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榻的術語内涵，古時前後不一，屢屢變遷，如果一一釋義，繁複難當。為友善閱讀，姑且以明式家具術語來定義床、榻，有圍子者為床，無圍子的稱榻。
甲骨文顯示，殷商已存在無圍子的榻和有圍子的床，是“案形結構”。甲骨文中，病、夢、葬、戕字的部首全從“牀”（床）字。商人認為病、夢、葬是先祖之警示、懲罰，這些事均為王室看重，是以這些字多見。但床僅僅被視為貴族的實用器，沒有賦予更多的尊貴、禮儀等文化含義。
又因為木制品太難留存，西周、春秋時期，考古學發掘發現的床榻基本未曾見過，其發展脈絡無從知曉。這樣，“戰國三床”的每次發現都震撼人心，又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戰國三床”是指河南信陽長台關戰國楚墓出土的漆繪圍子木床、湖北荊門包山2号墓出土的黑漆圍子折疊木床、四川成都商業街船棺墓出土的漆木帳架床。
◆圍子床◆
信陽長台關戰國楚墓出土漆繪圍子木床，鑒定為戰國中期，長218厘米、寬136厘米，高42.5厘米，床上下分為床圍、床盤、床足三部分。
床圍子有橫向四層竹片木條，扶手斷面為方形。豎向為直棂，分段用蜀柱分隔。橫豎木攢接成方格狀，圍繞在床身四周，鑲銅包角。前後圍子中間，各留出長約60厘米缺口，供人上下床。
戰國 河南信陽長台關楚貴族墓出土的漆繪圍子木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信陽長台關七号楚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3期）
床盤由前後左右四塊方料攢成，四角十字扣榫連接配接。床盤内置一橫兩豎的枨子，即兩豎枨“趴”在橫枨上，即後世稱為“豐字式”托帶。枨上鋪竹條編的活動屜闆。
六隻床腿，置床盤四角、大邊中部下。各雕成對稱的卷雲狀，上有榫頭，插入床盤榫眼中。其高19厘米，初始之腿足，何其矮小。足位于床盤四角下，為“桌形結構”，這差別于足收在床盤裡面的“案形結構”。
床周身髹黑漆，上繪朱色連續回紋。床上有竹枕。墓中還出土髹漆鎮墓獸，為最具楚文化特色的木雕。
湖北荊門包山2号墓出土的圍子折疊木床，鑒定為戰國中期，通體髹黑，長220.8厘米、寬135.6厘米，高38.4厘米。床上下分為床圍、床盤、床足三部分。床圍子橫向有四層竹片或木條，扶手斷面為圓形。豎向為直棂，直棂穿過橫竹片或木條的透眼（榫），上端出榫，形成方格狀圍子，圍繞在床身四周。前後圍子中間，各有57.6厘米的缺口，供人上下床，其側邊沿為台階狀。
戰國 湖北荊門包山2号墓出土了黑漆圍子折疊木床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床盤由左右兩個小床盤組合而成。小床盤各以開口榫攢接為四框，框内各置三條枨子（帶），上鋪床屜。它們可以拆卸折疊，便于移動或存放。折疊步奏是，先摘下兩個小床盤上相連的兩根抹頭（橫梁），再逐次拆卸床盤中其他兩個橫帶（枨），向内折疊大邊。從床盤中間拆卸折疊，這種圍子床，所見隻此一例。
它是“桌形結構”，在床盤四角下有直棂腿曲尺足。直棂腿又名栅足（腿）。床盤下中間還有直棂腿直尺狀足。腿總高18厘米。初始的床足狀态。
值得一提，“當時，床上還壓着好幾床破舊的席子，席子上還有一床早已腐爛的棉被。”同墓出土簡策文字上稱之為“床”。
墓年代為戰國中期，墓主是楚昭王的後裔，為上大夫、卿一級。地位僅次于楚國最高官銜的令尹。可見此類木床使用于楚國的社會上層。在包山1号墓中，還出土一件床圍子等構件，也說明當時圍子床其勢不單。
湖北荊門包山2号墓出土了黑漆圍子折疊木床（局部）
按照器物發展邏輯，“桌形結構”的床榻發展似乎應是先有榻後有床的遞進，但尚未發現春秋戰國的“桌形結構”榻。
以上兩具“桌形結構”圍子床執行個體，從圍子形态看，與戰國馬車車箱形态十分相近，都是以橫木豎材縱橫穿插，組合為方格圍子，四面圍合，有“後門”。床前後圍子中段留出口，與馬車車廂後面留有後門形式呼應。馬車是戰争工具、高等交通工具和禮儀用品，代表着一個時代制作工藝的最高水準，它會給其他民用器物，包括圍子床制作帶來養料。
戰國時期的《考工記》中有“輪人”“輿人”“匠人”等與馬車相關的篇目。從戰國出土物上也可以看到，馬車箱制作比床圍子更加細緻入微。
