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杜甫——謹以此文紀念杜甫誕辰1310周年

點藍色字關注“鞏義釋出”

編者按：在第八屆杜甫國際詩歌周到來之即，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将重磅釋出由本會副會長畢朝陽先生撰寫的長篇文章——《走近杜甫》，以此紀念杜甫誕辰1310周年。全文共七萬字，每天發一萬字，連續釋出七天，原來每周三、周六所釋出的杜詩暫停刊發，敬請廣大讀者持續關注。

閱讀提示：本文試圖通過多元度、全方位透視杜甫的詩品、人格，還讀者一個真實、鮮活、清新、立體、多彩的杜甫形象，使人們能夠更自覺、更自信地去了解杜甫、感覺杜甫、學習杜甫、體悟杜甫，進而更加從容地走近杜甫的内心世界。相信作者的不懈努力，能夠讓您做到開卷有益。

走近杜甫

——謹以此文紀念杜甫誕辰1310周年

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畢朝陽

引 子

對于杜甫，聞一多說，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詩人”，是“幾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這一評價，可謂至高無上、至精至切。而我要說，杜甫不僅是一位振古铄今的詩中聖哲，更是一位文化意義上的君子、仁者、聖人。今天，就讓我們一道走近杜甫，去領略他的精神長相，思想高度去發現他的偉大與神聖吧！

走近杜甫，首先要了解杜甫的身世。

不了解杜甫的家世、身世，就如同不知道“鋼鐵是如何煉成的”一般，無從知曉“詩聖”産生的土壤、“詩聖”誕生的背景。

對于杜甫，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普通鞏義（縣）人是極陌生的。1962年，是詩聖誕辰1250周年，就在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瑞典斯德歌爾摩召開大會，号召全世界人民紀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就名列其中。受這次大會的影響，杜甫才重新進入國人的視野裡。（之前的1953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先秦浪漫主義詩人屈原曾被命名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1958年，關漢卿入選。之後，1963年齊白石入選。）次年，也即1963年，杜甫故裡才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為省級文保機關。之前，鞏義很少有人知道杜甫故裡就在站街鎮的南瑤灣村。國人包括鞏義人對詩聖杜甫的認識、對杜甫文化的研究也大抵從這時候開始起步。

之前，關于杜甫的事迹，民國二十六年的《鞏縣志》也不曾有過記載。僅是在文征四中摘錄了杜甫的一首詩（《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而已。

後來，由于受文革的沖擊，杜甫文化研究工作也基本處于停滞狀态。直到改革開放後，特别是八十年代以來，随着杜甫文化研究的逐漸展開，和對杜甫宣傳力度的不斷加大，杜甫才算真正走進了大多數鞏義人的視野，成為鞏義人的曆史驕傲和鞏義市的文化名片。

然而，杜甫卻做到了“牆内開花牆外香。”在距離我們一千多公裡的四川成都，我們的詩聖老鄉便火得很、紅得很，甚至超過了川人自己的老鄉詩仙李白（四川江油人）。數百年來，成都曆屆政府對杜甫草堂的修葺從未間斷過。每年人日（正月初七）這天，都會發動市民到杜甫草堂瞻仰詩聖、谒拜詩聖。當然，這些都是免費的。杜甫的名字在成都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人日遊草堂”活動，已于2011年入選第三批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産目錄，成為成都最具社會影響力與傳播力的文化品牌之一。

凡是到過成都的人，都會對杜甫草堂遊人如織的盛況感到吃驚。一個草堂，現在每年的門票收入就高達上億元，為成都帶來的綜合旅遊收入則高達十數億元。良好的人文環境，也吸引着國内一大批杜甫文化研究專家、學者近悅遠來，蜂擁而至，成都杜甫草堂是以而成為國内外地位不可撼動的杜甫文化的研究中心、傳播中心。

三十多年來，我曾有幸到過成都五次，每次都要到成都草堂參觀一番，每次都會看到草堂的新變化、新氣象，每次心裡總會油然而生出感慨萬千。我想造成這種雲泥之别的主要原因，還是我們自身的底蘊不夠。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事在人為，業在人創。如何通過學習好杜詩、了解好杜甫、宣傳好詩聖，進而以我們的精深獨到的真知灼見和知行合一的創新實踐，盡快構築起我們自身的文化優勢，實作對成都的看齊乃至超越，我想，我們這一代必須做到使命在前、擔當在肩。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欣逢盛世，恰逢其時。學習強國，文化強市。緻敬杜甫，就讓我們從學習杜詩、了解杜甫開始吧。

