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林外史》在日本的接受呈現出其特殊性。考辨其流播的過程，不能僅僅着眼于這部經典自身的思想與文學特征，還應注意其在日本傳播的曆史現場，以及背後呈現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進而更深入了解這部作品所隐含的文學及文化意蘊。
《儒林外史》于江戶時代末期嘉永三年（清道光三十年，1850）傳入了日本長崎。［1］當時，日本各地出現了競相收集中國小說的熱潮，這些中國小說成為當時日本的知識階層了解清代的風土人情的一扇扇窗戶，透過這些，他們更多地了解并試圖了解這些小說背後呈現的中國清代的文化社會風尚。基于這種文化背景，兩套《儒林外史》被中國商船帶到了日本。
現在所知的《儒林外史》的最早版本是出版于嘉慶八年（1803）卧閑草堂本的現存版。稍晚之後還有嘉慶二十一年（1816）的藝古堂本刊本。但從現有的資料看，傳入日本的《儒林外史》具體屬于哪一種版本無法考證，而江戶末期的知識階層如何接觸并閱讀《儒林外史》也無從知曉。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世風轉變，文化社會風尚面臨許多的轉折，日本人的中國觀也因各人相異的立場變得複雜多樣。在文化變革中，有人将目光轉向了《儒林外史》，關注到這部小說背後的多重文化意義。
當時有一位代表性的漢學家———森槐南［2］深谙中國文化習俗，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提及過清代小說《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續夢》《紅樓夢補》《品花寶鑒》《儒林外史》《鏡花緣》《兒女英雄傳》。他對《儒林外史》做出這樣的闡釋和定位：
《儒林外史》，所描寫的是書生出了學門參加文官考試及第後而直至成為官役的曆程。衆所周知，中國從明代開始以八股文取士選拔官吏，所謂的八股文是以諸種文句為主題，并以所取的主題而作的八股形式的文章。是以書生一踏出學門就馬上潛心研究其八股文，之後耗盡生涯一年一度參加應試卻是屢試不第，終其一生被稱為讀書人的秀才在中國比比皆是。抓住這種人物的蕭牆之内的事件而撰寫的即是《儒林外史》。這本書也很值得一讀，這部小說不以修辭為主，而以暴露儒家社會的瑕疵及書生世界的纰缪為中心。從書中可以窺見中國風俗之一端。［3］
森槐南是漢學詩人森春濤（1819～1889）之子，受其父親的影響，不僅對漢詩滿懷興趣，對中國的通俗文學也頗為愛好，并學習了漢語。因幸得其父之友伊藤博文的知遇之恩，曾就任過宮内省圖書寮編修官等職，同時，也曾受東京帝國大學之邀，作為講師任過教。後來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鹽谷溫曾記述說“大學時期，聽森槐南先生講義，在中國的戲曲小說方面得到了啟蒙”［4］。在後輩學者的眼中森槐南是中國通俗文學的啟蒙老師，這其中自然也包含《儒林外史》在内的中國小說。
日本著名漢學家合影，後排左起三人分别為吉川幸次郎、小尾郊一、小川環樹（攝于1959年）
在此之後的1933年，小川環樹［5］選擇了當時在日本尚無全譯本［6］的《儒林外史》作為研究對象，其京都大學文學系的畢業論文便是以《儒林外史》為主題，題為『小説としての「儒林外史」の形式と内容』(《作為小說的〈儒林外史〉之形式與内容》)［7］，論文關注到《儒林外史》的文體特點以及人物原型，并圍繞這些展開論述，這标志着日本學界對《儒林外史》研究的正式開始。他在文中提出了四個觀點：（一）作者對世情了解之深刻在作品中展露無遺；（二）雖然通過此書能夠了解當時的社會，但歸根到底這部作品還隻是一部“外史”，一部小說；（三）小說言情狀物，作者的筆墨所至，無不合情合理；（四）作者并沒有像《水浒》那樣是為了迎合普通群眾的趣味而寫作，而是以文人之筆，投文人之好，表文人之情。
