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錄|
如今的我，拖着病殘的身體度過了這一切。我該為此慶幸吧。二零二五年的這個春天，瘟疫從人間隐退了。櫻花以明媚的姿态蔓延在溫哥華的大街小巷，春夜依然帶着一種神秘的蠱惑，同時讓人懷舊……而我唯一确信的是，我再也無法回到那一年了。
二零二五
□山 眼
當我回想二零二零那一年的時候，我總是想起我年輕時擁有過的一台老式收音機，它本來好好地播放着莫紮特的奏鳴曲，由于電路故障忽然走了調，發出令人驚愕的古怪聲音，幾秒鐘之後就徹底啞掉了。後來我找人修好了它，再聽到流暢的樂曲時，起初還有些不适應。
毫無疑問，在那一年整個世界的廣播都跑了調，人們被各種數字和擔憂包圍，很多人的生命就此改變了。而我呢，我沒有想到的是，愛情會伴随着瘟疫來到。在我以為一切都将消失，我的雄心被現實的鐵拳化為一地碎片的時候；在我像海水中被塑膠網罩住的魚，悲憤而無力地殘喘着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準備好……我甚至懷疑，在那半年多，我們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我有時沮喪地想：那不過是同情，是過去共同回憶的紐帶，或是我對生活的偷戀罷了。
但是，那一切已脫離我的頭腦，在天空的高處，我不能企及的高處，化作雲端的一雙眼睛，時時無情地注視着我的衰敗和我殘存的靈魂。
我聽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死去的消息，我忽然想到一切都是一個巨大的玩笑。二零二零的開始我在那邊，她在這邊。我絕望地摸索着，希望拉住一條繩索将我牽引回來。二零二零的結束，我暫時回到了人間，而她去了那邊，那空洞、無情、永遠的黑暗裡。
好像她的愛将生命還給了我，而她如同海的女兒，在升起朝陽的早晨，消失在海洋和天空之間的泡沫中。
如今的我，拖着病殘的身體度過了這一切。我該為此慶幸吧。二零二五年的這個春天，瘟疫從人間隐退了。櫻花以明媚的姿态蔓延在溫哥華的大街小巷，春夜依然帶着一種神秘的蠱惑，同時讓人懷舊……而我唯一确信的是，我再也無法回到那一年了。
在辦公桌前，我一坐就是一下午，如果沒有會議，連廁所都很少去。當我穿過蜂巢一般的格子間，多半會遇上花枝招展、身材豐滿的東南亞裔女秘書（她總是沖着我笑，有時還眨眼，可能她對我有意思）。有時我看見高壯的大老闆在角落的落地窗前打電話，一個嘴唇肥厚的印度同僚總是興緻勃勃地和人聊天。我上廁所回來了，他還在揮動着手臂，說某項目承包商索費超值十幾萬塊，或者某變壓器安裝中出了什麼問題。我對他的敬業有種本能的不信任。
我半低着頭匆匆而過，表示不期待任何過道裡的招呼。通常我會很快回到我的地盤，桌上堆積着各種檔案夾、鋪開的圖紙、筆記本、列印出的Email、一些散亂的筆……我坐下來之後，努力集中精力，将嗡嗡嘤嘤的談話聲封鎖在外，去看我要回複的那一個Email，或是下個會議要閱讀的檔案。
有時我會眺望遠方，休息一下酸痛的雙眼和因思索繁雜任務而筋疲力盡的頭腦。落地窗外遠遠看見飛沙河上的白色大橋，在陽光充沛的午後，低陸平原上常常浮起一層稀薄的霧氣，也許和水汽或是造紙廠排出的廢氣有關，以緻我不能清楚地看到飛沙河在新西敏市附近的那一段，卻能看到西面更遠處的一片喬治亞海峽，甚至隔海的溫哥華島的稀薄剪影。當天氣過于晴朗的時候，整個低陸平原仿佛一塊散發着熱氣、有金屬質感的刻版畫，讓人很難相信自己正在這幅畫裡生存。
我聽見腳步聲，趕緊扭過身體，重新面對電腦。餘光所及，一個半秃的腦袋一點點朝我這裡移近，果然我的老闆走到桌前。他是個技工出身的白人，長着死闆的淡藍雙眼和長脖子，超過一米九的高個子使所有的格子間隔闆對他形同虛設。他走動的時候眼光并不掃視，但我們都明白，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将員工們一覽無餘。
我微笑：“喬治。”喬治把一隻手臂搭在隔闆上方，點點頭，正要說什麼，又盯着我問：“你不戴眼鏡了？”我心想，這已有一段時間了。我說：“我老花了……開會我還是戴眼鏡，遠的看不清楚。”他一本正經地說：“我以為你做了雷射矯正近視手術。”我笑說：“我老了，不值得做了。”他眨眨眼。我說：“你還年輕，不像我。”我在他面前老是不由自主多說幾句話。
像通常一樣，他在兩三句寒暄之後言歸正傳：“傑森，水電公司變壓器改造項目的施工程式——他們投訴，說你漏掉了關鍵的一步，沒有考慮變壓器三次繞組的連接配接如何躲過油水分離器，還有控制電纜的施工路線……”我站起身，盡量按壓住内心的煩躁：“我已經跟他們解釋過很多遍了。我們當然考慮過，采用了與正常不同的步驟。這些人一直沒搞明白。有那麼難懂嗎，我懷疑……”喬治伸出瘦長的手指，抵着太陽穴那邊，說：“他們投訴到我這裡。施工正在進行，必須停下來。你說該怎麼辦。”我心中一震，嗓子忽然沙啞了。我說：“為什麼沒有通知我？就算有問題，應該先和我商量啊。”喬治幹笑了一聲：“你是項目工程師，趕快給承包商打電話去了解到底怎麼回事，然後來告訴我，好吧。”我點頭。他正要走，又回過頭來說：“要和業主充分溝通。有幾個人比較頑固……我下午約了醫生，你打我手機吧。”
我給承包商、業主都打了電話。果然事情沒有那麼糟，施工暫停了，但不是因為三次繞組的連接配接有什麼問題，而是承包商認為合同上所提供的圖紙不全，這個問題相對好解決一些。我讓手下的工程師趕緊去找圖紙發過去。做完這些事，我發現窗外的低陸平原沉浸在更加氤氲模糊的陽光之下，已經下午一點了。我從廚房冰箱裡拿出帶來的剩飯菜，微波爐轉兩分半鐘，回到桌前趕緊要吃完。下午還有會。
在玻璃飯盒的一個角觸到桌子的一刹那，有什麼東西在空氣中垮掉了。我感覺到沉重的飯盒從我手中滑落，跌落在地上，發出沉悶的聲響。我擔心飯菜都撒出來了，同時感到身體軟下來，像一根面條那樣倒下去，不由自主地抽動着。有一種令我心慌意亂的眩暈湧上來。啊，我來不及想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已經陷入半昏迷當中。……我平躺着，雙手放在體側，正在進入一個圓形的隧道。有人在跟我說話，說的是英文……傑森，請你深呼吸，聽我的密碼，吸氣，呼氣……
我并不知道我是否遵守了那些要求，我覺得集中精力呼吸有些困難，我的思緒很快逃逸……我看到了母親，她系着圍裙，手臂上戴着深藍套袖，将揉好的面團在案闆上擺好，一隻手揭開竈上的鍋蓋，蒸汽騰地冒出來。她小心翼翼去捏饅頭，手指燙得縮回來，在圍裙上蹭一蹭，再試，最終将一個散發着熱氣的暄軟饅頭扔在案闆上。我緊緊盯着那個白饅頭，母親摸摸我的頭，說，還燙，健健，等一下。
我意識到，我的手指捏着醫院的罩袍。那不是我的衣服，也不是健健的衣服，更不是母親的圍裙。
再次清醒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病床周圍拉着布簾。布簾底下，我看見護士穿着輕便鞋的腳走過去，走到我右邊的病床，輕聲跟那人說話。藍色布簾上方是天花闆，那裡有一個大通風口。我的床邊有一些儀器，其中一個連接配接着細管，紮在我的右手臂，無色透明的液體一滴一滴從吊着的袋子中滴下來，可能是生理鹽水。我試了一下，想坐起來，卻發現雙臂無力，渾身虛弱，我又躺倒在枕頭上。
護士停在我這裡，拉開布簾走進來，又回身拉上簾子，走到儀表盤邊按來按去，她的身體帶來一種淡淡的溫熱。
我問：“哎，我是怎麼回事？”她這才看我，說：“你醒了，一會兒醫生會過來。”她又檢查我手臂上的針，讓我把拳頭握緊，再伸展開。我沒法做到，馬上緊張起來。我問她：“我是怎麼回事，你知道嗎？”她把雙手插在護士服的口袋裡，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說：“别着急，醫生不久就過來了。”我猛然覺得在哪裡見過她。她長着華人面孔，英語也有口音。不過我一下子想不起來她是誰。在加拿大這些年，我見過那麼多華人……我停頓了一下，問：“多久，要等多久？”“很快了，大概……”她看看腕上的運動表環，“半小時以後他應該會來。”