為了全面學習杜詩、深入研究杜甫，五年前，我專門購買了一套由山東大學蕭滌非、張忠綱教授領銜編著的《杜甫全集校注》。這套編纂時長達36年、參與專家達11名、總字數達680萬的煌煌巨著，可謂目前國内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者。說起來，《杜甫全集校注》一書也與鞏義有着一定緣分：

1984年5月3日至10日，由山東大學、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鞏縣杜甫故裡紀念館聯合召開的《杜甫全集校注》樣稿讨論會就是在河南杜甫故裡舉行的。蕭滌非先生自始自終主持了會議。

出席這次讨論會的有山東大學黨委副書記戈平、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屠岸、河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林英海、鞏縣縣委書記牛甲辰、鞏縣杜甫研究學會會長楊立柱、知名學者殷孟倫、蔣維崧、王利器、周振甫、舒蕪、馮鐘芸、陳贻焮等，還有成都杜甫草堂負責人楊銘慶、加拿大不颠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葉嘉瑩女士，以及有關高等院校、科研機關、出版社和《杜甫全集校注》編寫組的同志，共七十餘人。

會議期間，鞏縣杜甫故裡紀念館還特地舉行了書法表演，蕭滌非、殷孟倫、蔣維崧、王利器、陳贻焮等都乘興揮毫為紀念館題詞賦詩。葉嘉瑩教授還用英文書寫了杜甫《秋興八首》第二首，并吟唱了《秋興八首》第一首。七十八歲的蕭滌非即席賦《重谒杜甫故裡有感》：

筆架山前暗揣量，的應窯洞出詩王。

少陵若是莊園主，那得光芒萬丈長！

1985年鞏縣擴建杜甫故裡紀念館，山東大學捐助2000元，在“敬慕詩聖奉修故裡”第一批贊助名單中，山東大學排在第一名，是唯一捐助2000元的機關。

在杜甫陵園豎立着兩通紀念碑，一通由蕭先生題寫碑名：“唐杜甫陵園紀念碑”，另一通刻有蕭先生的《重谒鞏縣少陵墓》詩和天津大學王學仲《谒杜甫故裡》詩。

1991年4月15日，蕭先生溘然長逝。鞏縣政協、鞏縣杜甫紀念館還發了唁電：“驚悉蕭滌非教授逝世，不勝悲痛。蕭教授多次莅鞏指導工作，他的逝世，對我縣杜甫研究工作是莫大的損失。”

這段文字，來自于張忠綱先生的《杜甫全集校注》編纂瑣記。按虛歲，蕭先生接受《杜甫全集校注》任務時是74歲，張忠綱擔綱完成時，也是74歲，仇兆鳌最後完成《杜詩詳注》時，也是74歲，這難道是一種巧合？

面對千江萬狀、汪茫海瀚、鑄古镕今、茹地含天的杜詩及研究成果，起初我确實感到無從下手，在博大精深、氣象雄渾的杜詩面前，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無知與淺薄。說實在的，如果不了解中國古代史，不熟悉中國古代文學史，你在杜詩面前，幾乎就是個懵橫、白癡。畢竟那是他老人家“讀書破萬卷”、“百年歌自苦”的心血結晶呀。要想睽其堂奧，就必須惡補自己的曆史知識與文學知識。沒有這些知識的鋪墊，你就拿不到走進杜詩殿堂的敲門磚。為此，我在通讀了中國古代史之餘（讀史好辦，隻要你有好的記性即可），又拿起了古奧的《詩經》、《楚辭》。單研讀這兩部經典，我就花費了整整兩年時間。好在退居二線後，我便有了充裕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最終，我不僅攻克了這兩座橫亘于我與杜詩之間的堡壘，而且也順勢收割了《詩經新譯》、《楚辭新譯》這兩部著作。當這些鋪墊工作完成之後，再回過頭去嘗試着閱讀杜詩，就略顯輕松了一些。但實際上，要想真正吃透杜詩的精髓、領略杜詩的精妙，并不是可以造次的事情。如果不了解杜甫生活的曆史階段、杜詩的創作背景，不了解杜甫的内心世界、創作心态，那麼，你同樣難以讀懂杜詩、讀懂杜甫。

