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定良（1894—1969）
在風雨飄搖的戰争年代，吳定良先生曾試圖建立一個兵強馬壯、視野開闊的人類學系——彙集骨骼、生理、統計、血液、曆史、民族、語言、考古、藝術等各個學科。他試圖建立的學科，并不能用已有的人類學架構衡量，卻是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問題意識的學科設想，可以稱之為“廣義人類學”。
因各種機緣，我有幸得見目前存放于浙江大學檔案館的兩份檔案：由時任浙江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的吳定良教授簽發的兩份教職員名單，簽發時間分别是1948年和1949年。當時，吳先生已被竺可桢校長從南京中央研究院“挖”來幾年，在浙大展開人類學學科建設與教學工作。這兩份珍貴的資料記錄了浙大人類學最初的人員構成，也折射出吳先生對人類學學科建設的設想：生物學家張宗漢，文化人類學家田汝康、胡慶均、鄭公盾，民族學家金祖同，體質人類學家吳汝康，考古語言學家聞在宥，血液學與人種生理學家馬秀權，生物學家應幼梅，考古學家何天行，繪圖員李鐵民，管理者莊學本等等。在名單之外，曾效力于浙大人類學的學者還包括體質人類學家劉鹹，考古學家夏鼐，書法家沙孟海，教育學家孟憲承，以及民族學家馬長壽、張其昀等等。随着1952年的院系調整，絕大多數名單上的人離開了浙大，留下了一張沒能繪制成功的人類學藍圖。
曾經開啟過這段曆史的學者無不感歎吳定良先生的眼光和魄力。中國人類學史專家王建民教授評論道：“盡管一貫支援人類學發展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桢認為‘時局不佳，經費困難，此時不應謀擴充’，但吳定良還是通過努力，建立了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過浙大人類學史的杜靖曾評論，這支學術隊伍“囊括了體質人類學或生物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考古學或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等方面的專家，為當時國内辦有人類學系的數所大學中陣容勢力最強的一所”。浙大人類學研究所的阮雲星教授評論說：“以吳定良為首的浙大人類學……開啟了培養大陸體質/文化人類學進階人才的事業，留下了堅持專業高水準、建構一流學科的學科建設寶貴經驗。”
以今天高度專業化的學科分工，已經很難再以名單上呈現的發展思路來建設人類學這門學科。吳定良先生如今被人熟知的身份是體質人類學家，還曾是中央研究院首屆人類學院士（1948年當選）。然而，他曾試圖建立一個彙集骨骼、生理、統計、血液、曆史、民族、語言、考古、藝術等各個學科的人類學系。這個偉大卻未實作的設想非常值得我們再次推敲。
有論者認為，吳定良院士建設的人類學，是一個美國式的“四分支”人類學，一個彙集考古、體質、語言、文化四個分支的“大人類學”。但這種說法并不确切。吳定良的主要留學地是英國和瑞士，那裡的四分支人類學并未成型，語言學和考古學一直自成體系。實際上，吳定良的學科視野不僅不同于歐美，也不同于當時的中國。他組建的浙江大學人類學系，不同于強調社群調查的“北派”，不同于強調曆史考據的“南派”，不同于重視邊疆史地的“華西派”。他甚至支援同僚開展了今天看來很“新潮”的海外研究。田汝康的《沙撈越華人》一書所需的田野調查就是在1950年完成的。他還親自或支援同僚測量殷墟商人、馬來人、苗人的骨骼，對畲民、山胞、苗人、仲民、婆羅洲土著展開“原始文化”和“社會生活”研究，并對浙江等地展開血型、顱骨、體質發育的研究。在他主持的人類學系裡，開設了“人體測量學”“生命統計學”“體質人類學”“普通人類學”“華人人類學”“中國古器物學”“考古學”“東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中國邊疆民族”“邊疆語言”“邊疆博物館學”“标本制作與鑒定法”“史前文化”“人類發展史”“優生學”等課程。這樣一個兵強馬壯、視野開闊的人類學系，出現在風雨飄搖的戰争年代，不能不讓人産生這樣的疑問：他為什麼要建立這樣一個不見于古今中外的人類學系？
1948年和1949年，時任浙江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的吳定良教授簽發的兩份教職員名單。
吳定良院士對人類學的定位，可以從他發表在1948年的《思想與時代月刊》（第45期）上的“人類學之意義與範圍”一文中窺見一二：
