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導讀】《老人與海》解讀之管窺｜文學評論 季碉 仲盛

*引言

《老人與海》是美國著名作家厄内斯特 海明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的最後一部主要作品。1950年他出版了《過河入林》之後，遭到文學評論界的嚴厲批評，有人甚至認為他的文學生命已告終結。在這種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于年底聖誕節期間開始起草關于一個捕魚老人聖地亞哥在困境中頑強奮鬥的故事，作為設想中的“海陸空三部曲”的一部[1]。

小說的背景來源于海明威的真實經曆：1933年，他親赴古巴體驗漁民生活，并為雜志撰寫《莫羅海岸的馬林魚：古巴來信》一文 [2]。此後，他又在此基礎上為《美國捕魚大賽》撰寫了《古巴海岸的馬林魚》一文 [3]。《老人與海》中有關捕魚的技術細節在這兩篇文章中已經完全成形 [4]。由于深厚的生活積累在前，盡管他在創作小說期間突遭失母之痛——1951年6月他的母親格雷斯去世——他仍然于年内完成了協作，并于1952年交《生活》雜志出版。

1952年9月，刊登了《老人與海》的《生活雜志》在兩天之内即售出530萬冊，一時間謂洛陽紙貴。1953年，海明威是以榮獲普利策獎和美國藝術與文學院獎章。1954年，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很顯然《老人與海》是他獲獎的主要原因之一 [1]。這部小說在普通讀者中獲得了無可争議的成功，它不僅被翻譯成說十種語言在全世界出版，而且還被廣泛地選入中學教科書。在中國的一次調查中，它被大學生們選為第四部最受歡迎的外國名著 [5]。

*多種角度的評論與解讀

早期對《老人與海》的評論以贊揚為主流 [1]。甚至連于海明威素有宿怨的福克納都稱之為“我們這代人的最好作品” [6]。在中國，持贊賞态度的讀者也非常多。例如著名詩人顧工、顧城父子都對此書推崇備至。著名作家餘華也非常喜歡這本書。但同樣是持贊賞态度的讀者，其解讀方式卻大有不同。

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最明顯的解讀方式無疑是從字面意義上了解。于是《老人與海》就是一個單純的英雄主義的悲壯故事。在這種了解下，聖地亞哥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老人，一個标準的現實主義的人物造型。也許，這裡會有少量的藝術誇張。例如八十四天沒有捕到魚，例如在海上搏鬥了整整三天，例如他能拉動一條“一千五百磅”的大魚。但是，故事的基調是絕對真實的，作者的目的也隻在于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國内讀者寫道，“第一次讀《老人與海》……強烈感受到的隻是孤獨……第二次獨《老人與海》……又覺得自己仿佛是海明威筆下的那個失敗的老人了……最後得到的竟然隻是大馬林魚的那一副空骨頭架子而已……第三次讀《老人與海》……就有了一層新的體驗。曾經盡其生命的能量，為自己的理想追求過、奮鬥過的老人，不是一個真正的勝利者嗎？”[7]可見，使這位讀者閱讀感受不同的，隻是對老人行為成敗的不同價值判斷，而對于小說本身講述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對于這個故事的内涵就在于老人在逆境中的奮鬥，他是毫無疑義的。正如Harvey Breit所說，這本書是“一篇偉大而‘真實’的小說，令人感動、痛苦卻又欣喜” [8]。或者如Fanny Butcher所說，這本書是“一本講述人與大海的戰争的美國經典”[9]。

然而，這樣直白的解讀方式在研究者眼中不免過于膚淺。在西方文學界，普遍把《老人與海》和宗教聯系起來 [10]。早期的持贊賞态度的批評家Phlip Young認為，這本書本質上是個寓言，其目的在于表現和喚起對其督教信仰的虔誠 [11]。而在1956年，Carlos Baker給出了一種更進一步的解釋，幹脆抛棄了表像中的聖地亞哥的“戰士”身份，而直接把他說成是耶稣的象征（imitatio Christi） [12]。這個新的觀點影響至為深遠，以至于大批後來的批評家都沿着這一路線對《老人與海》進行解讀。例如，聖地亞哥着個名字本身就是西班牙語中的“聖雅戈”。例如，老人的超凡能力、慈悲和忍耐。他收到的痛苦折磨類似于耶稣被釘上十字架，他受傷的手被類比為耶稣受傷的手，他背着桅杆爬上岸被認為隐喻着耶稣背着十字架爬上山，他最後倒在床上的姿勢似乎又巧合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模樣。盡管也有很多人對這樣的類比表示懷疑，直到現在這種解讀方式仍在西方有相當影響 [1，10]。

