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淳一：以外科醫生的眼光寫作，觀察人生命運

渡邊淳一以外科醫生的眼光觀察人生命運的醫學小說，獨具一格，發人深省。我曾選譯他的短篇小說《乳癌手術》《猴子的反抗》（發表于《外國文藝》1983年第二期），中篇小說《光和影》（發表于《日本文學》1984年第二期），長篇小說《花葬》（作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向中國讀者介紹這位棄醫從文的日本作家。

《花葬》 渡邊淳一著 陳喜儒譯 作家出版社

1933年，渡邊淳一出生于北海道，他的父母都是教師，家境殷實。他從中學時代就鐘情于文學，考入劄幌醫科大學後，還加入了文藝部，在校友雜志《動脈》、同人雜志《凍樯》上發表作品。大學畢業考取行醫執照後，他專攻整形外科，獲得了博士學位，在劄幌醫科大學整形外科擔任講師。他一邊行醫、一邊教學、一邊創作，在《文學界》《新潮》《文藝》《大衆讀物》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有影響力的作品。但他的本職工作依然是醫生和教師，文學創作隻作為業餘愛好，至于将來是否會繼續寫下去，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倘若沒有遇上“心髒移植事件”，或許他不會成為專業作家。

劄幌醫科大學的首例心髒移植手術是在1968年8月7日實施的，執刀者是胸外科教授和田壽太郎。起初渡邊淳一覺得這種手術盡管帶有一些實驗性質，但目的是拯救患者的生命，從臨床醫學的角度來看，應當算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醫生的看法與他截然相悖，認為這會把有生存可能的心髒提供者置于死地，是關乎生命、人權、倫理道德的大事。渡邊淳一出于對母校聲譽的維護，聲稱醫生沒有提前判定患者死亡，但過了一段時間，他聽到許多議論，進而對手術的合理性産生懷疑——被摘除心髒的患者并沒有被判定為真正的腦死亡！這猶如晴天霹靂，使他心中根深蒂固的救死扶傷的神聖信念徹底崩潰。當然，他可以沉默不語，繼續在學校混下去，但出于醫生的良知，他通過各種途徑了解手術内幕，并決定将調查結果公諸于世。他本想以調查報告的形式來公布調查結果，但考慮到自己還在學校工作，便“改頭換面”，寫了小說《心髒移植》。其實沒有人把《心髒移植》當成虛構的小說來讀，于是有人攻擊他吃裡爬外，爆母校的黑料，為母校抹黑。在等級森嚴、人際關系錯綜複雜的學府，他無法繼續工作，隻好憤而辭職，赴東京另謀出路。

在日本，醫生是高收入職業，醫學院的學費高昂，家境貧寒者讀不起，有人甚至說日本醫生是“近親繁殖”，隻有醫生的子女才上得起醫學院。渡邊淳一離開劄幌前，幾位作家朋友在踐行宴上勸他“三思而後行”，但他去意已決，至于僅靠一支筆能否養家糊口，他心裡也沒底。到東京後，他每周去一所小醫院工作三天，賺取生活費，餘下的時間就拼命寫作。《花葬》和《光和影》的成功推出，不僅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更使他有了以文為生的信心，從此他辭掉一切醫務工作，一門心思建構“渡邊文學”那五彩斑斓的殿堂。

記得我譯《花葬》時，有個小插曲。

适逢改革開放大潮蓬勃興起，對外文學交流日益頻繁，我供職的部門經常出差，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外面轉悠。我沒有整塊的時間靜下心來搞翻譯，隻能零敲碎打、見縫插針，連在國内陪團時也背着沉甸甸的辭典和稿紙。《花葬》的文字平實、情節幹淨、人物鮮活，難點是其中涉及不少醫學的專業術語，雖然我買了《日漢醫學詞彙》等幾本厚重的醫學辭典，但還是有一些詞查不到，需要不時向專家學者求教。

譯完《花葬》的最後一章時，我正在杭州陪日本作家代表團。我興奮得徹夜未眠，特意買了一包好煙，泡了一杯好茶，在皎潔的月光下，望着浮光躍金的西湖，自我慶祝一番。然而樂極生悲，這部二十六萬字的譯著差點胎死腹中——當時沒有簽合同一說，但在翻譯《花葬》之前，我已向某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報過選題，他不僅同意此事，還答應做我的責編。我剛譯了兩章，就有一個年輕人來找我，說他們夫婦翻譯的一部三十三萬字的長篇小說改了兩遍仍不過關，責編隻好親自改了一章，讓他們“照此辦理”，但第三稿仍未通過。因為那位責編認識我，是以建議年輕人來找我商量，看看能否幫忙修改。一開始我沒答應，但他連來三次，幾近哀求，我不好意思再拒絕，隻好放下《花葬》，“為他人作嫁衣”。我沒想到這“嫁衣”着實難作，由此也體會到整日為别人“作嫁衣”的編輯們的大不易。每個譯者對原文的了解不盡相同，表達更是千差萬别，把多人的文字集合在一起，還要順暢、和諧，最大程度接近原文、原意、原風格，真的是太難了！思忖再三，我決定從頭開始，對照原文一改到底，絕不将就，實在順不過來的地友善重譯。就這樣，我用了大半年時間，終于通過終審發稿，但《花葬》的譯稿是以比原計劃晚送出一年，我認識的那位編輯已經調走，《花葬》成“棄兒”了。當時渡邊淳一在中國尚無名氣，改投多家出版社未果，後來我請時任作家出版社社長的從維熙看了一眼，他說“挺好的，我們要”，最後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花葬》是渡邊淳一的第一部長篇紀實小說，也是他早期醫學小說的代表作。