按人類學之内容，性質以及近代發展之趨勢，人類學之意義，須為廣義的，蓋體質與文化兩部分互有密切之關系，均應包括與人類學研究之範圍内，而不能如裴因森與戴立迦兩氏之意見，将人類學與民族學或民族志二者對立，以緻意義混淆，因後者之内容，實為廣義人類學之一部分也。諸氏之分類法，以文德裡智氏之三分法：即将人類學分成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與考古學三類——最為合理。雖三者研究之方法，材料，各有其特殊性，然其研究之對象，皆為人及人類之活動也。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至少可以了解到三個重要資訊：第一，吳定良的人類學淵源來自歐陸，他所說的三位人類學家裴因森（K.Bahnson）、戴立迦（J.Deniker）、文德裡智（M.Winternitz），皆為20世紀初歐陸著名人類學家。第二，吳定良明确提出“廣義人類學”概念，推崇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三結合，因為三者均研究“人及人類之活動”，不可偏廢。第三，吳定良在浙大建立的人類學，并沒有對這種“三分支人類學”架構亦步亦趨，而是加入了生理、心理、曆史、藝術等領域。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出身中研院史語所的學者，吳定良雖然重視語言文字，但并沒有給語言學以特别的地位。
總的來說，吳定良試圖在浙大建立的人類學學科，并不能用已有的人類學架構衡量，卻是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問題意識的學科設想，可以稱之為“廣義人類學”。如果我們用常見視角将人類學視為一個“舶來”學科，用某個成型的歐美人類學機構對比中國，是不太容易了解吳先生的良苦用心的。然而，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視角，不用今天的美式“大人類學”格局評判當時，不以蘇式“非文即理”分割人類學，不在中外對比中找“差距”，而是從中國本位、中國問題出發，就會發現吳定良先生的“廣義人類學”設想，與近代中國的國族建設問題密切相關。
吳定良那一代學者生逢亂世，對國家和民族的危機有着切膚之痛。對他們來說，所謂“家國情懷”“民族大義”都是治學的本意。羅衛東教授在紀念吳定良先生的文章中談到，吳先生從事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動力，來自他對歐美種族主義偏見的不滿。當時的“黃禍論”“中國人種西來說”“中國人先天不足”等論調，促使吳定良痛下決心，從人類學入手，全方位研究“中國人”。吳定良曾在一份陳述材料裡說：“歎中國人類學的幼稚……[而]中國留學生中沒有一個學人類學的，是以我就下定決心，在最後幾年留英和瑞士學人類學。”
吳先生廣博的知識體系讓他對人類學之于中國的意義有獨到見解。在1944年《康導月刊》第5卷第7、8期上，吳定良發表了“國族融合性在人類學上之證明”一文。他與當時的很多人類學者一樣，擔心外籍學者企圖借邊疆少數民族的曆史分裂中國，但他回答問題的方式卻相當獨到：
蓋吾國各宗族雖有漢滿蒙回藏及西南苗夷數十種名稱，然數千年政治經濟及文化之交流，其血統早已混雜；各族相依生存，何啻唇齒，縱風俗習慣語言文物稍有差别，而體質上之主要特征，大緻相同……謂中華民族，乃由多數宗族融合而成，此說與科學事實，适相吻合，各宗族之血統，經春秋，戰國，南北朝，五胡亂華及蒙滿入主中原諸大變遷，早已混合多次，證諸史實，斑斑可考。
顯然，這篇文章與當時圍繞“中華民族”的辯論有關，傅斯年、顧颉剛、陶希聖、吳文藻、費孝通等學者各執己見，相持不下。吳定良則另辟蹊徑，利用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日本民族學家鳥居龍藏、大陸地質學家丁文江在漢、回、藏、蒙等地的體質測量資料，配合自己在苗族地區的測量資料，“以人類學觀點，闡明各族體質混合之成分，與其融合性”。換句話說，吳定良先生不僅鼓勵和贊同考古學和曆史學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論，而且要在體質構造上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長期通婚混血形成的民族。在分析總結了這些資料之後，吳定良說“國族體質上之差别，乃依地域遷變，初無顯明之界限可分，其體型大體頗為接近，縱混合時間有遠近之分，程度有深淺之别，而非種類之不同也”。
吳定良的論述，不同于當時的陶希聖、顧颉剛等學者簡化中華民族特征的政策，而是在充分承認各族“差别”的基礎上，從文化和體質的“融合”角度立論。這一論述既尊重各民族的特色，又強調中華民族的共性，十分貼近費孝通先生多年後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而吳先生的研究路徑，則以民族、考古為線索，以體質測量為依據，是一種獨特的“多重證據法”，其目的在于為“中華民族”建立一個立體而堅實的科學基礎。可以說，這是一個具有前瞻性、中國問題意識，相容文理又融彙中西的“複雜理論”。至此，我們不難了解吳定良先生為什麼會如此重視中國人内部的民族差異，也不難了解為什麼吳定良先生要發展一個橫跨體質、考古、民族，兼收曆史、心理、生理、藝術的“廣義人類學”，這曾是一個直面中國問題的學科構想。
作者：阿嘎佐詩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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