我問現在是什麼時候，她說快下午三點了，今天是星期四也就是一月二十三号。我想起來，在辦公室是昨天，難道我整整昏迷了一天？我又問我的手機在哪裡，她拿來床下的一個背包。我打開手機，沒有誰專門找過我。這兩天朋友圈都在轉發國内的疫情。這是怎麼回事？一種比SARS還兇惡的病毒開始蔓延……我恍惚記得我認識什麼人在武漢，但是卻想不起來是誰。我的頭腦是不是出了問題？我越來越沮喪。這時護士指給我看床邊扶手上的按鈕，說：“傑森，我叫琳達，這裡有一個按鈕，如果需要什麼你按這個叫我。”我又問：“我什麼時候能回家？誰送我過來的？”說話時我感覺舌頭有點硬。琳達一面繼續檢查着儀表，一面耐心地說：“救護車送你過來的，你暈倒了。現在你在醫院裡，别想太多了。如果你想喝水或者果汁，我給你倒點來。”我請她打開床周圍的布簾，光線從房間的兩側透過來。是下午嗎，可我覺得像早晨。這時我看到她右臉頰，靠顴骨下面有一片淡黃的斑痕，忍不住多看她幾眼。她四十出頭的樣子，頭發茂密，紮了一條很粗的馬尾辮。身穿淡藍的護士服，看起來苗條、麻利。我想我确實認識她。
晚餐前我的主治醫生來了，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白人，說話甕聲甕氣。他的姓我沒聽明白，隻聽到他名叫鮑勃。鮑勃跟我握了手，坐下來，先問我有沒有親人。我說隻有自己，還幹笑了一下。——那麼你的醫療保險有問題嗎？當然沒問題，我移民二十年了。他好脾氣地點頭，說：“很好，很好。”我越來越緊張，但我不敢問，隻是等待着。鮑勃醫生手中拿着一張表格，一面記錄，一面問我平時吸煙不吸煙，有沒有咳血、胸痛、胸悶？是不是頭一次暈倒？家人有沒有癌症患者？我的心縮成一團。我飛快地說，我母親十幾年前患血液病去世了。他都記下來，清了清喉嚨，最後說根據驗血、CT的結果，初步診斷我患了一種肺部疾病（那是一個很長的名字，我從沒聽說過），需要盡快手術。
鮑勃醫生慈祥地凝視我片刻，說了幾句寬慰的話後就走了。琳達給我倒了杯水。我想問她我該怎麼上廁所，但我卻說：“你說中文嗎？”“說啊。”她扭過身，直接用中文回答我。我問她我到底是什麼病，醫生說的我一點兒也聽不懂。她睜圓眼睛，告訴我，下次如果不懂要當場問，醫生會解釋清楚。然後她問：“你家人呢，沒有通知他們嗎？”我說我在本地沒有親人，隻有幾個朋友。她把雙手插在衣袋裡，好像一個醫生那樣，鄭重地說我得的是肺腺癌，是肺癌的一種。
我不太明白肺腺是什麼東西，但我聽到了癌症。這很可怕。我說我不抽煙，怎麼會得這個病？我沒咳嗽、咳血，什麼都沒有，怎麼會是癌症？過了一會她說：“你有問題可以問醫生，他會回答你。”我憤怒難耐：“在你們眼裡，病人問的都是廢話！”中文似乎帶給我一種權利和勇氣。這時隔壁病床的家屬來了，雜沓的腳步聲中，一些人擁進房間，香水味也漫進來。一些問候聲、歎息聲、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的聲音、女人低叫名字的聲音，甚至聽得見他們親吻的聲音。琳達把我的布簾拉上，問：“你在國内還有家人吧？”我盯着天花闆，說：“我不知道怎麼說。”她天真地說：“你不用微信啊。”我把眼光移下來，狠狠地瞪她。她的臉色變了，有些羞惱，馬上走出房間去。我又急又氣，在她走出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她是誰了。很像，但會不會，她隻是長得和她像……還有，那塊斑是怎麼回事？
我忽然很激動，想立刻跟她道歉，但再進來的是一個白人護士，非常年輕，有着金燦燦的細軟頭發和一張和善的圓臉。她始終微笑着，一點也沒有琳達臉上的那種亞洲人常有的疲憊。她問我是否要拔掉尿管，我說可以了。在她擺弄着拔管的時候我忽然幻想她是琳達，我暗自害臊。後來我發現自己還能站起來，我請這位叫艾達的白人護士扶我到廁所裡去，憋了許久的尿終于撒空了。
我幾乎一夜沒睡。半夢半醒中我回到了西安，見到了張麗亞和婧婧。我完全清醒以後想到，婧婧今年十七歲了，就快參加聯考了。張麗亞偶爾會給我發幾張婧婧的照片，但我有好幾年沒見過她們了。五年前她說過，不希望我打擾她和孩子，那時她即将組建新的家庭。前年她曾說想讓女兒來加拿大讀書，但後來她又不提這事了。
第二天早晨，鮑勃醫生又來了，琳達站在他身旁。可能她告訴了醫生，他們要她做翻譯。我聽到一個更壞的消息：我得了晚期肺腺癌，已經腦轉移，暈倒是因為腫塊壓迫到腦組織。我說這不可能，我星期三還在上班。我每天慢跑，不抽煙也很少喝酒，一向很健康。“我們也見過這種例子，就是沒有前期的病症，忽然發現的時候，病人已經是肺癌晚期了。很不幸，你可能是這種狀況。不過，手術後我們還會進行活檢，到時我們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鮑勃平靜地說着這一切。我盯着他看，醫生真是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們就這樣将殘酷的死刑判決宣布給病人，因為我們隻是病人。
我不知道如何消化這些名詞、消息，這些有關我的身體的事，仿佛我的頭腦是一個旁觀者，我的身體發生了神秘、可怕的變化，但我的頭腦不被告知，而是必須通過其他的什麼，比如一台機器、一些資料、一個醫生，我的頭腦才能獲得知情權，得知這身體已然朽壞。我唯一的權利隻是恐懼，對這具肉體失控的恐懼。
醫生走了之後，喬治和他的老闆來看我。我們聊了聊怎麼安排項目和工期。他們走後我給紀虹發了一條消息，告訴她我在醫院裡。過了一會兒她回複，問我怎麼了。我輕描淡寫說生病了，要住院一段時間。她說她要來看看我，我說不必了。我害怕讓她看到我這個樣子。
那天深夜我胸口劇痛，頭腦好像要爆裂了。我按鈴叫護士，琳達進來了，她給我一種強力止痛劑。我吃下藥，仍舊睡不着。我把床頭燈打開，聽見隔壁床上的人劇烈地咳嗽。我沙啞地說：“我快死了。”琳達好像歎了口氣。燈光灑下來，使她的整個臉都沉浸在暗影裡，而頭頂的發絲熠熠閃亮。我也歎氣，但是沒有聲音。“要是這樣的話，我想回去死，回我家裡去。”
“你住在哪兒？”她問。
“本那比北邊。”我說。
“我是不是認識你？”在她就要轉身離開的時候，我微弱地問。有可能我認錯了，她該不會認為我唐突吧，再怎麼說，她是我在這病房裡唯一見到的中國人，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人，而不是本地長大、英語流利的那些人。她好像很驚異，使我以為真認錯了。但顯然她有些興趣。她走到我床邊，問：“真的嗎，你認識我？”我從她的聲音裡聽出一種不安的期待，我努力擡眼看她，忽然覺得有些可笑。會是她嗎？在這種時候，我見到了她，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而且我快死了……這一切多麼混亂？
她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坐下來，仔細地看着我，既認真又有些緊張似的。她端詳了一會兒，問：“你從哪兒來？”我說：“西安。”還沒等我說完，她站起身來說：“有這麼巧的事兒，你是……”我說：“周健，你……是不是趙欣然？”她長出了一口氣，似乎感到不安，又似乎僅僅是感慨。她說：“我是趙欣然，我記不得你了，你……我想想，你是不是也是陝西歌舞劇院的？”我打斷她：“我是郝偉的朋友。”她明顯變冷淡了。我以為她不記得我，或者不願意與我相識，這實在是很尴尬。她平平淡淡地說：“噢，我想起來了，你們老在一起踢球，一個球隊的。”這時她擡眼看我。她始終微微側着臉，好像不願意我看到她的右臉頰。
“世界真小啊……”她輕輕說着。這時我聽到隔壁病床上的印度裔老人下了床，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去衛生間。“太晚了，你睡吧。我也該換班了。”她突然說，表情嚴肅起來。然後她檢查了各項名額，又檢查了印度老人的，就走了。