耐人尋味的是，伴随着《老人與海》在普通讀者中的巨大成功，它在文學批評界的影響和地位卻在悄悄地下降。20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批評的聲音逐漸在專業研究者中成為主流。而據統計，在整個20世紀八十年代中，關于《老人與海》的研究文獻數量不足《太陽依舊升起》的四分之一 [1]。

最重要的批評意見來自現實主義批評家。首先，在最嚴格的現實主義意義上，《老人與海》難以經得住推敲，例如鲨魚根本沒有八排牙齒 [13]。類似的錯誤還有很多。在嚴格的現實主義的觀點下，這些常識性錯誤幾乎不可饒恕。由此，進一步考慮《老人與海》的結構安排和叙述方式，就會驚訝地發現其在寫作技巧上的驚人簡單：整篇小說都在平鋪直叙；第三人稱全知觀點，幾乎毫無視角的切換。這七本上符合對傳統小說的通用定義：“傳統小說充滿解釋和總結……建立在被廣泛接受的社會價值架構上。全知的第三人稱叙述故事，并嚴格照時間順序來展開一系列事件” [14]。相比之下，《太陽依舊升起》作為早期現代小說的經典，全部突破了傳統叙事方式，也跳出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圈子。是以，難怪批評家門更加青睐《太陽依舊升起》。

此外，女性主義批評家Martin Swan對《老人與海》進行了女性主義解讀。批判了海明威的男性視角 [15]。Ben Stoltzfus和戴桂玉則分别對《老人與海》進行了心理分析，指出聖地亞哥夢見的獅子和迪馬吉澳都是聖地亞哥老人或海明威自己潛意識中自我欲望的表現 [16，17]。

《老人與海》解讀之管窺 （2）

2008-10-18 4:30

*基于中國文化背景的再解讀

前面已經提到，《老人與海》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了解。有人把它了解為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人了解為英雄主義的贊歌，有人了解為基督教的預言，有人了解為徹頭徹尾的編造，有人了解為男性對女性的偏見，有人了解為一部心理活動史，有人了解為海明威個人的心理暗示……尼采說得好：“真理是什麼？一大堆變化不定的隐喻、轉喻，拟人化。” [18]哈貝馬斯也說：“了解這個詞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狹窄的意義是表示兩個主體以同樣方式解釋一個語言學表達。”[19]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切解讀确實都是誤讀，因為并不存在一個權威能規定出一種标準的了解方式。是以，筆者無意于在此探求一種更加“準确”、或者更加“優越”的解讀方式。筆者感興趣的在于，前面已有的解讀方式幾乎都源自西方的文化傳統（不論是硬漢子式的直覺了解還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那麼是否存在一種以中國社會文化為主導的解讀方式呢？

答案是确實存在。首先，請看下面一則來自中國報紙的報道：[20]

“……《老人與海》中主人公聖地亞哥的原型人物戈裡奧 富思特斯依然健在，現已一百零二歲。一九三零年，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風雨中遇難，幸獲富思特斯的搭救。海明威欣賞富思特斯操縱船隻的能力，曾雇他擔任自己漁船的大副。”

這裡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報道毫不猶豫地稱富思特斯為聖地亞哥的原型，盡管在西方這一“事實”并沒有得到主流研究者的支援。

第二，報道強調了富思特斯已經高齡一百零二。

第三，報道簡要地講述了一個搭救—報恩的傳奇故事。

這樣的筆調，毫無疑問會讓人聯想到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乃至于現代廣泛流傳的武俠小說。尤其是“高齡一百零二歲”這一細節，很顯然隻是在中國文化中才成為英雄的典型特征。倘若在崇尚年輕的西方文化中，一百餘歲的老人已經很難跟英雄的形象發生聯系。

無獨有偶，另一篇來自中國的報道更詳細地描述了這個故事，甚至被著名的《光明日報》轉載 [21]。在細節上，這一篇與前一篇報道有多處沖突（如富思特斯第一次與海明威相遇的年代，一說為1930年，一說為1928年），更加經不住推敲（如竟稱連小男孩的原型都也是富思特斯），但卻更富有傳奇色彩。海明威和富思特斯被描述為“莫逆之交”，甚至把後者的名字給了自己的小兒子。海明威去世後，富思特斯甚至因而不再出海捕魚。“高山流水，千古知音”，這不正是伯牙子期故事的現代翻版嗎？

