的作用。他對個人審視的抵制、混淆視聽和自我創造的技巧并沒有分散人們對他人生經曆的注意力，它們是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編年史：第一卷》生動而準确地描述了一位傑出的寓言家的思想，他是一位将事實和虛構交織在一起的大師。如果說迪倫從未抽出時間寫第二卷，那麼他通過《現代歌曲的哲學》一書中提供了一個類似于《編年史》的續集。雖然這本書表面上講的是其他藝術家的歌曲，但裡面還有另一本書的大綱，一本關于迪倫的“影子書”。
在《現代歌曲的哲學》一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事情。從歌曲和歌手的選擇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迪倫對于女性藝術家的興趣不大。書中介紹的數十位藝術家中隻有四位是女性——如果算上包含一位女歌手的派特斯（The Platters）則有五位；而在歌曲創作中與男性合作的女性（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獨立完成了創作的女性）——大多被忽略或掩蓋。當他确實在讨論女性時，迪倫經常将她們描繪成邪惡的妖婦或巫婆，引誘男人走向他們的厄運。當然，他切實地反映了歌曲中描繪女性的方式，但他也是選擇這些歌曲的人。當然，任何人選擇的 66 首歌曲都難免有所遺漏，不過迪倫在某種程度上确實拒絕承認女性對美國音樂的貢獻。
我們也能夠看到，迪倫很少提及嘻哈音樂——或者，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沒有考慮過它。我們看到他對婚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包括認為一夫多妻制可以解決很多婚姻問題。“一個男人有多少個妻子，與任何人無關。”他說。不過，這應該隻是一句戲言。
此外，在這本書中，我們還能發現了一些有趣的驚喜——迪倫對一些晦澀的主題的了解要遠超人們的想象。例如辛納特拉的《Strangers in the Night》令人費解的作者身份；迪士尼紀錄片《白色的荒地》（White Wilderness）的制作曆史；以及将阿爾貝·加缪（Albert Camus）的作品從法語翻譯過來的複雜過程。在沒有尾注的情況下，讀者就無法知道這些材料的來源。是以，我們隻能盡情享受其中的樂趣，驚歎于迪倫不斷檢驗作者身份的意義，以及他使别人的作品成為他自己的作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