那天晚上正是除夕夜。這新來的一年是鼠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本來我會去朋友家裡慶祝，紀虹應該也會去。這幾年除夕我都是這麼度過的：在朋友家大吃一頓，吹吹牛。他們有老婆有孩子，适合農曆年這種節日，也喜歡招朋喚友。既然盛情難卻，我也就去湊個熱鬧。我想起紀虹說她明天會和幾個朋友一起過來。
夜深了，我仍然無法入睡。我明白必須休息才能有足夠的體力應付手術，或是放療。想到未知的這一切我既焦急又難過。趙欣然，這次相遇又意味着什麼？過去這些年，我已漸漸淡忘她了。她的變化如此之大，我最初竟沒有認出她來。可是我仔細琢磨她說話的神情、語氣，還是很熟悉……噢，我的頭腦無法停止地編織着過去和現在，織成了一個巢穴。那巢穴躺在死亡的陰影下，我仍舊無法呼吸，痛入骨髓。
當我終于睡着的時候，我回到了大學的操場，我和郝偉在踢球。我還見到母親，我跟她吵架，她把我最喜歡的自行車送給了一個什麼親戚的小孩。在西安的街頭我見到了婧婧，她真的長大了，染了頭發，背着雙肩背包。我想要告訴她我是她父親，可她不理睬我，頭也不回。我追着追着摔倒了，爬起來的時候她不見了，我哭了。
我醒來，發現我在病床上，周圍是一圈布簾。房間暗沉沉的，有一些古怪的動靜。那是什麼？我明白我快要死了……就是那樣，離死亡越來越近的隐秘的不安，有一些陰暗、邪惡的東西在靠近我。
隔壁床上傳來一陣咳嗽，似乎他已盡量壓低了聲音。等他終于停下來，我松了一口氣。“對不起。”我聽到那個印度老人幹癟的聲音。
他在對我說話嗎？我沒有回答。他又說：“你逃不了的，是吧？”我想他是不是在說夢話，不由自主屏住呼吸。“你還年輕，不過，誰都沒法子，隻能接受。”我問：“你……是在對我說話嗎？”我努力回想他的樣子，秃頂，瘦高個，皮膚松垮，雙眼凸出。那聲音變得有些急躁，伴随着又一陣咳嗽：“當然，我聽到你哭了。我也聽到他們昨天對你講的話。”我慢慢放松下來，聽他繼續說：“我七十多了，我也害怕，非常害怕，我和你一樣，晚期……你有孩子嗎？”我告訴他我有，但好幾年沒見到她了。剛才我夢見她不認我。
印度老人突然嘎嘎笑了，我有些生氣。“我有很多孩子，可我知道，他們對我死不死都無所謂。”他繼續說道，“這麼多年我明白了，你隻是一個人，無論周圍有多少人，幾個老婆，幾個孩子，你隻是自己一個。神明在前面，但你看不見他。沒有仁慈，直到最後一天，你什麼都不是。我越來越明白了，但是，也許已經晚了。”他絮絮叨叨地說下去，說他來加拿大四十年，從做工地小工到開自己的建築公司，見過溫哥華那些安靜的日子，和世博會、冬奧會後中國人、印度人、伊朗人湧來的日子。他含混而幹癟的卷舌音回蕩在寂靜的黎明時分，我聽得困了，看見天花闆上的通風口漸漸顯出了邊界，藍色圍簾上的皺褶越來越清楚。接下來的一天怎麼過？
紀虹來的時候跟在李宇博幾個人後面，矜持地捧着一個花籃。她妝容精緻，染成黃褐色的及肩長發，身穿明媚的湖藍色大衣，挎着名牌包包。李宇博搖頭晃腦地說，今天是大年初一，昨天爬梯就差你了。老蘇說，最近人人都在說國内的疫情，各種說法都有……他們沒有說起我的病，好像我明天就會回家，或者會永遠在這裡待下去。我看着他們，嘴唇發苦。為什麼是我？這些人當中，為什麼上天選中了我？我也是普通的肉身，凡俗之人，卻是個最倒黴的家夥。我偷眼看紀虹，她有點憂愁又有點遙遠地看着我。我的心往下沉。上次和紀虹見面是一周之前，我們去旋轉餐廳吃飯，要了一瓶勃艮第的白葡萄酒。我有些心疼，但必須要配合她的品位。那天晚上她開玩笑說要搬過來住，我有點蒙，居然沒有接話。
第二天一早，鮑勃醫生和琳達來了。他說肺部惡性良性腫瘤要做手術割除，越快越好。腦部的擴散手術後采用全腦放療。同時他們會進行基因突變檢測，看是否有靶向治療的可能。我問醫生我還能活多久，醫生略帶尴尬地微笑着，沒有回答。後來我問琳達，她把雙手放進口袋裡，又拿出來，眼光一直不看我。“給我個日子，我也好過啊。”我頭暈腦漲地說，“三個月，半年？早知道早預備後事，活着也是受罪。”她的樣子極不自在，我擔心她馬上要走了，想調節一下氣氛，于是換了口氣說：“真沒想到……你知道嗎，那時我們都叫你趙飛燕。”她剛要笑，臉色卻轉為绯紅，顯出一層薄薄的愠怒。這愠怒使她不知所措，像要突然流出淚來了。我沒想到她的反應這麼強烈——她已然不是當年那個甜美、乖巧的女子了。她定了定神，自嘲地咧嘴笑說：“你能認出我，也真不容易。”我想着要不要道歉，但我說那句話不過是為了恭維她而已。
“今天是大年初二。”她說着給我量過血壓，又量體溫。體溫計插在我嘴裡，我發出一些咕隆咕隆的聲音。完後我說：“運氣不好啊！”她的手指偶爾觸摸到我，冰涼的。我問她哪一年來的，她說十年前來。住在哪裡？溫東。孩子上中學了？沒有，沒有孩子。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中閃過一道灰色。這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在大學時代，她是衆人心目中的賢妻良母。她給郝偉買襯衣買襪子，為他洗髒衣服，從家裡帶自制辣醬給他吃。我們很不忿，她為什麼對郝偉那麼好。那家夥除了家裡有點錢、能侃之外，沒什麼本事。我說：“我記得你是生化系的。”她馬上知道我的意思，淡淡說：“出來了，隻能從頭開始。”說着輕輕撇撇嘴，然後唰地拉開我的布簾，外面的陽光打在窗前的地面上，樹枝的影子在愉快地晃動。門外護士們彼此問着早安，說要給桑賈伊（應該就是我的鄰床）預備明天的手術，也說到我，要再進行一項驗血。她們不知說起什麼咯咯笑起來，笑聲似乎掀起了一陣輕風。
清晨，又一個有着陽光的清晨……所有坐在大窗前對着電腦寫報告的清晨已經一去不返，而世界并沒有任何改變。也許我不能活着回來了。我想了一個上午，然後給張麗亞發了電郵。
趙欣然對我說，手術時間定了，就在下周三。這幾天我要開始吃流食，為手術做準備。之後呢，我問。她說恢複一段時間以後開始放療，大概需要兩個月左右，然後再看情況。我給喬治和公司人力資源部發電郵，說我至少三個月不能回去上班了。目前我還算是休病假，我明白那之後如果不能完全恢複，我會被解雇。但我擔心不了那麼遠，我甚至不一定能活過下周三。
我看到外面陽光尚好，發現自己還能站起來，就想出去走走。可我還沒走到電梯間，就又昏厥過去。醒來的時候，恍惚看到桑賈伊的病床正被推出去，他好像沖我眨眼。花白的胡子茬，秃腦殼，核桃皮一般的臉，竟然有一絲頑皮。我不出聲地笑了，不過我想到這個老頭和我不一樣，他已活到了該順理成章地接受死亡的年紀了。而我，前面還有着一條明晃晃的路要走，如果半路倒下，會引起人們的側目、議論和輕視。
我看着滴入我血管的藥物溶液，有一刻又感到眩暈。我意識到大腦的癌細胞越來越多。我頭一次想到，除了身體不是我的，這個腦袋也不是我的。所有這個軀體都不屬于我，就像前妻、女兒、工作、朋友、這世上的任何事。
夜半時分，桑賈伊發出一些古怪的低吟聲。從那動靜裡我聽得出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後來呻吟聲越來越大，變成“噢，哎呀，嗨……”的含糊叫聲，他的床在晃動，吊瓶碰在什麼東西上，叮當作響。終于護士們進來了，不止一個，她們打開了他床前的燈，緊張地急促地彼此說着，要加一些儀器，或者通知哪個醫生。他“啊、啊”大叫起來。我睜大眼睛，雙手攥住身上的蓋毯，希望别出什麼事。然後我聽到她們把他的床推出去了，焦急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我坐起來，心咚咚直跳，那是誰逼近的聲音？我覺得我快要窒息了。我按按鈕。趙欣然來了，她問我需要什麼。我說，我很渴，我覺得我呼吸不上來了。她仔細檢視我，問我是否吃過了化痰藥物，并且記住到手術前都不要吃任何東西。我問她印度老人是不是死了。她什麼也沒有說。我無法抑制，哭出聲來。我說我很害怕，我睡不着。她走過來，最終拍拍我的手。我把那雙手緊緊拽到胸前，這樣她也被拉過來，她的臉離我很近，我感到她柔軟的臉頰的溫熱，她的呼吸打在我的臉上。她想要掙脫出去，我壓低聲音，哀求說：“别走，求求你，别走，别走。我明天就要死了，啊。”