此外，另一中國學研究的重要人物青木正兒［8］也關注到《儒林外史》的重要意義。早在京都帝國大學就讀時，青木正兒就敏銳地意識到五四運動等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并從“中國學”研究者的立場出發去了解《儒林外史》。起因是1935年(昭和十年)汽笛社出版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翻譯本，他對其表現形式與嘲世諷俗的批判精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
(《儒林外史》)客觀地描寫了當時(的)文人階層的情況，也描寫了作者自身及其周圍文人的生活，是一部怒斥當時為科舉而行龌龊的時文，并為文藝之士大吐胸中萬丈豪氣的痛快淋漓之作。這部小說在結構上形成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即故事情節時而随機而起，時而旁逸斜出，甚少顧及文章前後的起伏照應，各個故事亦無結尾，整部小說沒有一個明确的主線故事。這是之前不曾出現的一種表現形式，其描寫之細緻與行文之流麗雖略遜于《金瓶》《紅樓》，結構之博大與筆緻之遒勁亦不及《水浒》，但其嘲世諷俗之深刻，書生氣概之昂揚，卻是他書所不及者。可與《紅樓》并稱為清代小說之雙璧。清初李漁之後，多以《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并舉，稱為四大奇書；今時今日我們亦可在其上加入《紅樓夢》《儒林外史》兩本，一并稱為六大奇書。［9］
同一時期，濑沼三郎［10］也站在其作為社會評論家的立場上翻譯了《儒林外史》。其譯文連載于1935年4月2日至12月1日的《滿洲日報》，題名為《小說·儒林外史》，在題目之後标有“原作吳敬梓翻譯濑沼三郎插畫河野久”等語。連載時濑沼三郎略去了帶有總結性質的第一回，其譯文起于第二回，止于第三十三回之後半部分的“……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一句。他又将各回的回目删去，将譯文分割為203篇，按照連載順序标以序号，并附有插畫。他還有『満州民謡』［11］與『支那現代文藝』［12］兩部作品。或許他是為了更深刻地了解當時中國的民情而進行的翻譯。他在『「儒林外史」とその作者』一文裡說：
關于《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吳敬梓，幾乎不為日本人所熟知。吳敬梓為清初極有名望的文學家，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生于安徽省全椒縣的一個仕宦書香之家。乾隆十九年十月末逝于揚州寓中，終年五十四歲。他十三歲時喪母，受父親（清廉為官的）熏陶，志在出仕，為通過科舉而勤于學業，二十歲時考取秀才。但在他二十三歲時，父親突然離世；三十歲時與他育有一子的愛妻又先他而去，這使他的心境發生了極大變化。吳敬梓為人豪爽而有俠氣，經常扶危濟困，周濟貧苦，父親雖然留給他兩萬餘兩的家産，但大半被他揮霍一空，緻使他不得不放棄其冠絕江北的園林府邸，（舉家）遷至南京居住。移居南京之後，他醉心于秦淮河畔的水亭生活，與衆多文人交友往來，傾心專注于詩文創作。這時他的文才已經廣為人知。之後不久，在他即将要滿三十六歲那年的春天，安徽巡撫趙國麟向朝廷舉薦他參加博學鴻詞科，但此時的他卻因感慨于官場的腐敗黑暗，早已放棄了出仕的願望，因而拒絕了這次舉薦。吳敬梓考取秀才之後，一直同官員有來往，但（因為他拒絕了舉薦，因而）完全斷絕了同官場的聯系而得以能夠專心所好。這也使得他的生活愈發艱難。四十歲時已近乎于家産蕩盡，其長子甚至到了自謀生路的地步。最後就連他視若珍寶的幾十冊愛書也都因迫于生計而不得不忍痛割愛。乾隆十九年十月末，他窮困潦倒地客死揚州，終年五十四歲。在他晚年的十年間，一直過着貧苦漂泊的詩人生活。其著作除《儒林外史》外，還有《文木山房集》及《詩說于卷》等。