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大差別：文史不分。在西方，虛構作品（fiction）和紀實作品（non-fiction）之間有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兩者混為一談是不可想象的。前者屬于文學的範疇，而隻有後者才能成為撰寫曆史的素材。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與史、虛構與紀實、傳說與曆史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例如被譽為“史家之絕唱”、二十五史之首的《史記》，開篇就是至今無法考證的傳說“五帝本紀”；而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詩作之中，卻含有大量極具價值的曆史資訊 [22]。不要說我們今天讀到的“古典小說”、“古典散文”或“曆史文獻”都是後人加上的标簽，即便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法也很難精确地把不同的文獻區分開來。《浮生六記》究竟是“自傳體小說”[23]，還是“筆記式散文”[24]？為什麼《東京夢華錄》被收入“史”部，而《夢溪筆談》卻在“子”部 [25]？從《大唐三藏西域記》演變到《西遊記》，其中紀實與虛構的界限究竟在哪裡？

誠然，自近代以來受西方影響，中國也引入了西式的嚴格分類體系。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會立即消失。恰恰相反，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仍然穩固地占據着現代中國人的心靈深處。是以筆者認為，以上兩篇報道[21][22]的出現決非偶然，也決不應該解釋為撰寫報道者的過失。相反，這兩篇報道恰恰說明了中國文化共同體在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解讀《老人與海》。這種解讀，把它看作一個傳奇，既無所謂“虛構”（我們能說《西遊記》中的唐僧是虛構嗎？），也無所謂“真實”（《老人與海》中經不住推敲的細節比《史記》還多嗎？）。它不需要真相，不需要象征，不需要性别和心理分析。它需要的是吸引讀者和反映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念（或者作者想推廣的價值觀念）。《老人與海》以其獨有的藝術魅力緊緊抓住了中國讀者，再加上百歲老人富思特斯的出現，更進一步迎合了中國文化價值觀對英雄的期待。當我們把小說和報道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見衆多的現代中國人仍然崇敬飽經滄桑的長者，仍然渴求千古難覓的知音。他們對《老人與海》的诠釋方式未必是最深刻的，也未必是最精确的，然而卻擁有着不可忽略的價值。

*結論

《老人與海》作為一篇世界文學名著，可以從無數種不同角度解讀。正因為如此，從中國文化的背景出發，也可以有獨特的、與西方解讀方式完全不同的诠釋方法。本文所引兩篇報道的出現，正證明了這一點。“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也許同樣可以有一千個《老人與海》。

參考文獻

[1] Gerry Brenner,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tory of a Common Man. 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1991.

[2] Ernest Hemingway, Marlin off the Morro: A Cuban Letter. Esquire, Vol.1, No.1, Autumn 1933, Pages 8-9.

[3] Ernest Hemingway, Marlin off the Morro: A Cuban Letter. American Big Game Fishing, Pages 55-81, Derrydale Press, 1935.

[4] Bruce Morton, Santiago’s Apprenticeship: A Source for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Hemingway Review, Vol. 2, No. 2, Pages 52-55, Spring 1983.

[5]汕頭大學圖書館，發揮導讀優勢，營造良好讀書氛圍，汕頭大學圖書館通訊，1998年第1期。

[6] William Faulkner, Shenandoah, Autumn 1952.

[7]徐景洲，三讀《老人與海》，邳州市報，1997年3月28日。

[8] Harvey Breit, Hemingway’s Old Man, Nation, Sep 6, 1952, Page 194.

[9] Fanny Butcher, Hemingway at His Incomplete Best, Chicago Sunday Tribune, Sep 7, 1952.

[10] Wolfgang Wittkowski, Crucified in the Ring: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Hemingway Review, Vol. 3, No. 1, Pages 2-17, Fall 1983.

[11] Philip Young, Ernest Hemingway, Rinehart, New York, 1952.

[12] 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62.

[13] Robert Weeks, Fakery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College English, Dec 24, 1962.

[14]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Vol. 2, W.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5.

[15] Martin Swa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Women Taken for Granted, Visages de la féminité, Université de Réunion, France, 1984.

[16] Ben Stoltzfu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 Lacanian Reading, Hemingway Essays of Ressess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戴桂玉，《老人與海》，海明威無意識欲望的表征，上海教育，2005年專刊第2期。

[18]德裡達，多義的記憶——為保羅 德曼而作，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19]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出版社，1989年。

[20]《老人與海》的原型人物仍健在，文摘報，2000年9月14日。

[21]華焱，拜訪“桑提亞哥”，寰球，1999年第9期。

[22]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三聯書店，2001年。

[23]張蕊青，《浮生六記》：得風氣之先的自傳體小說，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3期。

[24]馮文坤，女性主體與主體逾越——沈複《浮生六記》的女性主義釋讀，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25]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