她放松下來，低低說：“沒事的。”我把頭埋在我們緊攥的雙手後面。我的口水沾濕了病号服，鼻涕和淚水混在一起。她有些慌亂，但沒有動。我害怕她會叫，但我顧不得那麼多了。我把嘴唇湊到她的耳邊，說：“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不想死，我沒有辦法，我沒做過壞事啊。”她說：“哎，哎，我知道。”我心裡很感激，抽泣了一會兒，放松了她的手。
她遞給我一張紙巾，又把隔壁的布簾拉開，月光從窗外傾瀉進來，明晃晃地照着半個屋子。那半個是桑賈伊曾躺過的地方。昨天他的兒媳帶着新出生的孫子來看望他，他吹起口哨，那時我羨慕他的樂觀。不過是一天之隔……他死了嗎？我真的害怕她離開，獨自留我在這陰影和暗光交錯的房間，那人在生死之間掙紮的氣息還存留着……還好，她站在那裡，雙臂交叉，看着窗外搖曳的樹枝。
她問我：“你真的沒有家人了？”我擦了淚，揉皺了的紙巾團在手裡，說：“我女兒在國内，上高二了。”張麗亞的回信裡這樣寫着：疫情嚴重，大家還是不要走動的好。希望你的手術順利，加拿大的醫療條件比較好，不必擔心。她的語氣冷靜、堅定，和那個在深夜歇斯底裡地敲着我的房門，坐在地上哭泣的女人完全是兩個人。
“我對不起我女兒，我想她不願見我吧。我們很早就離婚了，這孩子很可憐……過去……”我感覺鼻腔發出一股酸氣，我竭力忍住它的擴散——真不該這麼軟弱，“唉，你可能不了解。”
“這有什麼？”她忽然說，“誰沒點難過的事。”
她的冷靜使我更加難為情。我說：“明天要手術了，我情緒有些……也不光是為手術，還有，我實在沒想到，在這兒遇見你。”
我感到她挺直了脊背。她沒有看我，問：“我怎麼啦？”
二十五年前的夏天，那天趙欣然來看我們和另一所大學的比賽，那是在西安另一端的一所大學。她可能是即興而來，喜氣洋洋地拿出幾罐啤酒，說是犒賞我們。她斜挎着一隻民族風的布袋子，穿着一條藍白格子的連衣裙，那種上身收緊、裙擺很大的裙子，顯得她比平時高一些，更豐滿一些。
但是郝偉和對方球員起了一些糾紛。那邊說郝偉絆倒了他的隊友，裁判偏心沒判罰郝偉，最終我們赢了。他的隊友去了醫院，郝偉必須一起去付醫藥費。郝偉和那人說着說着推搡起來。趙欣然馬上緊張起來，她要跟郝偉說什麼，他一把推開她。對方的幾個人開始嘲笑他們倆。郝偉扭頭沖我說：“周健，你帶她回去。”然後又對趙欣然低低吼着：“回去，别啰嗦！”
趙欣然被鎮住了。我跟在她身後，我們在兩方隊員的目光中離開了球場。球場邊上明晃晃的燈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路邊粗壯的梧桐樹下走着晚自習回宿舍的人們，每走幾步就能在樹影下撞到一對情侶。
走了一會兒，她站住了，挺直了脊背,半扭過身體說：“我自己回去。”我雖然看不清她的臉，但覺得她一定哭了。
……
“我怎麼啦？”琳達還在問，她走到床前，我的呼吸急促起來。“老同學嘛。”我咕哝着。等到她站在我身邊，凝視着我，我又說：“對不起。我剛才……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種人……”她并不回答，而是檢查了我的血壓、體溫，然後準備離開。我鼓起勇氣說：“我沒想到遇見你，最近我想起以前上大學的事，很多事。”
“想太多是自尋煩惱。”她冷冰冰地說。
“噢。”也許我不該說太多，可我忽然止不住了，“你不知道，我想問問你，你還記得嗎，你還記得那年有一次，晚上，我送你回學校……”
“什麼？”她問，但我從她的聲音裡聽出，她知道我說的是什麼。
我有些激動：“九四年夏天，有一天晚上我送你回學校。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你自己走了，其實……我這麼說，其實我快死了，我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我錯過的事太多了。”我說着又感到頭暈目眩。
那天她拒絕我送她，扭身走了。
她穿了一雙坡跟涼鞋，她的裙擺随着腳步輕微晃動，她用右胳膊緊緊地夾着布袋子。她剛才哭了，那是為了郝偉嗎，還是别的什麼？
我一直跟在她的身後，我看着她走上公共汽車。我在後門上了車，在她身後的那排座位上坐下。這使我興奮、緊張起來。車上沒有幾個人，我當時感到，她知道我在她身後。她身上散發着淡淡的風油精味。她的長發在腦後紮成一個馬尾辮，一些碎頭發在後腦弧形發迹的邊緣輕翹着，似乎觸到了我的呼吸。有一刻我覺得她要回過頭來，或者說些什麼。我緊緊攥着自己的雙手，仿佛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了……但她沒有動，一直那麼坐着。我覺得她在等待着，而我什麼也沒有說。有些話湧到我的嘴邊，在我的嘴邊打架，蜂擁掙紮。我壓制着它們，沒有一個逃脫我的管制，這是我一直期待的時刻，又是多麼難熬的時刻……車到站了，她起身走下去。我松了一口氣，感到釋然，馬上又極度懊悔。
“那天晚上，我，跟在你的身後，一直跟到你的宿舍樓。”我艱難地說，“這很傻，很傻。”
“你對朋友倒是挺聽命的。”她說。
我一開始沒明白什麼意思，等明白過來，馬上急切地說：“我不是為了他。我擔心你……”
她從鼻子裡嗤了一聲，說：“你就是這樣。”
“我，怎麼樣？”
她說：“老是躲在後面，什麼也不說。”
我聽出那裡面的一絲埋怨，感到難過。但是，那意味着她對我有期待嗎？我又感到有些震驚，好像發現了什麼埋藏在時光角落裡的秘密……難道我們之間真的有過可能嗎？難道她真的了解過我嗎？我一直站在郝偉身後看着她，過去了這麼久，我幾乎從沒有想到她會真正地看到我，我這個人，而不是“郝偉踢球的哥們兒”。那麼，在那個夜晚，如果我說了什麼，如今這一切會有什麼不同嗎？我很想問她。但幾乎同時，我就感到極度沮喪。
“我是個一事無成的人，”我說，“而且快死了。”此刻我最渴望的是她的憐憫。
她沒有安慰我，卻突然說：“有段時間我想過死。”
“怎麼會呢？”
“每個人身上都有些事兒，也不是隻有你的才是事兒。我在這兒做護士，見得多了。”
外面有人叫她“琳達，琳達”。她走出去，頭也不回地把門帶上。我的房間完全陷在黑暗裡，還有一些陰郁的光，一塊空床所留下的地方，一個可能已經死去的老人的氣息，一段破碎的突兀的談話。她說我總是躲在後面，什麼也不敢說。我今天已經說得過多了，恐怕是死亡使我勇敢起來了，因為我想到明天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還會活着，雖然醫生告訴我這個手術不算高風險，但是，如果他們打開我的身體，發現裡面壞掉了，癌細胞侵蝕了所有的區域，那可怎麼辦？或者麻醉發生意外，或者大出血……即便我活着度過這個手術，癌細胞會被完全切除嗎？我拖着這個完全不能掌控，也不知詳情的身體，被這肉身所綁架，必須向前……這些紛紛雜雜的算計、憂慮、糾結，使我的大腦活躍、不肯休息，而一切都源于我是如此渺小而悲哀。
我又按鈴，希望她給我一些藥，我吃了可以睡着。進來的是另外一位護士，琳達已經下班了。
胸腔鏡手術後的第二天，我從麻醉中醒來。我還活着……床前忙碌的是一位從未見過的白人護士。她腳步聲很輕，說話聲也小，以至于我老是聽不明白她在說什麼。手術怎麼樣？我問她。她說都很好，沒問題。可我不放心，我知道他們從不直接告訴你壞消息。鮑勃醫生終于出現，高高興興地說手術比較成功，切除了癌細胞，活檢的結果證明了診斷。等我恢複一段時間，就可以做腦部放療。我放心了。可是第三天、第四天，趙欣然仍未出現。她去了哪兒？我想，等我好起來，我會去找她的。
肺部疼痛并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嚴重。每天心慌嘔吐，身體也開始浮腫。我又擔心起來。執行了醫生訂制的一系列的檢查之後，他們告訴我，我有輕度肺部感染和胸腔積液、胸腔出血、心率失常。也就是說，出現了術後并發症。引流管中的液體顔色灰黃，感染越來越重了。我必須吃止吐藥、止痛藥、抗生素。不能吃東西，完全靠打點滴維持。
