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林外史》在日本的接受呈现出其特殊性。考辨其流播的过程，不能仅仅着眼于这部经典自身的思想与文学特征，还应注意其在日本传播的历史现场，以及背后呈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而更深入了解这部作品所隐含的文学及文化意蕴。
《儒林外史》于江户时代末期嘉永三年（清道光三十年，1850）传入了日本长崎。［1］当时，日本各地出现了竞相收集中国小说的热潮，这些中国小说成为当时日本的知识阶层了解清代的风土人情的一扇扇窗户，透过这些，他们更多地了解并试图理解这些小说背后呈现的中国清代的文化社会风尚。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套《儒林外史》被中国商船带到了日本。
现在所知的《儒林外史》的最早版本是出版于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的现存版。稍晚之后还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艺古堂本刊本。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传入日本的《儒林外史》具体属于哪一种版本无法考证，而江户末期的知识阶层如何接触并阅读《儒林外史》也无从知晓。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世风转变，文化社会风尚面临许多的转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因各人相异的立场变得复杂多样。在文化变革中，有人将目光转向了《儒林外史》，关注到这部小说背后的多重文化意义。
当时有一位代表性的汉学家———森槐南［2］深谙中国文化习俗，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提及过清代小说《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续梦》《红楼梦补》《品花宝鉴》《儒林外史》《镜花缘》《儿女英雄传》。他对《儒林外史》做出这样的阐释和定位：
《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是书生出了学门参加文官考试及第后而直至成为官役的历程。众所周知，中国从明代开始以八股文取士选拔官吏，所谓的八股文是以诸种文句为主题，并以所取的主题而作的八股形式的文章。因此书生一踏出学门就马上潜心研究其八股文，之后耗尽生涯一年一度参加应试却是屡试不第，终其一生被称为读书人的秀才在中国比比皆是。抓住这种人物的萧墙之内的事件而撰写的即是《儒林外史》。这本书也很值得一读，这部小说不以修辞为主，而以暴露儒家社会的瑕疵及书生世界的纰缪为中心。从书中可以窥见中国风俗之一端。［3］
森槐南是汉学诗人森春涛（1819～1889）之子，受其父亲的影响，不仅对汉诗满怀兴趣，对中国的通俗文学也颇为爱好，并学习了汉语。因幸得其父之友伊藤博文的知遇之恩，曾就任过宫内省图书寮编修官等职，同时，也曾受东京帝国大学之邀，作为讲师任过教。后来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盐谷温曾记述说“大学时期，听森槐南先生讲义，在中国的戏曲小说方面得到了启蒙”［4］。在后辈学者的眼中森槐南是中国通俗文学的启蒙老师，这其中自然也包含《儒林外史》在内的中国小说。
日本著名汉学家合影，后排左起三人分别为吉川幸次郎、小尾郊一、小川环树（摄于1959年）
在此之后的1933年，小川环树［5］选择了当时在日本尚无全译本［6］的《儒林外史》作为研究对象，其京都大学文学系的毕业论文便是以《儒林外史》为主题，题为『小説としての「儒林外史」の形式と内容』(《作为小说的〈儒林外史〉之形式与内容》)［7］，论文关注到《儒林外史》的文体特点以及人物原型，并围绕这些展开论述，这标志着日本学界对《儒林外史》研究的正式开始。他在文中提出了四个观点：（一）作者对世情了解之深刻在作品中展露无遗；（二）虽然通过此书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但归根到底这部作品还只是一部“外史”，一部小说；（三）小说言情状物，作者的笔墨所至，无不合情合理；（四）作者并没有像《水浒》那样是为了迎合普通民众的趣味而写作，而是以文人之笔，投文人之好，表文人之情。
此外，另一中国学研究的重要人物青木正儿［8］也关注到《儒林外史》的重要意义。早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时，青木正儿就敏锐地意识到五四运动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并从“中国学”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儒林外史》。起因是1935年(昭和十年)汽笛社出版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本，他对其表现形式与嘲世讽俗的批判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儒林外史》)客观地描写了当时(的)文人阶层的情况，也描写了作者自身及其周围文人的生活，是一部怒斥当时为科举而行龌龊的时文，并为文艺之士大吐胸中万丈豪气的痛快淋漓之作。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即故事情节时而随机而起，时而旁逸斜出，甚少顾及文章前后的起伏照应，各个故事亦无结尾，整部小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线故事。这是之前不曾出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描写之细致与行文之流丽虽略逊于《金瓶》《红楼》，结构之博大与笔致之遒劲亦不及《水浒》，但其嘲世讽俗之深刻，书生气概之昂扬，却是他书所不及者。可与《红楼》并称为清代小说之双璧。清初李渔之后，多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举，称为四大奇书；今时今日我们亦可在其上加入《红楼梦》《儒林外史》两本，一并称为六大奇书。［9］