隻有真正走進了杜甫的精神世界，走進了杜甫的心靈深處，你才能真正了解杜甫、了解杜詩。可杜甫畢竟是1000多年前的人了，要想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心靈深處，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做了積極而黾勉的嘗試：每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便從床上爬起，淨手泡茶，點上香煙，一邊反複閱讀他的詩作，一邊竭力揣摸他寫作時的心境。如此虔誠地與杜甫進行神交，果然效果明顯。也許是他老人家可憐于我，時常會賜我以靈感，讓我的腦子在靈光之餘，頗有思想發明，下筆如有神助，有時一晚上即可譯注幾首杜詩。

又恰逢新冠疫情來襲，對外聯系幾乎中斷，更有利于我集中全部精力，進行杜詩的翻譯工作。如此兩年的馬不停蹄、手不釋卷，終于按“信、達、雅”的翻譯标準，順利地将杜甫的1455首存詩全部用白話文（現代語）翻譯完。那種大功基本告成的愉悅感令我欣欣然陶醉了多天。但對于翻譯的品質如何，合不合他老人家的胃口，仍一直心懷忐忑。

直到去年5月份，河南人民出版社總編楊光女士親自審閱了稿子并給予了充分肯定後，我才如釋重負。楊光女士在推介文中寫下了如下評語：更具特色的是它的翻譯，譯文是頗見功力的，會不時質疑是杜甫穿越千年而轉身嗎？她說，這是她目前看到的有關杜詩翻譯的最佳作品。由此，我對自己的作品品質更加自信。

通過翻譯杜詩，我才明了為何現今眼目下人們對于杜甫知之甚少，或隻是一知半解，因為大家根本沒有（或者說很少有）機會和條件來通讀杜詩。而據我的經驗，如果杜詩你通讀不了五遍以上，不能對杜詩作出準确翻譯的話，那麼，你就無法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杜甫的人生經曆，系統感覺其思想與詩風的變化，仔細體悟其人格與情懷的魅力，自然也就難以領略詩人的偉大之處，發現“詩聖是怎樣煉成的”秘密。

我作出如是結論，決不是用來吓唬人的。這既是一種理性，也是一種客觀。因為，我也正是在一遍遍地閱讀體驗、一次次地與杜甫心靈碰撞中，才越來越覺得杜甫的偉大與高尚的。而這種發現，就如深山探寶一般，必須付出超越常人的艱辛勞動，甚至以透支個人的生命為代價。

當然這種勞動與犧牲，也不必人人都要為之。大家隻要善于利用其成果、樂于享用其成果，我也就滿足了。能夠讓讀者毫不費力地閱讀杜詩，十分輕松地走近杜甫，正是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與我本人主動開展這項工作的初衷。我相信這本《杜詩課》以及不久将出版的《杜甫全集注譯》的當代價值也一定會得到大家的廣泛認同。

《走近杜甫》這篇文章，旨在探明三個問題：一是杜甫的形象到底該如何去表述？二是杜甫對于人類的重大貢獻重要啟示。三是我們到底應向杜甫學習哪些方面。

通常在我們的印象中，杜甫就是一副幹癟羸弱、駝背躬脊、愁眉不展、潦倒不堪的窮酸模樣。這也難怪，因為我們很多人對杜甫的第一印象（原始印象）就來自于矗立在鞏義原汽車站對面的杜甫雕像。據說當年那位叫蔣兆和的雕塑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模樣來刻畫的杜甫。而出于對這位國内雕塑界權威人士的尊重，我們很多人便先入為主、不假思索地認可了（或接受了）杜甫的這一形象。于是很多人便認為杜甫一生都是窮困潦倒的，杜甫一生都是愁眉不展的。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說杜甫一生都是窮困潦倒的、愁眉不展的，隻是某些人對杜甫個别詩歌内容進行斷章取義而得出的片面結論，甚至是錯誤結論。因為他根本不了解杜甫的身世、杜甫的生平、杜甫的性格、杜甫的作派。