陪伴着打點滴管中一滴、一滴的藥物，時間一秒、一秒地走過，我并沒有死，可是也不算活着。我的日子在機械的程式、藥物的加持中度過，思緒飄散，神智昏茫。我無法集中注意力，也幾乎不看微信。國内的疫情似乎驚心動魄，但我無法發出驚歎、慶幸、感動，甚至沒有對病毒的恐懼。
打點滴使我疲憊，藥物吃得惡心。我想也許在手術中死去會比較好受。護士們不厭其煩地叫我練習深呼吸，使勁咳嗽。在一個晴朗的午後，李宇博和老蘇來看我。紀虹沒有來——自從上次之後，她甚至沒給我發過微信。他們有意回避提到她。我在心裡冷笑，卻感到刺痛。他們滿懷憐憫地看着我，問東問西，又遮遮掩掩。隻有當老蘇提起最近的疫情時，他們才興奮起來。老蘇感慨大洋那端發生的一切，然後對加拿大政府的做法憂心忡忡——居然不建議戴口罩。“你沒搞明白，”李宇博說，“這邊是這麼想的……”然後他們又說到美國。這些指點江山的機會，顯然給他們平淡生活帶來了某種滋味。我知道他們都是些好人。可如今我也處在悲慘之中，沒法和他們一起享受旁觀的快樂。
在他們走後，我甚至想，這場疾病使我和他們完全分開了。我淪落成了被圍觀的那個人。我望着窗外那棵枯幹的樹（自從手術後他們把我移到了單人間），覺得我就要在這張床上腐爛、死掉了。
我在床上翻了個身，試圖把壓在身下的引流管扒拉開，忽然聽到：“你怎麼樣？”
當我意識到這是一句中文，并且看到她低垂着頭，在整理我床邊的引流管時，又驚又喜。我問她去哪裡了，她說休假了。去哪裡玩兒？我問。她把雙手插在口袋裡，有些無可奈何地說：“跟朋友去墨西哥玩兒。早就定好的。”
噢，我第一次得到确認，她沒有家庭。内心升起一股溫暖的快意。我說我也去過墨西哥坎昆，那裡的沙灘很美，食物應有盡有。我甚至開玩笑說，我長胖了好幾磅，但你還像上次一樣苗條。
她掀開被子，摸索到胸部引流管的上端，調整了半天。我緊張起來。等我回眼看她時，我發現她的臉紅了。在意識到這個的時候，我一陣心慌。我這樣的身體，完全沒有遮攔，好像一塊腐爛的肉，在她柔軟的手下如此被擺弄。這是多麼可悲的、羞恥的事。二十多年暌違，如今在異國他鄉相見，我卻衰殘如此。
她整理完了，輕輕皺着眉頭說：“引流量超過150cc，按說，這時候快出院了。”我覺得需要安慰她，說：“總歸是安全下了手術台，癌細胞也切幹淨了。”她點頭，微笑着：“你這人挺樂觀的。這樣病會好得快。”我說：“奔五的人了，啥沒見過。沒什麼好怕的。”腦中一閃而過那天晚上的情形，那時我在病床上哭泣，緊緊攥着她的手。我後悔嗎，有一些。但願我沒有那麼軟弱過，她很可能會看不起我。我想，我不會再那樣了。可是，我們都有一些時候，失控的時候。我真希望她不會看不起我。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天晚上她手上的餘溫……
她說醫生對我的藥有新訓示，有一種要加量，還有一種藥換了。今天要照X光，檢查肺擴張的狀況。又告訴我幾個姿勢，要我學着鍛煉一下，幫助肺擴張。這些别的護士都說過了，我安靜地聽着。她站在床邊比劃着那些姿勢，我跟着做。我看着她的腰身，想着她穿着普通衣服，在外面，我會不會認出她來。比如，我們一起在等公車，我會認出她來嗎？我希望她一直說下去。
她扭頭盯着我，忽然問：“你笑什麼？”我說：“沒有，我沒笑啊。”她直起身體，有點嚴厲地看着我，想說什麼，轉而嘟囔道：“這麼多年了……”我仔細探尋着她的表情，她是不是又臉紅了？這時另外一位護士快步進來，是一位墨西哥裔、身材矮胖的年輕女孩。她對趙欣然說:“琳達，你快來吧，溫德利醫生問起腎上腺素的事。”趙欣然頭也不回地走了。墨西哥女孩走過來，檢查我的各項名額。她像對待一個孩子那樣口氣柔和地問我，時不時擡頭張望門口，讓我不禁為趙欣然擔憂，她遇到什麼麻煩事了嗎？我又想到年輕時她的臉多麼皎潔，何時出現了那塊斑？她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吧，就像我。我們都改變了。
下午，肺部疼痛越來越嚴重，一開始我強忍着，努力回想平靜、美好的事。主要都是大學時的那些事。後來嘔吐的感覺使我的上半身像被一隻機器手挖掘、騰空，辛辣的酸楚從鼻腔覆寫到腹部，挑動着我細若遊絲的意志，将各種器官抖動。我感覺到了那些器官的分界，它們像一些淩亂的袋子彼此撞擊。最糟糕的是，我吐不出來。我在床上和衛生間裡來來往往，像一隻疲乏的走獸。我忍不住哼哼起來，何時是個頭呢。
傍晚時分趙欣然來了。她給我增強止痛劑，疑惑說為什麼手術五天了，還會這麼痛。鮑勃醫生也來了，除了強調要做X光片和超音波檢查以外，隻說還需要時間看看。在他慣有的平靜裡，我嗅出了一絲不安。
我望着天花闆上漸漸暗下去的光芒——那是我躺在床上唯一看得到的風景，對自己說：“為什麼呢，這麼醜，這麼老，為什麼還不死？”醫生和護士都沒有說的是，我的身體将如何應對接下來的放療。我驚異地發現我的想法改變了。剛得病時，我不相信我這麼年輕就會死，我覺得我還有很多機會。如今，不過是在一次手術之後，所有的這一切——我要奮力回擊的病痛，我所不知道的前方——對我來說就顯得如此艱難。我喪失了勇氣。但我無能為力。在肉體的劫持下，我那一度強壯的自我縮得很小、很小。
“你太緊張了。”趙欣然輕拍我的手，定睛看着我，微笑着。我知道她是個善良的姑娘，話湧到嘴邊，我隻說了一句：“謝謝你。”
她繼續笑着，說：“我今天想起來一件事，我記得你以前會玩樂器。”我也笑了：“擺弄吉他，騙騙小姑娘的。”她不經意地問：“你那時沒有女朋友？”我興奮起來，我明白自己長得醜，她這樣問也許是給我面子。我想找到一句顯得大度的自嘲，卻找不出來，隻好說：“你那時是不是愛看書啊，我記得有一次看你在看一本很厚的書。”她疑惑地問：“一本很厚的書，不是課本吧？”
那是一個安靜、清爽的秋天的午後，空氣中布滿舒爽的涼意，使人油然而生對時光的感歎。下課之後，同學們都散了。我一個人走到學校東區的小花園裡去。那裡有兩株漂亮的楓樹，正當燦爛。我看到她坐在楓樹不遠處的長椅上，捧着一本書在讀，微皺眉頭，目不轉睛，另一隻手還從身邊的袋子裡掏零食吃。不久前我剛買了一本《百年孤獨》，從那本硬皮書的厚度和封面的色彩，我知道那也是一本《百年孤獨》。
“我現在很少讀書了。”她說，“也就是大學時的那幾本書了。”說着她搖搖頭，對自己不滿意似的。我說：“就是看到你在讀那本書，我才讀的。我把開頭看了好幾遍，老是讀不下去。可人家都說那書好。”她并不想确認我說的是哪本書。我後來說，我也很少讀書了。頂多看看微信文章，現在這個時代，好像沒有讀書的必要了。
“我看你好些了，止痛藥管用。”她說，“你會挺過去的。比你身體素質差的，我見過的多了，都複原了。你要加油。”她說這話的時候，劉海在她的臉頰上浮動，散發輕觸着她臉上的那片斑。在背光之中，這一切都顯得柔和。我忍不住唐突地問：“你那時，和郝偉為什麼分手？”
她怔了一怔，并沒有立刻感到被冒犯，反而嘲笑說：“大學時候的事兒，誰當真的？這還用問嗎？”但我明明看到她的臉上浮起一層淡紅，那并不是害羞，可能是激動，或是厭惡。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問：“你們好了四年，你們是高中同學是吧？”
她臉上的神情表明，有兩種感情在她心中打架。等那沖突的表情稍稍安定下來之後，她說：“那個時候，我爸去世之後，他幫了我們家很多。”過了一小會兒，她忽然尖刻地說：“還有他爸。”
“我……”我咽了咽唾沫，“我覺得你們不是一類人。你和郝偉。”
“哦？”她想說什麼，忽然感到厭倦，甩甩頭，“你該休息了，你這人真怪。這麼多年過去，好多事我都忘了。你怎麼……好好養病吧，别胡思亂想了，不利于恢複身體！”我感到我到底還是冒犯了她，不再說了。
半夜時分，我在幹渴和疼痛中醒來。我喝了水，值班護士給了我加強鎮痛藥。我想趕緊入睡，卻想起了母親。在她離世前的那幾年裡，她極度虛弱，一直在床上躺着。有一兩次，半夜時分，我聽到她在隔壁叫我。我連忙過去打開門，一股中藥味撲鼻而來，在黑暗中她的聲音焦急說：“水，健，給我點兒水。”