《儒林外史》是一篇成書于吳敬梓三十六七歲至四十八九歲即他的寫作成熟期到晚年這十數年間的諷刺小說，作者在同迎面而來的窮困生活與人生苦惱的鬥争之中依然堅持了寫作。小說最初付梓距今已有一百八九十年。
儒林是指信奉孔子之道的學者也就是儒者這個群體。也可以指讀書人階層或者讀書人群體。小說取材于對“外史”---即讀書人階層的現實生活---的描寫。書中人物所處的時代雖然稱作明成化、嘉靖年間，但實際上描寫的是作者所處的清朝文化繁榮期的康雍乾三朝的社會現實。亦反映出了當時的腐儒生活，官場腐敗和社會醜惡，這些共同構成了一出生動的中國社會思想史。作品中從屬于不同階層的有着不同性格的人物同許多事件一同出場，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百态。出場人物中亦出現了作者的尊敬者、摯友及作者本身。比如作品中虞博士的原型為江甯府學教授吳蒙泉，遲衡山的原型為禮樂金石學泰鬥樊聖谟、杜慎卿的原型是作者的堂兄弟吳青然、而杜少卿的原型即是作者本人。作品的後半大多為作者身邊所發生的事件，又或者是作者耳聞所得。不過這本小說的構成不同于其他的小說，即大部分的小說例如左拉的《娜娜》、《炭坑事件》那樣主要内容隻涉及一位主人公或者一個事件，但是這部小說裡并沒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人公或者事件。最開始的主人公在兩三章之後即消失，而原來的次要人物則成為下一個故事的主角活躍在不同的事件之中，也可以說是這是基于各主人公之間的連鎖關系，順次展開事件的一種短篇故事的內建。
本來，王朝時代的中國社會是由官紳、志在出仕的讀書人及一般平民這三個大的階層所構成的。這三大階層的形成同中國曆代王朝沿用的被稱為“科舉制”的官員選拔考試制度息息相關。科舉制大大拓寬了下層士人的進身之路，也是以使宦仕朝廷、出将入相成為了普通人走向富貴榮華的唯一人生之路，也進而以此來光耀門楣，赢得鄉裡尊重。考試科目雖然各朝不盡相同，但是基本上是尊奉經學即儒學為正。考試首先是在各地方舉辦，隻有作為最高等級的進士考試才在京城進行，是以應試科舉的這一批人即讀書人階層廣泛遍布于全國各地。清朝也沿襲曆代舊制采用科舉取士并完全繼承了明朝的科舉制度。試題的答案全部限于一種被稱為八股文的文體。八股文是一種按照對句法将文章分為八個部分并逐一議論的規範文體，對考試題目要按照八股文的規範羅列典故，因而完全不重視對問題本身的思考和文學上的獨創性。由此在當時的讀書人之間，為了考中科舉的死記硬背極其盛行；而對于古學的研究，則除了一部分笃志好學的儒學者之外并不被時人所重視；不僅經學淪為一種流于形式的學問，甚至于那些站在學者立場上輕視科舉而埋頭研究經學的正統儒學者們也都被冠以“疏于世事之輩”，遭到所謂讀書人階層的輕視。加之他們一旦得償所願，出仕做官，就會利用高位汲汲鑽營，中飽私囊。一方面，讀書人階層的這種傾向也反映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多數人無視儒教的真正精髓。舉世之中，大多都沉湎于背離人道的充滿欺瞞谲詐的現實主義，所到之處亦無不飛揚跋扈。
仕宦階層的腐敗，儒林隊伍的堕落，庶民社會的拜金現實的醜惡，凡此種種的社會現實，令作者非常憤慨。他抱着為讀者“指明人生正确道路”的滿腔熱情與堅定信念，決定編寫這部小說。
他在作品裡直白地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觀與社會觀。可以看出作者乃是一個對人生有着鐵石堅心之人。這是一種把儒家精神與老莊哲學融合在一起的獨特的信念。是以我們可以窺見出作品在精神上、藝術上具有類似屈原等人的特點。同時，其簡明高雅的文風亦真實地反映了作家所具有的崇高的品德。
作者向讀者呼籲：榮華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富貴也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人應該有更加崇高的精神世界。人的一生應該正直，隻有在精神的世界裡才能得到真實的心靈享受。