首先談談杜甫的家世，也即杜甫的出身。

先說說杜甫的遠祖（十三世祖）杜預（《晉書》有傳）。曆史上這個人可真是太了不起了。他不僅是魏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也是司馬昭的妹夫、司馬懿的女婿。文治武功，顯赫當時。西晉滅吳，他就是統帥。中國曆史上文武雙全的人有很多，但隻有兩人死後同時進入到了文廟和武廟。一個是諸葛亮，另一個便是杜預。況且杜預比諸葛亮進入的還要早。（古代有文廟和武廟。文廟是為了紀念和祭祀孔子的地方，武廟是紀念和祭祀姜太公的場所）。杜預博學多才，頗有建樹。被時人譽為“杜武庫”。他所撰寫的《春秋左氏經傳集注》，考釋嚴密，注解精确，流傳至今。開元二十九年，杜甫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對這位令他時常引以自豪的先祖進行了高度頌揚。

杜甫的曾祖父（老爺）叫杜依藝，唐貞觀十八年任監察禦史，位終鞏縣令，正是他把杜家從湖北襄陽遷到鞏縣的。可能是政績一般，新舊唐書無傳。

杜甫的祖父（爺爺）叫杜審言（645—708），唐修文館直學士，官至武周膳部員外郎。（新舊唐書有傳）

杜甫的父親杜閑（682—741），曾任偃城尉、奉天令、朝儀大夫、衮州司馬。（新舊唐書無傳）

杜甫的爺爺杜審言，也是一個厲害家。他與蘇味道（蘇轼的九世祖）、李峤、崔融，并稱為初唐“文章四友”。是唐代“近體詩”（差別于古體詩）的創始者之一。杜甫“吾祖詩冠古”中的吾祖，指的就是他的爺爺杜審言。杜審言有四個兒子、五個女兒。長子杜閑，次子杜并，三子杜專（曾任開封尉），四子杜登。長女嫁蜀縣丞钜唐魏上瑜，次女嫁濟王府錄事河東裴榮期；三女嫁平陽郡司倉參軍盧陽範正均；四女嫁硖石縣尉京兆王佑；五女嫁常熟主薄會稽賀撝。

杜甫的親生母親出自隋唐時期天下最著名的“五姓七望”之一的清河崔氏。所謂“五姓七望”，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範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荥陽鄭氏、太原王氏。當時，很多社會名流都以能娶上這“五姓”女子為榮。是以說，杜甫舅舅家的門第在當時也非同一般。杜甫的外婆的祖父、外祖母則是李世民的兒女，李世民當應是杜甫的外曾孫曾曾祖父，是以從理論上講，杜甫和唐太宗李世民是存在一定的血緣關系的（相隔六代）。

以上情況說明，杜甫的家世很好。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正月初一，杜甫就出生在這麼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大家族裡。父親杜閑為兒子取名為甫，我覺得有這麼兩層含義：一是杜甫是老大兒子，二是杜甫長相俊美。希望他長大後能大展宏圖，大顯身手，大有作為，大有成就。（次年（713）即開元元年。）杜甫出生于初唐向盛唐過渡的最後一年，可謂是幸運的。但不幸的是，在他兩歲多的時候，生母崔氏便因病下世了。杜甫的童年，實際上是在洛陽仁風裡二姑家度過的。杜甫的二姑對于杜甫可謂視為己生，疼愛有加。關鍵時候，甚至不惜以犧牲自己親生兒子的性命為代價，來挽救杜甫的生命。魯義姑的故事，大家可能都聽說過。但許多人不知道，“有唐義姑”的故事，就真實地發生在杜甫二姑身上。由于當時杜甫年紀尚小，并不清楚内情，他是後來才從二姑家仆人那裡聽說的。不難想象，當年杜甫聽說事情真相後的真實反應。是以，杜甫對自己的二姑一直是感恩不盡的。二姑卒後，杜甫泣血親撰了《唐故萬年縣京兆杜氏墓誌》，文中寫道：甫昔卧病于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于走使。”

大義的種子就這樣埋在了杜甫稚嫩的心田。

而杜甫叔父（二叔）杜并的故事，也在他稚嫩的心田中埋下了孝義的種子。杜并的事迹，我們回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也是很感人的。他死時年僅十六歲，被世人譽為“孝童”。長安二年（702）四月十二日，杜并被安葬于洛陽建春門東五裡（杜甫祖茔偃師首陽山前）。其父杜審言親作祭文祭奠之。有“燕許大手筆”之稱的左台監察禦史蘇颋（tíng）親自為杜并撰寫了墓志。稱贊他為“安親揚名，奮不顧身。行全志立，殁而猶生。”當時鞏縣藉詩人劉允濟也撰寫了祭文。