那幾年，我眼睜睜看着她從一個精力旺盛、喜愛與人辯論、交際甚廣的退休中學校長，變成一個纏綿病榻，在病床上時而興奮、時而絕望的老人。她得了再生障礙貧血，一直找不到有效的治療辦法。她隻好一個一個地換醫生，一個一個地換治療方案。我的父親在母親開始生病的那一兩年和她離婚了。他娶了年輕的保姆。我和母親訪遍了西安的名中醫，熬煮各種中藥。有一段時間她面色紅潤起來，我們都感到了希望。但是那個中醫去了南方，而母親由于一次小小的意外，手臂出血無法止住，被送往醫院急診。醫生說她要做一次手術。手術後她的情況越來越壞了。我們又去尋訪中醫，吃了一些使她不停嘔吐的中藥，但是據說那屬于正常反應。每一天我們都要做各種決定，預測接下來的疼痛是否可以忍受；再過多久我們可以判定這種藥沒有用，轉而尋找另一種藥；某個醫院的宣傳可信不可信，是否在這次失敗之後要去試一試；還有誰誰可以幫我們找到一位專家……每一項決定都使我絕望，我真的想逃走。那種未來完全失控，對可能的悲慘後果感到恐懼，卻連放棄的權利也沒有的極端無力，使我抓狂。我看着母親，她一次一次地充滿希望，一次一次地希望破滅。在最後的兩年裡，她幾乎每天都在疼痛中度過，我要給她開一些止痛藥，她不願吃，她說止痛藥吃了對身體不好，甯願忍着。我在房間裡聽到她在隔壁哼哼呀呀的聲音，我真的想擊碎面前的黑夜，或者逃出去，逃到外國去，外星球去。
母親後來常常講到死，好像這使她的病痛舒服一些。她有時帶着開玩笑的語氣，有時又一本正經，像一個通透的哲學家，以至于安慰顯得有些多餘。有一兩次她淚水漣漣，說放心不下我和上大學的妹妹。還有很多次她笑着說甯可死去。我們雇了一個很快樂的保姆，但我發現我不在房間時，她欺負母親。那時我剛剛離婚，拿到了加拿大移民簽證。為了照顧母親，我耽誤了半年多，在移民紙馬上就要失效之前才飛往溫哥華。
病房外面不知誰的手機鈴聲叮鈴咚隆響起，我發現自己的眼角有了淚，順着臉頰緩緩地爬下來，帶着冰涼的痛感。母親早已離世。隻有在夢裡，我偶爾會見到她，聞到她身上溫暖、柔軟的味道，吃到少年時暄軟的饅頭，聽到她的歎息。如今是我，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或許很快死去的也是我。到了這個地步，我終于明白了一些事。在健康快樂的日子裡，我的身體仿佛不存在。我說話，我大笑，我吃喝，我工作，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要什麼，我讨厭什麼。而如今我的一切都困于這副軀體，僅僅是這副軀體。除了它我沒有其他的欲望，它完全綁架了我。當我們明白這一切的時候，已經晚了。但是，即便回到健康的時候，我又能怎樣呢。
我聽到窗外一陣沙沙的雨聲。門口走廊裡忽然急促走過幾個人，從他們緊張低沉的語氣判斷，是醫生和護士。正是夜裡三點二十七分，在國内，是下午六點半左右。我打開手機，我有婧婧的微信。我把手機放在胸口，躺了一會兒，想了想，然後撥了微信電話。當我有點結巴地解釋了我是誰之後，婧婧禮貌地問我身體怎樣，但沒有叫我“爸”。我一點也不在意，畢竟我們已經幾年沒見面，也沒通過電話了。我很高興她沒有顯出過分的尴尬，或者不理睬我。我努力地找話題，問她疫情怎樣，要注意安全，将來準備考哪個大學，住校還是在家。孩子的回答斷斷續續，大多數隻有幾個字“還好”“一般”“還行”。我感到一種混合着愧疚的滿意。我還活着。雖然對于婧婧來說，我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但是我能在這個世界上關注着她，隻要遠遠看着她，我也就滿足了。在我們剛離婚的時候，我并沒有為這個孩子考慮什麼。我甚至讨厭張麗亞把孩子當作武器。但如今我感謝她照顧女兒，教養她，她是個好孩子。如果我們的離婚對她造成了損害，但願已被彌補；但願她擁有健康的身體，好的職業，将來有一個好男人愛她，照顧她。
想着這些，我在一陣微茫的幸福中睡去了。
兩周後我終于出院了。我在醫院的花店訂了鮮花和卡片，感謝醫生和護士們。墨西哥裔護士熱情地說：“你恢複得很好！會很快康複的。”白人老護士拍拍我的肩，哈哈笑起來，那笑聲立刻感染了我。趙欣然在忙碌中和我微笑道别。我發現沒有她的電話，或是微信。但在那一群人之中，我不可能去要她的聯系方式。我想她可能不想再見我，一個在她過去的生活中出現過的足以帶來尴尬的人。也許我們這些日子的交談——同學、軍訓、食堂、輔導員——将漸漸失去色彩的舊時光重新刷洗晾曬，在她，都不過是出于女人普通的好心罷了。
況且，我這樣一個病殘的、失去工作、可能很快死去的老家夥，又能為她的生活增加些什麼呢。我看得出來，她也很孤獨。可她站在生活的岸上，而我是遊在亂流裡，急切需要救生衣，随時可能被淹沒的那個人。我們并不平等。這就是生活的悲哀之處。
這隻是頭一步，未來還有很長的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醫生的計劃是，一個月之後開始腦部惡性良性腫瘤的放療。那些秘密間諜一般的癌細胞到底在我的腦袋裡占據了多少江山，我用另外一部分健康的腦袋，無論如何也想不清楚。但我在清晨和深夜，似乎聽到了某種聲音在腦中回旋，就是那些癌細胞發出的聲音，它們在攻城略地，慶祝勝利。而我似乎越來越疲憊、緊張。但我畢竟活着。
我在等公車的時候發現下雨了。二月下旬的天空如淡鉛色，街道和行人都灰蒙蒙的，小雨掉落在臉上，灑在眼鏡片上，一忽兒我眼前就模糊不清了。我用手胡亂擦去鏡片上的雨漬，越發感到寒冷和饑餓，想去吃一碗熱騰騰的日式豚骨面，更想快快回到家裡去。但是公車總也不來。
我聽到她叫我的時候，才看到面前停下的豐田車。穿着厚外套的她确實讓我花了點時間辨認。我趕緊上了車，又感激又意外，連說“謝謝你！”由于受寵若驚，我有點語無倫次：“停在公車站上要被罰的。”她緊張地打着方向盤，我們警覺地四處張望，我看到排在我後面等公車的人生氣的眼神。
“你怎麼不找人接你？”她問。我說我怕麻煩别人，大家都還在上班，又謝謝她冒險停車。她的臉紅了，我不好意思再看她，以免她尴尬，趕緊說：“這下我成了自由人了。今天要好好慶祝一下。”
我告訴她我住在十三街路口那棟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她在路邊停下車，将位址輸入谷歌地圖，這才說，正好她也下班了。我放松下來。如果她專門來接我，那會更讓我不安。雨越下越大，我們都沒再說話。車停在路邊時我說：“上來坐坐吧。”
她矜持地說不了。我說：“留一個聯系方式吧，我加你的微信。”她沒有立刻答應，好像初次想到這個事似的。然後她急促地說：“我看你一個病人，淋着雨……”我笑了：“我眼看就要成落湯雞了。”她沒有笑，把雙手搭在方向盤上，說：“你上次問我，為什麼跟郝偉分手。那麼多年前的事了，我當時想，你這人是不是有點事兒啊……”我一動不動，就那麼聽着。她說：“周健，你可能不知道，我們大學畢業後就分手了。後來他結婚了，我們再也沒聯系。你說我和郝偉不是一路人，說的是對的。不然……”她咬咬嘴唇。
然後她忽然扭過臉來：“我臉上的這個，你看到的。”她停了一下，仿佛是鼓足了勇氣，飛快地說，“那一陣子我糊裡糊塗的，染頭發沒提前做測試，皮膚過敏。我以為沒事，沒急着去看……唉，我變成醜女人了。”那一片小孩拳頭大小的淡色痕迹，好像一朵花開放在她的臉上，确實使她被人注目。
我們坐在車裡，我不知怎麼安慰她。雨還在下，寒風撥弄着光秃秃的樹木，飛速開過的汽車濺起雨水。我忽然想，也許我錯了，她并不是那個站在岸上的人，她也是掉進漩渦中的一個。
她忽然嘎嘎笑起來，有些刺耳。她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跟你說這些。我們也不熟，而且那麼多年沒見過了。”我猶豫了一下，輕輕拍拍她的肩膀。我想，我們要是洋人就好了，此刻擁抱就很自然。我說：“欣然，我沒想到這次遇到你。這是所有的難過當中的一件好事吧。郝偉這人，大學畢業之後我和他就沒什麼聯系。但我一直記着你。那個時候，你年輕的時候……”