這部作品雖然充滿人道主義精神，但并不同于中日舊文學時代所常見的那種懲惡揚善的小說．毋甯說，他站在了這些小說相反的立場。作者試圖用白描的表現手法使讀者更深刻地覺悟檢討。這種嘗試在這部小說裡獲得了充分的成功。此外，作家把活生生的社會事件、作品人物的言行舉止描寫得惟妙惟肖，是以活靈活現地描繪出了當時中國社會與中國人的真實概貌。沒有哪一本可比它更準确地回答了“什麼是中國人？”這個問題。諷刺固然巧妙絕超，描寫更是入木三分。
“隻有正直地生活才是人生！”他抱着這樣強大的信念并對此深信不疑，從作品中時常出現的臨終、送别場面或者傑出人物的對話裡，極其自然地流露出了作者所堅守不渝的人生哲學。讀至此處，讀者恐怕也會為這漫溢而出的敬虔之念而自省其身吧！羅曼羅蘭說過：“某種意義上，《複活》就是托爾斯泰在藝術上的《聖經》”。這句話同樣可以适用于《儒林外史》，可以說《儒林外史》就是吳敬梓在藝術上的《論語》。
吳敬梓與許多于大陸日本文壇有重大貢獻的世界著名的作家們——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福樓拜、莫泊桑、易普生、左拉等相比，他早于他們一個乃至一個半世紀之前，在十七世紀的前半葉就已走完一生，在大詩人歌德誕生之時，《儒林外史》既已刊行初版。不僅如此，他還在作品中巧妙地融入了自然的描寫手法，并将由于事件的連鎖所帶來的膩煩轉化于無形。這種富于詩意的叙述手法更提高了他作為文學家的價值。
百年來，這部小說在中國博得了文人階層的一緻好評。在當今的中國青年中在内容上最具近代性小說而受到熱烈歡迎。同時反對陳腐的八股文，使用言文一緻的文體寫作亦是這部小說的一個特征。大概這種對僞古文學派的挑戰也使得他大為痛快吧！若說到在文學方面的影響，可以說清末勃然興起的諷刺小說即發端于《儒林外史》，僅從這裡也能充分想象到其影響之大。此外還應該提到的是，随着西歐文學思想傳入中國，民國五、六年之後倡導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言文一緻）的胡适及陳獨秀等一批中國的新人文學者們将《儒林外史》與《紅樓夢》、《水浒傳》并稱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小說。
本書有五十五回本、五十六回本、六十回本等各種版本，而我選用了錯誤最少的五十五回本，将其完全翻為日文，現連載于《滿洲日報》上［13］。關于書中的故事典故也稍加做了注釋。拙譯得以完成，林止先生［14］于我教誨甚多。另外，我偶然得見這部吳敬梓的偉大作品，進而能夠有機會專心地進行翻譯工作，亦多承蒙滿鐵總務部長石本憲治先生的厚情。［15］
此外，在小說譯文連載之前，濑沼三郎也曾于《滿洲日報》［16］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儒林外史》的解說，從中亦可以一窺作者對《儒林外史》的評價：
小說《儒林外史》解說
《儒林外史》是一部與《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浒傳》、《紅樓夢》并稱的中國小說。《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浒傳》、《金瓶梅》在德川時代既已譯為日文，廣為人知。而《儒林外史》之是以流傳不廣并非由于其他原因，所謂淫色動人情，怪谲亂人心，恐怖懼人膽；自古以來，莫外如是。
《儒林外史》中不涉男女之事，獵奇、暴虐之文亦少見，是以在中國被稱為模範的中學國語教科書。但這絕不意味着小說平淡無味，反而正是因為其妙趣橫生，才能與以上那些情色怪谲之類的小說相抗衡而流行于世。