杜甫出生前十年他的二叔就死去了。是以，杜甫并沒有見過二叔，但其二叔的事迹卻足以影響杜甫一生，為杜甫後來成為有情有義、重情重義之人埋下了伏筆。

優越的家庭條件，使杜甫打小就受到了規範的儒學教育。再加上天姿過人，聰穎早慧的杜甫“七歲思即壯，開口吟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十四五時便“早充觀國賓”，成為了政府聘任的國情觀察員。“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壯遊》）在大唐第二政治文化中心的東都洛陽，以詩賦見長的杜甫很早就在大腕雲集的翰墨場裡已嶄露頭角，成為令人青睐的“文壇新星”。

十九歲以後，杜甫的經曆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一、漫遊時期。二、求仕時期。三、為官時期。四、飄泊時期。

漫遊時期：唐代詩家文人在應試之前，大都喜歡漫遊，以開拓視野、閱曆社會、廣交朋友、增長才識。同時，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籍此來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力，提高自己的社會知名度，為科舉應試作準備。

開元十八年（730）（杜甫19歲），年将弱歲（20為弱歲）的杜甫便開始了自己的漫遊生涯。先是遊晉，至郇瑕（即今山西臨猗），結識了韋之晉、寇錫等人。次年，即開元十九年（731），南遊吳越。“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阖闾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州荷芰香。嵯峨闾門北，清廟映回塘。”“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鑒湖日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壯遊》）曆時5年，周遊江南山水、名勝古迹。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因要回洛陽參加應進士試，不得不結束這次極具浪漫色彩、令他終生難忘的吳越之遊，回到了故鄉洛陽。

開元二十四年（736），“忤下功考第”的杜甫（25歲）随即又啟程遊曆了齊趙，與蘇源明等“放蕩齊赴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枥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鹙鶬。”（《壯遊》）杜甫的第一首《望嶽》詩便作于此時。“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那時的杜甫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青春飛揚。

開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的父親杜閑下世。杜甫回到偃師為父親守墓三年。公元742年，李隆基改元，是為天寶元年。天寶（公元742年正月——公元756年七月）三載正月朔，改“年”為“載”。天寶三載（744）四月，三年之孝完成後，33歲的杜甫在洛陽與44歲的李白相識，兩人一見如故，遂相約同遊梁宋。時大杜甫6歲的高适也正寓居梁園，于是三位便結伴同遊。“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垆。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遣懷》）。次年（745）秋，杜甫、李白才在山東衮州分手。在此期間，杜甫曾登上過泰山。“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發，碧海吹衣裳。龜蒙不複見，況乃懷舊鄉。”《又上後園山腳》。

如此“快意八、九年”的漫遊生活，使杜甫在35歲前便得以完成“讀萬卷書”與“行萬裡路”的雙重人生曆煉。而八、九年的漫遊，雖然當年不收門票，可單衣食住行又該花費多少金錢呢？要知道，當年杜甫并沒有工作，自然也沒有工資收入，這些錢當然來自于家庭的資助。可見當年杜甫的家庭經濟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就拿現在來說，一個年輕人在自己沒有任何工資收入的情況下，要想出去遊玩一年，又需要花大人多少錢呢？更何況還是那種呼朋喚友、尋歡作樂的玩法呢？

由此可見，35歲前，杜甫是很潇灑的，沒有為花錢而發過愁的，并且花錢也是大手大腳的。否則何以任性的“說走就走”，何以随便的“呼鷹喚獸”，又何以輕易地與當時名氣遠比他大（名滿天下），且比他年長11歲的李白結為朋友的呢？我猜想，當年杜甫一定是在嗜酒如命的李白身上花了不少的錢，通過“喝酒交朋友”與李白熟絡了起來。否則連“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怎麼會随随便便地與杜甫攪和在一起的呢？李白是屬于那種雖視金錢如糞土（千金散盡還複來），但離開金錢又一會兒也過不成的主兒。要想與一身酒味的李白交成朋友，最好的辦法就是經常花錢請他喝大酒。誰能讓他把酒喝美，誰就有可能成為他的摯友。比如王倫。當時，他隻不過是安徽某地的一個富商，錢多的花不完了，便想附庸風雅一番。聽說李白的詩全天下寫得最好，于是便托人捎信給李白，說他那裡有賞不完的美景（十裡桃花），喝不完的美酒（萬間酒家），希望李白能親自來他那裡一趟。李白一聽有喝不完的美酒，随即便答應了王倫的請求。到了之後，王倫對李白自然是熱情招待、美酒伺候，李白要走時，王倫還大方地贈予了李白八匹駿馬，當然金銀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于是，李白在被王倫的熱情好客感動之餘，便欣然吟出了那首著名的《贈王倫》：“李白乘舟将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踏歌”，便是今天的拉手舞。