“我過得不好，”她急切地搶過話說，“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搞砸了，一直在搞砸。”我說：“我比你更慘。你看，我連健康都沒有了。但你不用可憐我。”
“我沒有可憐你。”她說，“我可憐的是我自己。”
我明白了。我很想和她繼續說下去，說說那些我們錯過的機會，憂傷的記憶，那些我們從沒有想過要改變的過去，直到今天我們才知道那意味着什麼……我心中湧出一股力量，一陣欣喜。
她卻忽然甩甩頭，說：“你趕快回家休息去吧。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說了那麼多亂七八糟的話。你趕緊回家去吧。”她勉強笑着，看得出來她不想再啰嗦了。
我最終加了她的微信。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大廳裡站了一會兒，看着她的豐田車開遠了。我坐在電梯裡，一面同臉熟的鄰居微笑，一面想着趙欣然說的那些話，比如“我搞砸了我的生活”。我也想起一些我不願想起的事：一次球隊訓練前，郝偉告訴我，他要請假陪欣然去打胎。“怎麼搞的，我讓她吃事後避孕藥了啊。”他輕描淡寫地說，臉上寫滿得意。我狠狠地扭過臉去，以至于扭痛了脖子。
三月上旬開始，整個加拿大都緊張起來。媒體開始報道新冠病毒的社群爆發。中國小的春假無限期延長，酒吧、電影院和很多餐館都關閉了。醫院通知我，為了預留床位和醫護，準備可能到來的爆發，我的放療暫被推遲。具體何時可以開始，必須等待通知。
我也不可能回公司了。目前的身體狀況不能做高強度的工作，更何況我還要準備一旦病情惡化，随時放下工作。和喬治溝通過一兩次，我答應公司解雇我，條件是給我一份還算不錯的補償，大概可以維持一年半生活無虞。之後我再拿一年的失業保險，再往後就要靠自己的積蓄了。
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貸款早已還完，是以經濟上沒有什麼壓力。我隻是想念那些坐在午後的玻璃窗下，看着低陸平原銅版畫的時刻；那些工程進度理想，或者解決了棘手問題的豁然開朗的時刻；那些使我感到自己很重要，揮灑自如的時刻。當然，我冷靜地想到，那些美好的時刻是夾雜在更多瑣碎的枯燥任務和無益的争論之中的。作為西人公司的少數族裔，我上班的每天都經曆着不斷的自我檢視，也常常感到面對龐大機構和主流人群時異類的脆弱。如今，這一切都沒有了。我不再被那種緊張和壓力折磨，但也變成了一個徹底無用的人。
一個無用的人，唯一可以關心的就是他自己的身體。按照醫生的要求，我在家做一些護理和鍛煉。後來肺部疼痛漸漸減輕了，但我越來越經常地感到腦袋疼。疼痛使我恐慌，想到每拖延一天，邪惡的癌細胞就會更加攻城略地，我打敗它的機會就會更縮小一點點。我懷疑醫生選錯了治療方案，當初如果先做腦部手術，就不必承受這種慌亂。死也死得痛快。
我問欣然，何時才能開始放療。她說我已經被移交到神經放射科，她也沒法知道。她提醒我要及時向醫生彙報。于是我幾乎每天給鮑勃醫生打電話，催促他安排放療。到最後他都不接我的電話了。直到四月中，我終于得到了放療的機會。在放療前的最後一天，我卻被告知，這所醫院被省衛生廳指定為新冠肺炎的集中處理醫院，醫院的大部分裝置和醫護人員将為新冠病人預留，是以我将被轉到另一座醫院做放療。
那些日子街上空蕩蕩的，大部分人都在家工作。公車變得很少，我戴着口罩，車上有些人盯着我看。但我不想摘下它。我看着明媚如常的春光和花朵，還有被病毒的氣息掠過的明晃晃的街道。很多店面都關了，溫哥華這座安詳自如的城市為了延長生命，按下了靜止健。我和那些行人，少數還在外面活動的人，我們之是以沒有靜止，是因為我們無法停下來。我必須去看醫生、做檢查，為了避免在某處等待我的死亡。而有些人必須要掙錢，不然也是死。
我想來想去，我是否應該約趙欣然。我是一個病入膏肓的人，是否還有戀愛的權利，還是這是我的一種奢望和瘋狂？我在清晨的床上剛醒來的時候，這種奢望特别強烈。冷漠、凝滞不動的空氣中，我寂寞得發瘋，也特别想念她。我該不該拖累她？她會不會嫌棄我？我是不是太自私？我們之間到底有的是什麼？……
我鼓起勇氣約她，她總說時間不合适。我知道她有時要倒班。我想着她也像我一個人，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為自己做飯，清潔垃圾，坐在沙發上看看電視，或是刷手機。我看到有趣的視訊或者笑話會轉給她。她從不回複。但我想到那天下午，她在公車站上冒險接我，就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動。
大學時的照片我從國内帶來的不多。在一兩張球隊赢球後的照片中，我站在郝偉身旁。他中等個頭，茂盛的頭發，凸出的眼球，有點愣愣的。我呢，高個子，小腦袋，小眼睛，咧着嘴大笑着。九十年代那會兒我們都穿着寬大的褐色夾克衫，現在看起來很土氣。不僅如此，我們的發型甚至連笑容都有些土氣，但那種幹脆的、淳樸的快樂在二零二零年顯然已經絕迹。
我沒有趙欣然的照片，當年她不是我的朋友。但她年輕時的樣子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身穿藍白格子大擺裙，斜挎的布袋子裡裝着一本厚厚的《百年孤獨》。當然，還有她圓潤的額頭、姣好的面容和身材。她的漂亮有目共睹，但我了解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她：比如她跑步中途停下來系運動鞋帶時，泛着紅暈的焦急的臉；她撥弄長發，一隻手臂彎過腦後去别發夾的樣子；她坐在公車前排時挺直的脖頸；還有她一邊吃零食，一邊看書的全神貫注……當年她和郝偉在一起的種種，我卻已忘記了大半。
就在我以為她不願見我，準備放棄的時候，她忽然微信我，說想來看我。那時是我就要住進醫院進行放療的前幾天。
“我把車停在後面小街邊上，沒問題吧。”她進門之後問我。我說沒問題。她帶着陌生感打量這間房子，遞給我兩盒大統華的點心禮盒。我将禮盒放在餐桌上，說：“你還帶東西來，真是太客氣了。”她矜持地笑一笑。我請她在沙發上坐下。暮色開始降臨，窗外搖曳的櫻花樹垂下疲憊的重重花瓣，松樹影子下跑過幾隻機警的松鼠。我打開窗，街道上汽車和天鐵開過的聲音猛地闖進來，使我心意煩亂。我又關上窗，說：“太吵了。”她并不在意，盯着我客廳裡的一幅仿制的梵高《杏花》，說：“你這房間布置得不錯，沒想到你還挺文藝的。”“我拖地的時候聽莫紮特，一、二、三……”我一面說一面比劃着拖地的樣子，我們都笑了。
她坐在靠窗的沙發角上，半個身體在淡橘色的暮光之中，另外半個身體在屋裡的暗淡中，眼神平靜，目光瑩瑩。我忽然想，她最好看的部分是這一雙眼睛，特别是微微翹起的眼角，就是人們俗稱的丹鳳眼。“你換發型了。”我說。她在我的目光下，低頭撫弄背包帶上的圓形環扣，說：“老是一個樣子，幹脆剪短。不過這樣顯老吧。”她的眼睛也擡起來詢問我。我說：“好看，你不老，很好的。”我發現自己笨嘴拙腮，隻能又說：“謝謝你來。”她小聲說不用謝。我又說：“我這兒很久沒有客人了……如今這形勢，社交都停了。我身體不好，更怕聚會。有一個教會的老姐妹打電話來，說想給我煲湯送來。我請她别來。”
她馬上說：“你身體弱，屬于高風險人群，要小心。”
我連連點頭，又怕她尴尬，說：“其實我并沒有那麼清高，我還是希望有人來看我的。”
她撩了撩頭發，問：“你不抽煙吧？”我搖頭。“放療的準備都做好了？”“CT、核磁圖像做過了，醫生也給了我放療處方劑量。靶區範圍和放療計劃，實體師和我讨論好幾次了。”