作者是安徽省的吳敬梓，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殁于乾隆十九年（1754）。為一代之大學者、大文豪、大詩人，同時他也是個奇異乖僻之人。其族世代官宦，亦有高官顯宦，文章大家。自身亦文采出衆，但卻不應科舉，錢财蕩盡，困于衣食。飲酒作詩，作文自娛，安然于陋巷之中。這部小說中他以自身及所見聞的文人官吏之事為本，盡吐胸中壘塊。
時為康乾之盛世，舉世之人，皆沉湎于追求名利。但若求功名富貴，唯有出仕一途；若為出仕，則必須科舉得中；若想高中，則八股必須爛熟于胸。是以不論文人官吏，皆置真正的學問于不顧，也無所謂人品道德。終日隻渾渾噩噩于訓诂章句之類的末技之中。官場和學界之中也是阿谀賄賂成風，滿眼的爾虞我詐，社會風氣浮華，人人拘于封建禮教，不敢流露真情。隻有了解了這樣的時代背景，才能解得小說三味。
觀察透徹，描寫真切。翰林、秀才、名士、平民，在他們的心理活動之間，一幅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社會百态的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既有痛罵，也有諷刺，而且不直白露骨，并将幽默巧妙自然地融入其中。如同記述二百年前故事的《水浒傳》、《金瓶梅》一樣，讀這本小說，也能從中一窺現在中國的某些方面。
濑沼三郎在對《儒林外史》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了這部作品的文化内涵與文學特色。他敏銳地洞察到作者吳敬梓巧妙融入小說中自然的描寫手法，并評價吳敬梓在小說中對社會各階層虛僞醜惡的揭露，使得《儒林外史》具有了普遍性的批判價值。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能做到如此客觀的評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關于《儒林外史》的日語譯本，除了上述濑沼三郎所譯的前三十三回之外，尚有岡本隆三［17］所譯的前二十七回。其譯文見于1944年開成館出版的《儒林外史》上卷。譯文開始于第一回，止于第二十七回，并大緻保留了漢語原文的格式，各回皆有回目，在書後所附的解說裡還添加了譯者對前二十七回的簡短解說。岡本隆三在譯文後面的解說裡對《儒林外史》進行了如下的評價。
正如“外史”這個名字一樣，本書借用明朝作為背景，從側面客觀描寫了當時的士人階層，在批判那些所謂的風流才子之輩的同時，也對官員入仕所必經的科舉考試所帶來的時弊加以諷刺；是一部深入挖掘人性與禮教沖突，揭露和痛斥社會各階層虛僞醜惡的作品。［18］
《儒林外史》的全譯本直到1960年才得以面世，它由稻田孝［19］翻譯，收錄于平凡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大系》一書中。但是，在當時知曉《儒林外史》的人卻依然不多，關于其個中緣由在稻田孝于譯文後面所附的解說中可以一見。
《儒林外史》同《紅樓夢》一樣，是繼明末《金瓶梅》之後，清前半期章回體小說中的又一傑作，亦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一朵奇葩。但可惜的是，這樣優秀的文學作品還不被大陸大衆所熟知，其知名度遠遠不及其他的章回體小說。這不論是對中國文學，還是對《儒林外史》本身，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至于不受歡迎的理由也許有很多吧！在我看來以《儒林外史》為基礎，本來應該會出現有關“諷刺文學和日本風土”這樣的深層讨論，但是因為書名起的不太好，這樣的讨論并沒有出現。其他章回體小說的書名，單從字面看就能使人恍若墜入夢幻般的溫柔鄉中，抑或馬上使人在眼前浮現出金戈鐵馬的熱血場面。這些章回小說換言之也就是通俗讀物都擁有一個與其自身極為相配的書名，與此相比《儒林外史》這個名字可以說是索然無味，缺乏魅力。加之喜愛文學作品的人也通常會對“儒”這個字感到反感。