總之，杜甫三十五歲之前并沒有過過什麼窮日子，如此，又怎能說杜甫一生窮困潦倒呢？假如杜甫生活真的很貧困潦倒，他又如何能在婚姻講究門當戶對的當年，将相當于現在農業部副部長的千金娶到手呢？又怎麼能裘馬輕狂、随心所欲地到處漫遊呢？顯然，這種說法是不明真相的人雲亦雲、以訛傳訛，由此帶來的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杜甫形象描述的一錯再錯。

再次，求仕時期。

天寶五載（746），杜甫35歲。此時距其父下世已經5年時間。杜甫共有姊妹6個（四個弟弟：杜颍、杜觀、杜豐、杜占。一個妹妹。）雖然與弟弟妹妹不是一母同胞（4個弟弟1個妹妹都是後母盧氏所生），但卻感情很深，情同手足。當時，除了杜甫已婚外，其他弟妹都還沒有成家，杜閑死後，杜甫家道中落，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由于家裡人口多，父親的積蓄沒幾年便被“坐吃山空”。過慣了衣食無憂的優裕生活，一下子沒有了固定的收入來源，全家人确實很不适應。眼看一大家子的日常開銷都成了問題，作為長子的杜甫自然不能無動于衷、坐視不管。長兄如父，承擔起全家的生活重擔，杜甫理應義不容辭、責無旁貸。不過此時杜家也并不是已經窮得揭不開鍋了，船爛還有三千釘呢，好賴他的祖上還為這一家子在長安、洛陽等地留下了“永業田”。即使一家人啥也不幹，填飽肚子還是問題不大的。

況且，杜甫姊妹們因蒙受祖蔭，還享受着“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說，這部分田畝的收入是無需向朝廷交租稅的。如果沒有高人一等的生活要求，憑此收入，過正常的平民生活還是毫無問題的。

之前，當慣啃老族的杜甫在家裡顯然是個“連油瓶倒了也不扶”的主兒，既沒幹過體力活，也不懂什麼生意經，時間和精力主要用于讀書作文、交友旅行上了。不過，這一次經曆過喪父之痛的杜甫顯然變得開始吃目了，似乎多少有了點家庭責任感、個人危機感。如果說二十五歲那年，杜甫對自己“忤下功考第”還滿不在乎的話，那麼，三十五歲的杜甫，面對自己韶華将逝，一事無成的悲催狀态，顯然心裡已經發毛了。

怎麼辦呢？杜甫唯一的選擇就是走取仕之路。本來當大官就是杜甫的人生奮鬥目标。（與“緻君堯舜”這一崇高政治理想相配套的，便是他的“稷契之志”。）然而，自25歲那年落第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醉心于漫遊的杜甫似乎将這一人生追求給雪藏了，直到十年之後，才重新激活了進京求仕的程式。正好此時，朝廷下發了“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的诏書，自信滿滿的杜甫便随着考生大軍的洪流湧入了長安。這一次，杜甫是躇躊滿志、志在必得。并堅信自己能夠倚馬可待、馬到成功。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由于右相李林甫的嫉賢妒能、私心作崇，杜甫與衆多考生一樣，僅因他的一句話，又一次在天寶六載（747）的國家大考中名落孫山，遭受了命運的“滑鐵盧”。“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誰能料到，李林甫的這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彌天大謊”，竟在一向聖明的明皇那裡得以“瞞天過海”并蓋章生效。由此可見，此時的明皇真的已是“眼花耳聾”，不再“耳聰目明”了。明皇失明，這既是明皇個人悲劇的前奏，也是大唐由盛轉衰的序曲。（未完待續）

來源：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