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歐洲評論｜馬克龍當選，歐洲争取到了“緩期執行期”？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胡春春

【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别研究院“歐洲研究”特色研究團隊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專欄“西索歐洲評論”的第19篇。馬克龍終于赢得了他的第二任期，這對歐洲意味着什麼？

2021年5月18日，德國《商報》在前瞻下一年舉行的法國總統選舉時，選擇了“法國傾覆則歐洲傾覆”的标題，預言法國總統選舉将是“決定歐洲命運的選舉”，因為“法國特朗普”瑪麗娜·勒龐很有可能當選法國總統，“從内部摧毀歐洲”。

一場決定歐洲命運的選舉

一年之後的2022年4月21日，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的三天前，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首腦采取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行動：他們在法國《世界報》聯名發文呼籲法國人把選票投給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因為他們希望法國人選擇一個捍衛“我們共同價值觀”的法國，一個勇于支援正義、反抗俄羅斯的法國。外國上司人聯手直接介入另一個國家上司人的選舉，即使是在取消了内部邊界的歐盟也屬于罕見的政治現象。同時，三位作者在呼籲中所使用的理由，并不是出于法國内部政治的考量，而是為了“全歐洲”，尤其是面臨戰争或和平、正義或非正義選擇的歐洲。

是以，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4月25日晚間法國大選結果揭曉後，從布魯塞爾到歐洲各大首都以及主流媒體都長舒了一口氣。2022年這場法國的總統選舉，早已經被賦予了超越法國一國的政治和價值觀意義，而且意義的邊界逐漸擴大：無論是如何應對民粹和疑歐勢力的威脅，還是如何解決當下的俄烏危機，乃至歐洲和全人類的未來似乎都取決于馬克龍能否連任。

法國無疑是歐洲一體化的主導力量之一，戴高樂治下的法國也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特立獨行，但是這種對于法國和法國上司人的期望即使在冷戰期間也未曾出現過。然而我們此時并不能完全從正面意義上了解法國的重要性，因為法國近年來無論在經濟實力上，還是在倡導所謂“歐洲主權”的号召力上，都給人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

真相也許恰恰相反：法國突然間被指認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可能更因為歐洲人普遍認為法國和歐洲面臨着方向性的危機和決斷時刻。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從負面的警示意義上去了解法國此次總統選舉的重要性。

馬克龍面臨的法國挑戰

這麼看來，馬克龍在未來五年中的任務更為艱巨。

法國是馬克龍當解的第一道題。馬克龍2017年憑借對法國進行“徹底”變革、打破社會阻滞、保護弱勢群體的許諾入住愛麗舍宮。這次他能夠成功連任，與其勉強歸功于第一個任期内成績驕人，不如說是他為法國選民制造了一個“霍亂或鼠疫”的不是擇優、而是祛劣的選擇困局。

在過去幾年内，法國左右互相制衡的傳統政治格局以驚人的速度分崩離析。雖說社會黨、共和黨的衰落首先要歸于自身原因和社會變遷的規律性，但是馬克龍上司的“共和國前進！”（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政治運動稀釋了傳統中右和中左陣營的界限，也是加快政治生态變化的重要因素。在馬克龍不左不右的“進步主義”運動沖擊下，隻有極右翼和極左翼的政治立場還能保持鮮明的特色。也就是說，勒龐率領右翼民粹主義的 “國民聯盟”和梅朗雄率領的極左派“不屈法蘭西”在此次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中與馬克龍的“共和國前進！”基本形成三分天下之勢，各方的支援率都在20%-30%之間，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拜馬克龍之賜。

是以，當馬克龍在勝選後矢志喊出“要做全體法國人的總統”時，先暴露的卻是一個他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即法國的政黨政治陷入了空洞化的危險，社會前所未有的分裂。馬克龍本人在總統選舉第一輪僅獲得不到28%的支援率，第二輪選舉在歐洲和法國國内主流輿論一緻呼籲“阻止勒龐”的造勢下，其對勒龐的領先優勢也較2017年選舉大幅縮小，而且如果以選民總數作為基準，則隻有38.5%的選民選擇了馬克龍，這是1969年以來曆屆法國總統最低的得票率。勒龐雖然敗選，卻有理由認為自己仍舊獲得了“勝利”，因為與上一次選舉相比，她在第二輪把支援率提高了8%，現在有超過41%的法國選民接受一個極右翼背景的總統。這個發展趨勢如果持續下去，誰能保證勒龐不會在2027年第四次參選時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第一位女總統呢？

是以，馬克龍在第二任期的第一要務，就是彌合法國社會在他第一任期中愈發加深的種種鴻溝。在這次選舉中，這些鴻溝或者撕裂展現在法國的城鄉之間、不同年齡段的選民之間，以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相當比例的法國人因失望而對政治參與失去了興趣，28%的選民未參加2022年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而2017年立法選舉的棄票率竟高達57%，均創下曆史紀錄。然而，馬克龍迄今為止的政治生涯讓人很難想象他會放下自己的精英身段，與勒龐争奪低收入者、“黃背心”抗議者的代言權，或者大幅改革對建制性政黨有利的立法選舉制度。

更令國際和法國國内觀察者擔心的是，即使馬克龍勠力改革，法國的經濟力量和馬克龍的經濟、财政政策能夠提供支撐嗎？畢竟良好的經濟和财政基礎是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先決條件。法國恰恰在這一點上并不能令人放心：法國的負債率達到了GDP的115%，雖然在歐盟不屬于最高之列，但是法國債務的47.8%掌握在外國債權人手中，這是一個潛在的不安因素。馬克龍對于未來的規劃，也被經濟學家認為是“徹底背離歐盟的财政穩定公約”。