還有，為了沒有讀過這部小說的讀者，我要在此首先申明一下，實際上這個看上去極為嚴肅僵硬的書名，正是小說風趣及其存在意義的最好證明。如果不先行解釋，我擔心有的讀者會隻看書名便失去了閱讀本書的興趣。
那麼，究竟是怎樣的證明呢？
本來章回體小說對那些被稱為文人士大夫或者讀書人的人們也就是當時的知識階層來說是一種被蔑視的存在。光明正大地閱讀這樣的書更被看做是一種非常粗鄙的行為。《儒林外史》的“儒”所指的就是這樣的進階士大夫階層。是以，這部小說站在被“儒”所鄙視的立場上，堂而皇之地對“儒”這一階層指指點點，而其态度亦可以說是毫不留情，并盡情地對其進行揶揄嘲笑。
《儒林外史》就是這樣的一部“表裡不一”的作品，其書名之嚴肅正是其内容之風趣的有力證據。
稻田認為《儒林外史》是一部直言不諱地諷刺士大夫階層的暢快淋漓之作。此種評價，與前文所述的青木正兒、濑沼三郎、岡本隆三等觀點很相似。同時，稻田闡釋《儒林外史》的令人欽佩之處，是把應予譏諷的科舉制的弊病透過對各樣的人物描寫而彰顯無疑。其記載如下。
關于科舉制的弊端，已然被許多人所察覺，在小說等中作為素材也常被提及，并非是《儒林外史》的作者之創見。是以在這一點上，《儒林外史》不足以為奇。《儒林外史》的可貴之處，其一是與科舉制的弊端坦然無懼地串聯成一體的卓爾不凡，另一處則表現在，并非追究制度的是非曲直，而是堅持不懈地追蹤被制度所扼殺的人間百态的真實景象，其追蹤得可謂精彩高妙。即是說，所描寫的不是制度，而是人物。
此外還評價說，《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寫，也擴充到了因科舉以外的制度而飽嘗困苦的大衆。他接着說：
當然在古代中國壓迫束縛“儒林”中大衆的不僅僅是科舉制度。各式各樣的古老傳統與正常慣例以及諸多的封建制度使得他們苦不堪言，這種世間的不幸在此小說中亦可随處一窺而見。
另外，《儒林外史》分别描寫了與“愚蠢、庸俗、傻瓜、小氣、吝啬、狡猾、懦夫、無知等”罵人的惡語髒話相比對的人物。換言之，也可以說稻田從小說人物的生動形象，了解了作家刻畫人物的高超手法，發現了《儒林外史》這部作品獨特的文學價值。
基于以上的了解，稻田對這部作品的意義做出了準确的定位，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思想史方面含有“近代思想的萌芽”，而且處在“明末清初業已開花結果的陽明學左派流派及清代初葉的實證主義方面的諸種傾向的體系之中”。
再有我們在此小說中能夠感受到，近代思想的萌芽，例如所說的尋求與生俱來的人性、尋求健全而自由的知性、破除迷信、啟蒙思想、肯定平民百姓的心情等等在整個篇幅中都有脈搏在跳動着。說起來，小說的題目自始至終都傾向于理性化，這本身或許已經讓人們看到了作者極力地要去靠近近代性思想的證據吧。從思想的系譜來講的話，同樣，可以說作者在明末清初業已開花結果的陽明學左派及清代初葉的實證主義方面的諸多傾向的派系之中吧。
以上是20世紀日本人眼中《儒林外史》的研究及翻譯的簡單介紹。綜上所述，雖然在日本就《儒林外史》的研究并不如其他中國小說那麼廣泛，但是也有數位漢學家及社會評論家對這部作品别具眼光，并從各自的專業角度進行了闡釋。然而，這部小說在日本畢竟沒有達到《三國志演義》及《水浒傳》那樣的接受廣度。若論及其深層原因，其一，要真正了解《儒林外史》，需要充分了解與之相關的中國制度，而當時的日本對于中國的社會制度缺乏廣泛的認識與了解，這種隔膜造成了少有人去問津的境遇；其二，社會制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異，為日本學者了解《儒林外史》小說描寫的多樣複雜性增加了一定障礙，這或許也可以作為其不能産生廣泛影響的原因。同時，《儒林外史》在中國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小說中不易流傳的作品，其深刻的意義以及叙述特點是這部小說的精彩之處，也是其在流播中被了解的最大阻隔，而異域文字與文化的差異，加大了這種障礙。此外，全譯本遲遲沒有出版或許也可算作其中的一個緣由吧!