同一时期，濑沼三郎［10］也站在其作为社会评论家的立场上翻译了《儒林外史》。其译文连载于1935年4月2日至12月1日的《满洲日报》，题名为《小说·儒林外史》，在题目之后标有“原作吴敬梓翻译濑沼三郎插画河野久”等语。连载时濑沼三郎略去了带有总结性质的第一回，其译文起于第二回，止于第三十三回之后半部分的“……杜少卿坐下，同韦四太爷、来霞士三人吃酒”一句。他又将各回的回目删去，将译文分割为203篇，按照连载顺序标以序号，并附有插画。他还有『満州民謡』［11］与『支那現代文藝』［12］两部作品。或许他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民情而进行的翻译。他在『「儒林外史」とその作者』一文里说：
关于《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几乎不为日本人所熟知。吴敬梓为清初极有名望的文学家，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一个仕宦书香之家。乾隆十九年十月末逝于扬州寓中，终年五十四岁。他十三岁时丧母，受父亲（清廉为官的）熏陶，志在出仕，为通过科举而勤于学业，二十岁时考取秀才。但在他二十三岁时，父亲突然离世；三十岁时与他育有一子的爱妻又先他而去，这使他的心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吴敬梓为人豪爽而有侠气，经常扶危济困，周济贫苦，父亲虽然留给他两万余两的家产，但大半被他挥霍一空，致使他不得不放弃其冠绝江北的园林府邸，（举家）迁至南京居住。移居南京之后，他醉心于秦淮河畔的水亭生活，与众多文人交友往来，倾心专注于诗文创作。这时他的文才已经广为人知。之后不久，在他即将要满三十六岁那年的春天，安徽巡抚赵国麟向朝廷举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但此时的他却因感慨于官场的腐败黑暗，早已放弃了出仕的愿望，因而拒绝了这次举荐。吴敬梓考取秀才之后，一直同官员有来往，但（因为他拒绝了举荐，因而）完全断绝了同官场的联系而得以能够专心所好。这也使得他的生活愈发艰难。四十岁时已近乎于家产荡尽，其长子甚至到了自谋生路的地步。最后就连他视若珍宝的几十册爱书也都因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忍痛割爱。乾隆十九年十月末，他穷困潦倒地客死扬州，终年五十四岁。在他晚年的十年间，一直过着贫苦漂泊的诗人生活。其著作除《儒林外史》外，还有《文木山房集》及《诗说于卷》等。
《儒林外史》是一篇成书于吴敬梓三十六七岁至四十八九岁即他的写作成熟期到晚年这十数年间的讽刺小说，作者在同迎面而来的穷困生活与人生苦恼的斗争之中依然坚持了写作。小说最初付梓距今已有一百八九十年。
儒林是指信奉孔子之道的学者也就是儒者这个群体。也可以指读书人阶层或者读书人群体。小说取材于对“外史”---即读书人阶层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书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虽然称作明成化、嘉靖年间，但实际上描写的是作者所处的清朝文化繁荣期的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现实。亦反映出了当时的腐儒生活，官场腐败和社会丑恶，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出生动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作品中从属于不同阶层的有着不同性格的人物同许多事件一同出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百态。出场人物中亦出现了作者的尊敬者、挚友及作者本身。比如作品中虞博士的原型为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迟衡山的原型为礼乐金石学泰斗樊圣谟、杜慎卿的原型是作者的堂兄弟吴青然、而杜少卿的原型即是作者本人。作品的后半大多为作者身边所发生的事件，又或者是作者耳闻所得。不过这本小说的构成不同于其他的小说，即大部分的小说例如左拉的《娜娜》、《炭坑事件》那样主要内容只涉及一位主人公或者一个事件，但是这部小说里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或者事件。最开始的主人公在两三章之后即消失，而原来的次要人物则成为下一个故事的主角活跃在不同的事件之中，也可以说是这是基于各主人公之间的连锁关系，顺次展开事件的一种短篇故事的集成。