漢代後，才有“榻”的稱謂。此前，無圍子的和有圍子的都被稱為“床”。那麼當時它們分别有沒有專門稱謂？尚未可知。楊森認為，文獻中的“匡床”“筐床”，是指信陽長台關戰國墓的漆床那樣的圍子床。（楊森：《敦煌壁畫家具圖像研究》，第16頁，民族出版社）而傳統解釋，“匡床”是安适的床或方正的床。
◆帳架床◆
如果說以上兩床是雙峰并峙，那麼，成都商業街船棺墓土漆木懸山頂帳架床之奇異則是史上難有其匹。它一鳴驚人，吓人一跳。
漆木懸山頂帳架床（修複品），各部分構件及制作太多鶴立雞群。由下向上觀察，四個亞字形闆足，各前後為一組，以開口榫連接配接一根橫枨。足上置前後圍闆，為案形結構。前後圍闆一頭高起，特别特殊。前後圍闆各以開口榫與左右側圍闆結合為框。框中間另外縱向置一根“大邊”，用于支撐屜闆，其下也有兩足。以上完成了床圍子、床足的安裝。這不同于正常床的大邊、抹頭結式樣。
在床前後圍闆上，以開口榫安置四柱。前後兩柱間上各置橫枨，上立童柱，支承床頂正脊。四柱中間細、兩端大，上端有開口榫。
頂子上有一條橫木成正脊（枋），長達3.27米，也夠特殊。下有四條垂脊，垂脊間有密集排列的椽子，椽子下端有橫枨（額枋），形成前後兩面坡式頂子，是仿建築的“懸山頂”式的大屋頂。古代建築的懸山頂就是有一條正脊和四條垂脊，四面出檐，即檐從前後左右四個方向伸出山牆（立柱）之外。兩山部分有懸空是一大特點。此漆床床頂一定是仿建築而造，今天反過來，它可以神靈活現地為古建築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
此床通體髹黑漆，構件外側上，紅漆繪回首螭龍紋、蟠螭紋。床盤長2.55米、寬1.3米。床總高約1.8米，筆者是通過視訊了解此床各構件的組合，未見到更為詳盡報告，也尚不明白立邊式圍子與足的結合方式、立邊圍子内與床屜的結合方式。
成都商業街船棺墓墓坑上發現“前朝（廟）後寝”的建築形式。“墓葬極有可能是戰國早期古蜀國開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年代約為公元前400多年。”其時約為戰國早中期，即古蜀開明王朝晚期。
此床是中國迄今為止年代最早的漆床（修複完成）。在四柱使用上，堪稱開山之作。
這個突如其來的“大屋頂”，不經意還揭開了古代家具中一個品類的發展序幕，這品類就是隐藏不彰的床帳架。
戰國時期，不但使用了床，還使用床帳，使用四柱和床頂組成的帳架。帳架即支撐帳子的架子。床帳有尊貴作用之外，還可以保護私密、防寒保暖、防飛蟲。後世所稱“架子床”之架子，完全因為帳子而存在，自古如此。
帳類又泛稱為幄帳。帳一般指小帳，東漢劉熙《釋名·釋床帳》:“帳，張也，張施于床上也。小帳曰鬥帳,形如覆鬥也。”言小型帳子用于床上，頂子部分狀如倒置的鬥,是以叫鬥帳。西漢《急就篇》顔注說：“自上而下覆謂之帳，帳者，張也。”言從自上而下覆寫稱之為帳。魏曹植《叙愁賦》雲：“對床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小帳可以确定為床帳。
幄為大帳、帳篷、帳幕。幄字從巾,屋聲，是形如房屋的大帳幕。《釋名·釋床帳》中說:“幄,屋也。以帛依闆施之,形如屋也。”《王莽傳上》雲：“未央宮置酒,内者令為傅太後張幄，坐于太皇太後坐旁。”（《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054頁。）
大帳、小帳中，都有“覆鬥”“屋頂”形的尖頂樣貌。
成都漆木帳架床是懸山頂，為兩面坡式尖頂，是“覆鬥”“屋頂”帳架的一種，或是年代偏早的一種。戰國、漢代各種出土帳架複原修複後，多見有四面坡式“庑殿頂”（四阿頂）和“四角攢尖頂”。懸山頂、庑殿頂、四角攢尖頂”均為“尖頂”式，又分别是古代建築屋頂的式樣，可見當時建築與家具的關聯。
帳架又稱為帳構，其時多用金屬件插合木杆，完成連接配接。成都船棺墓土漆木四柱床帳架為全木質制作。當時應該還有此類床帳架，隻是全木質難以儲存下來。
移步至戰國兩漢出土的帳構資料前，可以更為直覺了解成都木床，雖然它們形态不盡一緻。
濟南長清區崗辛戰國墓出土一組青銅帳構，長2.64米，寬2米，頂構架為四面坡式“庑殿頂”，形如覆鬥，為目前所見最早的帳構實物。