但是，即使稻田孝翻譯的那部全譯本完成之後，也不能說由此而獲得了衆多的讀者。正如稻田所意識到的那樣，接納客觀性和富有機智的諷刺文學的風土在日本并不充足，這也可以說是限制《儒林外史》被廣泛接受的根本原因之一。
盡管如此，對于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抱有極大興趣的學者，仍然從各自的旨趣與立場出發，為全面闡發《儒林外史》的内涵及其價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透過這部小說在日本的流播，我們可以了解20世紀日本漢學家及評論中國社會的日本各界人士，他們如何透過文化的差異去了解隐藏于這部作品深處的中國社會與制度，這顯現出20世紀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個次元。
注釋
［1］日本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書籍元帳》。
［2］森槐南（1862～1911），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及漢詩詞作家。
［3］﹝日﹞森槐南《作詩法講話》，東京文會堂，1911，第353~354頁。
［4］﹝日﹞鹽谷溫《天馬行空》上篇，日本加除出版，1956。
［5］小川環樹（1910～1993），曾任教于京都大學，長期從事中國的研究。代表作有《風と雲 中國文學論集》、《唐詩概說》等。
［6］小川環樹在其《中國小説史の研究》的序文當中提到，當時尚有錢稻孫所譯的前二回，連載于某雜志上。但因為資料所限，筆者并沒有找到這本雜志。
［7］本文初次發表于《支那學》昭和八年五月第七卷第一号，後收入《中國小説史の研究》第四章，小川環樹，岩波書店，1968，第181~197頁。
［8］青木正兒（1887～1964）,日本昭和時期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
［9］本文初次發表于1935年，收錄于《支那文學概說》第五章“戲曲小說學”第四節“白話小說”。後收入《青木正兒全集》第一卷，春秋社，1969，第364頁。
［10］昭和初期任日本《國民新聞》駐北京特置員。其生卒年不詳。
［11］﹝日﹞濑沼三郎《満州の民謡》，滿洲國通訊社，1938。
［12］﹝日﹞濑沼三郎「支那の現代文藝」，『大支那大系, 第12巻，文學・演劇篇』刊載，萬裡閣書房, 1930。
［13］《滿洲日報》所載譯文如上文所述隻到第三十三回後半為止，并沒有見到作者所稱的全本譯文；因為本文發表于譯文連載其間，作者是否已經完成了全部譯文亦或者僅僅是有此打算，限于資料現在還無法明确得知。
［14］ 其人未詳。
［15］ 《滿蒙》第十六年五号，滿蒙社，1935，第82～85頁。
［16］昭和10年4月1日。
［17］﹝日﹞岡本隆三（1916～1994），作家，中國文學家，翻譯過許多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
［18］﹝日﹞岡本隆三譯《儒林外史》，開成館，1944，第665～682頁。
［19］稻田孝（1915～2005），曾任教于東京學藝大學，長期從事中國的研究。代表作有『聊齋志異 玩世と怪異の覗きからくり』。
本稿原題為《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漢學家、中國研究專家及社會評論家眼中的〈儒林外史〉》，收入《儒林外史與中華文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本文在原文基礎上進行了資料補充并加以修正。
作者機關：日本富山大學
本文原刊《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第七輯）第221—232頁，原創内容如需轉載，須經本刊編輯部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