本来，王朝时代的中国社会是由官绅、志在出仕的读书人及一般平民这三个大的阶层所构成的。这三大阶层的形成同中国历代王朝沿用的被称为“科举制”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息息相关。科举制大大拓宽了下层士人的进身之路，也因此使宦仕朝廷、出将入相成为了普通人走向富贵荣华的唯一人生之路，也进而以此来光耀门楣，赢得乡里尊重。考试科目虽然各朝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是尊奉经学即儒学为正。考试首先是在各地方举办，只有作为最高等级的进士考试才在京城进行，因此应试科举的这一批人即读书人阶层广泛遍布于全国各地。清朝也沿袭历代旧制采用科举取士并完全继承了明朝的科举制度。试题的答案全部限于一种被称为八股文的文体。八股文是一种按照对句法将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并逐一议论的规范文体，对考试题目要按照八股文的规范罗列典故，因而完全不重视对问题本身的思考和文学上的独创性。由此在当时的读书人之间，为了考中科举的死记硬背极其盛行；而对于古学的研究，则除了一部分笃志好学的儒学者之外并不被时人所重视；不仅经学沦为一种流于形式的学问，甚至于那些站在学者立场上轻视科举而埋头研究经学的正统儒学者们也都被冠以“疏于世事之辈”，遭到所谓读书人阶层的轻视。加之他们一旦得偿所愿，出仕做官，就会利用高位汲汲钻营，中饱私囊。一方面，读书人阶层的这种倾向也反映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多数人无视儒教的真正精髓。举世之中，大多都沉湎于背离人道的充满欺瞒谲诈的现实主义，所到之处亦无不飞扬跋扈。
仕宦阶层的腐败，儒林队伍的堕落，庶民社会的拜金现实的丑恶，凡此种种的社会现实，令作者非常愤慨。他抱着为读者“指明人生正确道路”的满腔热情与坚定信念，决定编写这部小说。
他在作品里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与社会观。可以看出作者乃是一个对人生有着铁石坚心之人。这是一种把儒家精神与老庄哲学融合在一起的独特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窥见出作品在精神上、艺术上具有类似屈原等人的特点。同时，其简明高雅的文风亦真实地反映了作家所具有的崇高的品德。
作者向读者呼吁：荣华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富贵也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人应该有更加崇高的精神世界。人的一生应该正直，只有在精神的世界里才能得到真实的心灵享受。
这部作品虽然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但并不同于中日旧文学时代所常见的那种惩恶扬善的小说．毋宁说，他站在了这些小说相反的立场。作者试图用白描的表现手法使读者更深刻地觉悟反省。这种尝试在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充分的成功。此外，作家把活生生的社会事件、作品人物的言行举止描写得惟妙惟肖，因此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真实概貌。没有哪一本可比它更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人？”这个问题。讽刺固然巧妙绝超，描写更是入木三分。
“只有正直地生活才是人生！”他抱着这样强大的信念并对此深信不疑，从作品中时常出现的临终、送别场面或者杰出人物的对话里，极其自然地流露出了作者所坚守不渝的人生哲学。读至此处，读者恐怕也会为这漫溢而出的敬虔之念而自省其身吧！罗曼罗兰说过：“某种意义上，《复活》就是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圣经》”。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儒林外史》，可以说《儒林外史》就是吴敬梓在艺术上的《论语》。
吴敬梓与许多于大陆日本文坛有重大贡献的世界著名的作家们——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福楼拜、莫泊桑、易普生、左拉等相比，他早于他们一个乃至一个半世纪之前，在十七世纪的前半叶就已走完一生，在大诗人歌德诞生之时，《儒林外史》既已刊行初版。不仅如此，他还在作品中巧妙地融入了自然的描写手法，并将由于事件的连锁所带来的腻烦转化于无形。这种富于诗意的叙述手法更提高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价值。
百年来，这部小说在中国博得了文人阶层的一致好评。在当今的中国青年中在内容上最具近代性小说而受到热烈欢迎。同时反对陈腐的八股文，使用言文一致的文体写作亦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征。大概这种对伪古文学派的挑战也使得他大为痛快吧！若说到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清末勃然兴起的讽刺小说即发端于《儒林外史》，仅从这里也能充分想象到其影响之大。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随着西欧文学思想传入中国，民国五、六年之后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言文一致）的胡适及陈独秀等一批中国的新人文学者们将《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水浒传》并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小说。