1966年夏天，渡邊淳一在整理整形外科的講師室時，從書架上掉下來一本小冊子《北海道醫報》，上面有劄幌醫師會會長松本剛太郎寫的《荻野吟子小傳》。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世上還有這樣一個女人，這篇小傳如一縷清風，拂去了曆史的塵埃，使明治初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日本曆史上第一個獲政府行醫執照的女醫生，出現在他眼前。

吟子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理。出嫁後，因尋花問柳的丈夫将性病傳染給她，她憤而離婚，回到娘家，立志學醫，在拯救自己的同時也拯救那些因患性病而羞于就醫的姐妹。吟子的聰慧、高雅、任性、倔強，吟子對愛情的渴望、忠誠、勇敢，吟子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的折磨、苦痛，吟子在就醫和學醫時所受的侮辱、欺淩、譏諷、嘲弄，都使渡邊淳一感同身受，他決心讓吟子從白紙黑字中“複活”。

為了寫好吟子，渡邊淳一多次到吟子的出生地埼玉縣大裡郡秦村、行醫地濑棚町、居住地今井町和病故地東京本所小梅町采風，他聽吟子的養女和親屬講述他們眼中的吟子，還拜訪了順天堂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小川鼎三，了解明治時代的風俗習慣和醫學狀況……從1969年夏到1970年春，渡邊淳一用了大半年時間，把調查取得的大量素材像和面一樣揉在一起，進而将一個純潔、矜持、天真、善良的吟子呈現在讀者眼前，赢得廣泛贊譽。

這部小說的日文名為“花埋み”，有人譯為“花逝”，有人譯為“葬花”，我之是以譯為“花葬”，出于兩點考慮：一、中國有土葬、火葬、樹葬等多種安葬方式，而吟子是因突發心髒病倒在漫天飛雪中，由潔白的雪花掩埋，後被人發現送到了醫院；二、評論家川西政明在《倒春寒的傳說——渡邊淳一的世界》中說，直到發稿前，這部小說還沒有名字，後來渡邊淳一從和歌“花雨随風埋小徑，離人留步戀香魂”（《拾遺和歌集》卷一第303首，曾彌好忠作，徐前譯）得到啟發，定名為“花埋み”，也就是将逝者用鮮花埋起來。鑒于此，我覺得直譯為“花葬”最佳，簡潔明了，或許還有幾分詩意。

更令人感到驚詫的是，渡邊淳一在查閱明治年間的醫療文獻時，偶然看到石黑忠德（1845-1941）的《懷舊九十年》。石黑忠德曾身居陸軍軍醫總監的要職，思想開明，神通廣大，他為吟子上醫校、考取行醫執照出謀劃策，是吟子的恩人。渡邊淳一在《懷舊九十年》中發現，明治十年（1877），陸軍上尉小武敬介與寺内壽三郎在日本西南戰争中上臂都受了貫穿性的槍傷，導緻粉碎性骨折，小武敬介經過截肢很快痊愈，退役後成為市井平民，一生碌碌無為。而因軍醫的“突發奇想”，寺内壽三郎并未截肢，采取保守療法，傷口化膿高燒不退，他為此受盡折磨，苦不堪言，以緻主動要求“切掉”；經過醫生的好言相勸，寺内壽三郎總算保住一條晃晃悠悠的無用手臂，繼續留在軍中服役。雖然手臂殘疾，但他官運亨通，官至陸軍大臣、内閣總理大臣。軍醫的心血來潮，造就了兩個人天淵之别的命運。據此，渡邊淳一創作了《光和影》，憑借此書榮獲第63屆“直木文學獎”。渡邊淳一說：“如果不寫《花葬》，我就不會看到《懷舊九十年》，也就不會有《光和影》。”

1986年7月，遼甯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把國内翻譯發表的渡邊淳一的中短篇小說歸攏起來，出版了小說集《光和影》，請渡邊淳一撰寫前言。這是大陸出版的第一部渡邊淳一的作品集，收錄小說十一篇，譯者為金中、江崇永和我。渡邊淳一在前言中說：“過去我當過醫師，十幾年前開始文筆生涯。有人說，從醫師到作家相距太遠，但我認為，從探索‘人’的意義來說并沒有什麼不同。醫學是同人的肉體打交道，而文學則是究明人的精神，隻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對我來說，寫小說是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白天意識到别人的存在而在粉飾自己，到了深夜扪心自問，才道出自己的心聲……”

原标題：《花葬》瑣憶

文/陳喜儒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