拿馬克龍在勝選後計劃實施的财政補貼措施為例，為司機提供燃油補貼、為800萬貧困人口提供食品券等也許可以在疫情和俄烏沖突雙重沖擊下買來暫時的社會穩定，以及為馬克龍在6月舉行的立法選舉帶來一定的選票，但是對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而言，效果也許會适得其反。但是，如果馬克龍連法國的社會融合都實作不了，又談何促進歐洲的融合？

法國面臨的歐洲挑戰

歐洲，是檢驗馬克龍雄心和能力的第二道題。馬克龍最值得肯定的一點，是他始終堅守歐洲立場，沒有在民粹主義當道的時代搭乘民粹主義的便車，把一切問題的責任推卸給歐盟。然而馬克龍成功連任，并不意味着歐洲将會是以獲得進步，而是因為馬克龍阻止了勒龐當選，歐洲得以暫時規避勒龐宣稱的退出北約、退出歐盟、與俄羅斯合作等風險。

擺在歐洲面前的挑戰又何止一個勒龐！在默克爾去年年底卸任德國總理之後，歐盟事實領袖的位置就一直懸而未決。德國三黨聯合政府在過去幾個月的内政外交表現證明，朔爾茨政府無法承擔歐洲領袖的角色，歐洲以及國際觀察者的期待自然而然地落在歐盟“法-德軸心”或者“德-法軸心”的另一極法國身上。歐洲眼下并未走出疫情大流行的沖擊，經濟的恢複面臨衆多不确定因素，歐盟與匈牙利、波蘭等成員國的法治國家标準糾紛仍舊沒有解決。與此同時，俄烏沖突上升為壓倒一切的最大挑戰，戰争或和平不但事關歐洲未來數十年的安全構架和整體發展環境，而且也提出了能源供給、通貨膨脹、難民安置、供應鍊安全等當務之急的問題。

法國在2月24日陡然更新的俄烏沖突中毫不懈怠，在外交調停、制裁俄羅斯和援助烏克蘭等措施方面都活躍在歐盟和北約的第一線。馬克龍在沖突前親赴莫斯科，沖突爆發後數次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促和促談；法國因為對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依賴程度遠小于德國，抵制态度明确；對烏克蘭提供包括重武器在内的支援，也沒有引發國内的争議。實際上，俄烏沖突爆發對于馬克龍起到了間接助選作用，極右民粹陣營的總統候選人澤穆爾和勒龐都因為過去支援俄羅斯的保守主義立場、與俄羅斯維持密切合作而陷入尴尬。但是令馬克龍尴尬的是，他個人的斡旋努力迄今為止并沒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他顯然并不具有默克爾在歐洲和國際的威望，後者曾經在2015年2月赴明斯克進行徹夜調停，以一人之力促成沖突方達成停火協定。

也是在俄烏沖突中，歐洲人深刻體認到自己在安全防務領域完全不具有馬克龍始終呼籲的“歐洲主權”。上周，德國前外交部長加布裡爾在回答記者就德國應該為烏克蘭提供何種武器時，做出以下建議：德國應該看美國，美國能做的，德國可以盡量做；美國不做的，德國絕對不要做。作為已經不在職的前政府成員，加布裡爾不經意間公開表達的立場透露了歐洲人的“心理圖像”，這就是沒有、無力、也無意願發展歐洲獨立自主的安全防務能力，甚至是獨立自主的戰略思維。歐洲二戰以後的和平繁榮，始終是建立在美國提供保護傘的基礎之上。

在歐盟範圍之内，有能力提起、推動建設歐洲獨立防務能力的國家非法國莫屬。但是法國尤其在戴高樂和密特朗時期尋求大國地位的做法，以及政治決策過度集中于總統等制度性特點，包括馬克龍本人“北約腦死亡”的斷言，也曾給德國等重要歐洲國家留下了“偏見和誤解”的陰影，甚至引發“不信任”（德國外交學會語）。因而馬克龍宏偉的歐洲藍圖，必須要從在俄烏沖突危機下建立歐洲共識入手。德國的默克爾是尋求“最小共識”、維持現狀的政治高手，但是馬克龍現在面對的顯然是一個比默克爾時代更為嚴峻的局面，歐洲為應對沖突随時更新或者長期延續而急需戰略性思維和果斷的行動力。雖然歐洲現在對援助烏克蘭的态度高度一緻，但是對于如何結束沖突、如何建構未來對俄羅斯的關系，不同國家、不同政治和社會力量都有不同觀點。勒龐的态度就迥異于馬克龍。

歐洲争取到了“緩刑執行期”

在法國國内政治和國際局勢的雙重壓力之下，留給歐洲主義者馬克龍的時間并不多。馬克龍原本期待利用2022年上半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機會，在“繁榮、強大、歸屬感”的口号下推動歐盟在後疫情時期的進一步變革，包括尋找兼顧創新和就業的經濟增長模式，放松歐盟對于成員國舉債的限制以增加在氣候保護、數字化和防務等領域的投資，以及保衛歐盟的外部邊界。然而歐洲目前正處于應急模式，對于法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期望也轉換為應對危機。

德國哲人哈貝馬斯4月29日投書《南德意志報》，稱馬克龍再度當選為歐洲建立自己的安全防務能力争取到了“緩期執行期”。也就是說，危機中也孕育着機遇，但這是一個歐洲必須取得共識、直面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真正成為多極世界之一極的艱難過程。歐洲已經無法繼續依賴“美國治下的和平”，更不能無視美國國内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否則，未來的歐洲至多隻是一個放大版的法國，繼續沉迷于“世界文明的燈塔”臆想而不自知。

（胡春春，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别研究院“歐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所學生班負責人）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檔編輯：蔣立冬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