本书有五十五回本、五十六回本、六十回本等各种版本，而我选用了错误最少的五十五回本，将其完全翻为日文，现连载于《满洲日报》上［13］。关于书中的故事典故也稍加做了注释。拙译得以完成，林止先生［14］于我教诲甚多。另外，我偶然得见这部吴敬梓的伟大作品，进而能够有机会专心地进行翻译工作，亦多承蒙满铁总务部长石本宪治先生的厚情。［15］
此外，在小说译文连载之前，濑沼三郎也曾于《满洲日报》［16］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儒林外史》的解说，从中亦可以一窥作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
小说《儒林外史》解说
《儒林外史》是一部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的中国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在德川时代既已译为日文，广为人知。而《儒林外史》之所以流传不广并非由于其他原因，所谓淫色动人情，怪谲乱人心，恐怖惧人胆；自古以来，莫外如是。
《儒林外史》中不涉男女之事，猎奇、暴虐之文亦少见，所以在中国被称为模范的中学国语教科书。但这绝不意味着小说平淡无味，反而正是因为其妙趣横生，才能与以上那些情色怪谲之类的小说相抗衡而流行于世。
作者是安徽省的吴敬梓，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殁于乾隆十九年（1754）。为一代之大学者、大文豪、大诗人，同时他也是个奇异乖僻之人。其族世代官宦，亦有高官显宦，文章大家。自身亦文采出众，但却不应科举，钱财荡尽，困于衣食。饮酒作诗，作文自娱，安然于陋巷之中。这部小说中他以自身及所见闻的文人官吏之事为本，尽吐胸中垒块。
时为康乾之盛世，举世之人，皆沉湎于追求名利。但若求功名富贵，唯有出仕一途；若为出仕，则必须科举得中；若想高中，则八股必须烂熟于胸。因此不论文人官吏，皆置真正的学问于不顾，也无所谓人品道德。终日只浑浑噩噩于训诂章句之类的末技之中。官场和学界之中也是阿谀贿赂成风，满眼的尔虞我诈，社会风气浮华，人人拘于封建礼教，不敢流露真情。只有了解了这样的时代背景，才能解得小说三味。
观察透彻，描写真切。翰林、秀才、名士、平民，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之间，一幅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百态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既有痛骂，也有讽刺，而且不直白露骨，并将幽默巧妙自然地融入其中。如同记述二百年前故事的《水浒传》、《金瓶梅》一样，读这本小说，也能从中一窥现在中国的某些方面。
濑沼三郎在对《儒林外史》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部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文学特色。他敏锐地洞察到作者吴敬梓巧妙融入小说中自然的描写手法，并评价吴敬梓在小说中对社会各阶层虚伪丑恶的揭露，使得《儒林外史》具有了普遍性的批判价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做到如此客观的评价，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关于《儒林外史》的日语译本，除了上述濑沼三郎所译的前三十三回之外，尚有冈本隆三［17］所译的前二十七回。其译文见于1944年开成馆出版的《儒林外史》上卷。译文开始于第一回，止于第二十七回，并大致保留了汉语原文的格式，各回皆有回目，在书后所附的解说里还添加了译者对前二十七回的简短解说。冈本隆三在译文后面的解说里对《儒林外史》进行了如下的评价。
正如“外史”这个名字一样，本书借用明朝作为背景，从侧面客观描写了当时的士人阶层，在批判那些所谓的风流才子之辈的同时，也对官员入仕所必经的科举考试所带来的时弊加以讽刺；是一部深入挖掘人性与礼教矛盾，揭露和痛斥社会各阶层虚伪丑恶的作品。［18］
《儒林外史》的全译本直到1960年才得以面世，它由稻田孝［19］翻译，收录于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一书中。但是，在当时知晓《儒林外史》的人却依然不多，关于其个中缘由在稻田孝于译文后面所附的解说中可以一见。
《儒林外史》同《红楼梦》一样，是继明末《金瓶梅》之后，清前半期章回体小说中的又一杰作，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但可惜的是，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还不被大陆大众所熟知，其知名度远远不及其他的章回体小说。这不论是对中国文学，还是对《儒林外史》本身，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至于不受欢迎的理由也许有很多吧！在我看来以《儒林外史》为基础，本来应该会出现有关“讽刺文学和日本风土”这样的深层讨论，但是因为书名起的不太好，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出现。其他章回体小说的书名，单从字面看就能使人恍若坠入梦幻般的温柔乡中，抑或马上使人在眼前浮现出金戈铁马的热血场面。这些章回小说换言之也就是通俗读物都拥有一个与其自身极为相配的书名，与此相比《儒林外史》这个名字可以说是索然无味，缺乏魅力。加之喜爱文学作品的人也通常会对“儒”这个字感到反感。