湖北戰國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出土有“庑殿頂”帳架，形如覆鬥。“複原的K1陪葬坑帷帳面闊近10米，進深超4米，高度近3米，結構基本完整。”（張昌平：《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帳複原研究》，《考古》2019年第4期 ）
戰國 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帳複原圖
（張昌平：《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帳複原研究》，《考古》2019年第4期 ）
在河北省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了兩具帳構，複原後，一具為四阿頂，長2.5米、寬1.5米，這種2米多長的帳構一定是床帳架。另一具為四角攢尖頂，其木制帳架部分均已朽爛，僅儲存連接配接木帳架的銅件。
西漢 河北省滿城漢墓中的四阿式頂帳架複原圖
西漢 河北省滿城漢墓中的四角攢尖頂帳架複原圖
河南鄭州市新密的東漢壁畫上，床帳頂為庑殿頂，架子外覆帳子。魏晉南北朝出土資料圖像上，一直可以見到這類尖頂床帳。
以上所述各種帳架盡管是庑殿頂、四角攢尖頂，但可以幫助了解成都商業街船棺墓的兩面坡頂帳架。
漢代 河南鄭州市新密打虎亭漢墓壁畫中的床帳（線摹圖）
(引自孫機：《漢代家具》《燕珩之暇——中國古代家具論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尖頂帳子稱為“鬥帳”，此外還有平頂的帳子，稱為方枨，如洛陽市朱村東漢壁畫墓中的方枨榻，床帳為平頂，架子外覆帳子。
東漢 洛陽市朱村壁畫墓中的方枨榻
（《洛陽市朱村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12期）
床帳架的置放，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支在床榻四周，較多見。另一種是用支在床榻盤上。執行個體除了成都木床外，還可見于河北安平東漢墓壁畫墓主人像上，帳頂為庑殿頂，有一條正脊和四條垂脊，頂子前後左右都有斜坡，四根立柱外有屏風，屏風落在榻盤上。
東漢 河北安平墓壁畫墓主人像上的庑殿頂帳子
成都漆木帳架床将四柱與床頂、床盤組合成床，穿越悠長的時光，近二千年，至明代，方以架子床形式作為終結。它未必标準，未必精細，但其大開大阖之勢讓後世同類一一暗淡無光。可以說它是後代的規範四柱架子床遙遠的先聲。
◆文獻◆
西周春秋戰國文獻中，還有一些“床”文字。《詩經·幽風·七月》載：“十月蟋蜂入床下”。《詩經·小雅·斯幹》曰：“乃生男子，載寝之床”。這兩首詩都是西周時作品。
戰國《商君書·畫策》雲：“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戰國《莊子》說:“與王同筐床。食刍豢。”戰國時，床為卧具“寝之床”外，還有坐具功用了，即《說文》：“安身之坐者”。
《戰國策》記載，孟嘗君曾向楚王獻“象牙床”。《戰國策·齊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鮑彪本注：“象齒為床。”
最後，瞭望一下後續。
“戰國三床”來臨之時，一點鋪墊也沒有。新的一頁改寫曆史，改得讓人不知所措。但它們走過之後，圍子床、帳架床的材料長期出現斷裂，家具史又一次不能貫連表述。前無來龍的“三床”，又後無去脈，這一次時間真是有點過長。
在各個時期，每當某類器型發展環出現斷裂，邏輯主線上有空白，首先要考量是不是考古發掘物有缺失？“戰國三床”之後，木質圍子床、帳架床的故事長久靜默，原因就在于未見出土物。陳星燦：“不是所有曆史都能留下痕迹，留下痕迹的物質遺存經過漫長歲月的沖刷，又變得七零八碎、模糊不清；更要命的是，考古學家的工作（包括調查和發掘）從根本上說又幾乎都是抽樣性的，這就決定了曆史的描述、解釋和複原是不完整的，是有殘缺的。”（陳星燦：《考古發掘與曆史複原》，《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抽樣性宿命之外，木質家具還更難以保留下來，宿命中的宿命。
出土物有太多偶然性和幸運成分，所幸戰國時期出土物幸運兒多些。那麼林林總總，多在南方，仰賴水土之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