还有，为了没有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我要在此首先申明一下，实际上这个看上去极为严肃僵硬的书名，正是小说风趣及其存在意义的最好证明。如果不先行解释，我担心有的读者会只看书名便失去了阅读本书的兴趣。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证明呢？
本来章回体小说对那些被称为文人士大夫或者读书人的人们也就是当时的知识阶层来说是一种被蔑视的存在。光明正大地阅读这样的书更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粗鄙的行为。《儒林外史》的“儒”所指的就是这样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因此，这部小说站在被“儒”所鄙视的立场上，堂而皇之地对“儒”这一阶层指指点点，而其态度亦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并尽情地对其进行揶揄嘲笑。
《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的一部“表里不一”的作品，其书名之严肃正是其内容之风趣的有力证据。
稻田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直言不讳地讽刺士大夫阶层的畅快淋漓之作。此种评价，与前文所述的青木正儿、濑沼三郎、冈本隆三等观点很相似。同时，稻田阐释《儒林外史》的令人钦佩之处，是把应予讥讽的科举制的弊病透过对各样的人物描写而彰显无疑。其记载如下。
关于科举制的弊端，已然被许多人所察觉，在小说等中作为素材也常被提及，并非是《儒林外史》的作者之创见。因此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不足以为奇。《儒林外史》的可贵之处，其一是与科举制的弊端坦然无惧地串联成一体的卓尔不凡，另一处则表现在，并非追究制度的是非曲直，而是坚持不懈地追踪被制度所扼杀的人间百态的真实景象，其追踪得可谓精彩高妙。即是说，所描写的不是制度，而是人物。
此外还评价说，《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也扩展到了因科举以外的制度而饱尝困苦的大众。他接着说：
当然在古代中国压迫束缚“儒林”中大众的不仅仅是科举制度。各式各样的古老传统与常规惯例以及诸多的封建制度使得他们苦不堪言，这种世间的不幸在此小说中亦可随处一窥而见。
另外，《儒林外史》分别描写了与“愚蠢、庸俗、傻瓜、小气、吝啬、狡猾、懦夫、无知等”骂人的恶语脏话相匹配的人物。换言之，也可以说稻田从小说人物的生动形象，理解了作家刻画人物的高超手法，发现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
基于以上的理解，稻田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做出了准确的定位，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思想史方面含有“近代思想的萌芽”，而且处在“明末清初业已开花结果的阳明学左派流派及清代初叶的实证主义方面的诸种倾向的体系之中”。
再有我们在此小说中能够感受到，近代思想的萌芽，例如所说的寻求与生俱来的人性、寻求健全而自由的知性、破除迷信、启蒙思想、肯定平民百姓的心情等等在整个篇幅中都有脉搏在跳动着。说起来，小说的题目自始至终都倾向于理性化，这本身或许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作者极力地要去靠近近代性思想的证据吧。从思想的系谱来讲的话，同样，可以说作者在明末清初业已开花结果的阳明学左派及清代初叶的实证主义方面的诸多倾向的派系之中吧。
以上是20世纪日本人眼中《儒林外史》的研究及翻译的简单介绍。综上所述，虽然在日本就《儒林外史》的研究并不如其他中国小说那么广泛，但是也有数位汉学家及社会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别具眼光，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进行了阐释。然而，这部小说在日本毕竟没有达到《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那样的接受广度。若论及其深层原因，其一，要真正理解《儒林外史》，需要充分了解与之相关的中国制度，而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国的社会制度缺乏广泛的认识与了解，这种隔膜造成了少有人去问津的境遇；其二，社会制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为日本学者理解《儒林外史》小说描写的多样复杂性增加了一定障碍，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其不能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同时，《儒林外史》在中国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易流传的作品，其深刻的意义以及叙述特点是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也是其在流播中被理解的最大阻隔，而异域文字与文化的差异，加大了这种障碍。此外，全译本迟迟没有出版或许也可算作其中的一个缘由吧!
但是，即使稻田孝翻译的那部全译本完成之后，也不能说由此而获得了众多的读者。正如稻田所意识到的那样，接纳客观性和富有机智的讽刺文学的风土在日本并不充足，这也可以说是限制《儒林外史》被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抱有极大兴趣的学者，仍然从各自的旨趣与立场出发，为全面阐发《儒林外史》的内涵及其价值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透过这部小说在日本的流播，我们可以了解20世纪日本汉学家及评论中国社会的日本各界人士，他们如何透过文化的差异去理解隐藏于这部作品深处的中国社会与制度，这显现出20世纪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个维度。
注释
［1］日本长崎县立图书馆藏《书籍元帐》。
［2］森槐南（1862～1911），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及汉诗词作家。
［3］﹝日﹞森槐南《作诗法讲話》，东京文会堂，1911，第353~354页。
［4］﹝日﹞盐谷温《天马行空》上篇，日本加除出版，1956。
［5］小川环树（1910～1993），曾任教于京都大学，长期从事中国的研究。代表作有《風と雲 中国文学論集》、《唐诗概说》等。
［6］小川环树在其《中国小説史の研究》的序文当中提到，当时尚有钱稻孙所译的前二回，连载于某杂志上。但因为资料所限，笔者并没有找到这本杂志。
［7］本文初次发表于《支那学》昭和八年五月第七卷第一号，后收入《中国小説史の研究》第四章，小川环树，岩波书店，1968，第181~197页。
［8］青木正儿（1887～1964）,日本昭和时期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
［9］本文初次发表于1935年，收录于《支那文学概说》第五章“戏曲小说学”第四节“白话小说”。后收入《青木正儿全集》第一卷，春秋社，1969，第364页。
［10］昭和初期任日本《国民新闻》驻北京特置员。其生卒年不详。
［11］﹝日﹞濑沼三郎《満州の民謡》，满洲国通讯社，1938。
［12］﹝日﹞濑沼三郎「支那の現代文藝」，『大支那大系, 第12巻，文學・演劇篇』刊载，万里阁书房, 1930。
［13］《满洲日报》所载译文如上文所述只到第三十三回后半为止，并没有见到作者所称的全本译文；因为本文发表于译文连载其间，作者是否已经完成了全部译文亦或者仅仅是有此打算，限于资料现在还无法明确得知。
［14］ 其人未详。
［15］ 《满蒙》第十六年五号，满蒙社，1935，第82～85页。
［16］昭和10年4月1日。
［17］﹝日﹞冈本隆三（1916～1994），作家，中国文学家，翻译过许多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
［18］﹝日﹞冈本隆三译《儒林外史》，开成馆，1944，第665～682页。
［19］稻田孝（1915～2005），曾任教于东京学艺大学，长期从事中国的研究。代表作有『聊斋志异 玩世と怪異の覗きからくり』。
本稿原题为《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汉学家、中国研究专家及社会评论家眼中的〈儒林外史〉》，收入《儒林外史与中华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本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资料补充并加以修正。
作者单位：日本富山大学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第221—232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