她又說：“飲食很重要，多吃高蛋白的。千萬注意保護皮膚，如果出血會有危險。”我說：“我比較小心，你放心。”她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我記得你以前，你是不是骨折過一次？好像球場上來了救護車……”我說：“這個你還記得啊，踢球呗，都是不要命的。那次疼得我死去活來，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胫骨粉碎性骨折，搞得我後來都很怕痛。”她略帶點嘲笑說：“别怕呀，你一個大男人。”我說：“欣然。”——同時感到有些恍惚，這個時候，她坐在我的客廳沙發上，外面是暮春的倦怠——“我後來明白了，那算什麼啊。我媽去世之前，那是多痛苦……她喊着要快點死，她覺得命運對她不公，經曆了太多痛苦。”
她感同身受似的、憂愁地看着我。
“真是毫無意義。沒有好起來，隻是痛苦，越來越衰弱。所有的希望，一個一個都破滅了。”我感到喉嚨裡又升起了那種絕望的味道。
“我見過更慘的。”她說。
我繼續說：“最後她去世的那兩天，她都沒法坐起來了，躺在床上渾身痛得不能忍受。後來她的神志不清，她都不認識我了，隻是流着眼淚哼哼。”
她又憂愁起來。我看得出來，她想打斷我，或者轉移話題。
“哎，”我說，“我太累了。我最近太負面。說說你吧，你這些年。為什麼做了護士？”
“為了生活。”她嘴角浮起一層淡薄的笑，好像牛奶表面冷卻了的奶皮，“我搞砸了很多事……不過呢，我也不讨厭那些病人。雖然每天照顧這些人，看着各種病人，有時候真的很沮喪，不過病人好起來也挺開心。我告訴自己，你還有健康。是以，沒那麼差。”她微微揚起下巴。
“是，健康最重要了。我現在才知道。”我歎氣說。
“你恢複得算好的，”她以一種專業的确信說，“不過你要注意情緒，現在這時候，很多人得憂郁症了，你這種狀況，一個人住……”她又打量房間，說：“不上班了，整天在家。”
顯然她擔心我，我忙說：“我這人本來就挺宅，每天看看新聞，圍觀網上吵架，再看一兩個電影，時間就過去了。”
我覺着這聽起來很凄慘，肯定是不行的，就問：“晚上我們出去吃晚餐吧？走路下去，五分鐘有一個希臘餐館，我知道他們還開門，很不錯的。”
“噢，”她想了想：“我主要是來告訴你，我們醫院，你也知道被省裡劃歸新冠專門醫院了。我抽調到傳染病科了，明天開始集中隔離。有一段時間，可能三個月，或者更長，我不能離開醫院，也不能回家，隻能住在酒店。”
我馬上擔心起來，說：“你能不去嗎？”
“沒理由不去，其他的護士，家裡有小孩的也得去，我怎麼能不去？我就一個人，就算有什麼問題，也……”她有些煩躁地咬咬嘴唇。
“我知道，我知道。”我小聲說，真希望這些都是電視上，别人那裡的事。
我心裡沉甸甸的，但馬上振作精神，說：“那好，那就更應該好好吃一頓，怎麼樣，我請客，承蒙你光臨寒舍，蓬荜生輝。請你吃頓好的。希臘餐、西餐、中餐，你想吃什麼都好。我可以開車，去市中心都可以！”
“算了吧，”她猶豫着，“這個時候，還是别到外面去了。”
我說：“别怕它，該吃喝玩樂還是要吃喝玩樂。總不能讓病毒給憋死。你說是吧？”
她笑着扭扭頭，短發擦着領口，我忽然覺得她和以前一樣，那層命運罩在她身上的灰蒙蒙的東西不見了，她那少女時代常有的自如的笑容，在這一刻綻放出來，使我也倍感輕松。
最後我們找了一家日本餐館。她說她喜歡吃壽司，我們要了一瓶日本清酒，酒瓶很漂亮。酒嘗起來有一股微微的酸味。她囫囵嚼着三文魚刺身，不小心芥末吃多了，嗆得咳嗽起來，面紅耳赤。我趕緊遞給她水，她咕咚咕咚喝下去，張開嘴連連說：“哎呀好辣，好辣！”我連忙叫女招待倒水來。她張大嘴，一隻手扇着空氣，眼淚都出來了，直到又喝了半杯水下去，才平靜下來。她噘着嘴說：“怎麼回事嘛？”我逗她說：“我也嗆過，差點連鼻子都飛出去了。”她這才笑起來。
環顧四周，偌大的餐廳空落落的幾張桌子，隻有我們一對顧客。身穿黑衣的女侍者殷勤地又倒了一杯水來。我告訴她我這些年的生活：換工作、結婚、離婚、到加拿大來……我們又說起大學裡的事。我問她：“你記得宇文不，我前兩年回國見他，他挺着個大肚子，完全兩個人。以前他又瘦又小。”她想了想問：“是不是戴着大黑框眼鏡，跟女生說話每次都點頭哈腰的？”我笑了起來，說好像是那樣。她說有一個女生去世了，我記得那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女孩……我們談到了所有認識的人，還有郝偉。她毫不避諱地說郝偉甩了她。“為什麼？”我問，“那會兒，你們可是很好的。”
“因為我懷孕了，他讓我去堕胎。”她停下筷子，定定地說。我愣住了，沒想到她這麼坦白。我說：“那會兒太年輕。”“不是，”她嚴肅起來，說。“他太自私了，我後來受不了他，不過也晚了。”
我付了賬，我們走出餐館。
“我很難跟你講清楚，我為什麼和他在一起。從我父親去世起，我就開始搞砸各種事情。我那時太年輕了。”在街燈下，她扭頭過來看了我一眼，然後看着她的腳下，空氣中一些棉絮使我的嗓子癢癢的。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胳膊。她沒有反對。我扶着她的胳膊，我們一起慢慢向前走。
“我想，可能也不是我年輕，可能我就是比較笨吧。”她的嘴角浮起自嘲的笑，眼光看着前方樹下挂着的一顆大吊籃，發了呆似的。“你别對自己太苛刻了，”我說，“我發現對自己要求高的人，特别容易自責。其實大可不必。”她停下腳步盯着我看看，大概在琢磨我的話，然後說：“很多人比我過得好多了。我真的挺失敗的。”我心裡明白她說的是什麼，但我覺得我必須回避那個問題，說：“你自食其力，對病人那麼好，怎麼能說是失敗呢，要說失敗，我才是，我……”
她忽然變得犀利起來：“你别總是安慰我。四十多歲的女人，有幾個像我一樣，都有家有孩子了。”轉而又說：“都什麼時代了是吧，我自己還是老古董的想法。”我笑着說：“對啊，都什麼時代了。”她的聲音忽然有些激動，“可是我覺得，日子和理想是兩條線。你覺得應該是這麼樣的，其實都是在安慰自己。最本能的那種想法才是真的，雖然很多人不會明說。”我不确定我明白她的意思，不過卻為這一刻、這些話心生感動。我低頭看着自己的腳下，一雙舊皮鞋在樹影和燈光下交錯出現。
“欣然，你想得太多了。”我們走到了她的車子前面，我說，“我現在才是最可憐的人，你比我強多了。”
她馬上安慰我：“你不要想那麼多，手術效果很好，放療後再看看。現在癌症治愈率越來越高了。”
“謝謝你。”我說，“我這個樣子，你還來看我。”
她輕輕地嗤笑了一聲：“你這人，就是這樣……”
“哪樣，我是哪樣？”我問。
她緊閉嘴唇，啟動車子。我忽然明白了，我再一次想到那個夏夜，那夜晚稠密的等待和失望，那些路過的燈光和街道、吹進車窗的風、她的發絲和氣味、我心中的沖動……
車子停在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下。我拉住她的手，說：“上來坐坐。”她說不上去了，要回去休息，也要準備進駐醫院了，卻并沒有抽出手來。我緊緊握着那隻手，又把它放在眼前看着，路燈下，那隻手掌泛起灰黃色，手背青筋暴露。
我忽然覺得提議出去吃飯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我們應該在我的小屋，溫暖而私密的房間裡面，就這樣拉着手說說話。也可以更進一步吧，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其實是不行的。但我有些後悔。
“不知道多久才見得到你。下一次，”我急急地說，“你留在我這兒，我給你做飯，我的手藝不錯，真的！”她笑了。我慢慢撫摸着她的面頰，那一塊有斑痕的右臉。近距離中，她非常用力地看着我，我忽然有些想哭——自從得病以來我越來越情緒化了。我很想親她，但我們坐在主副駕駛的位子上，擁抱和親吻都不自在，路燈下有幾個人走過——我放棄了。
我想，隻要我恢複身體，那一天會來的。（節選）
（全文請閱《長江文藝》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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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4期
責任編輯 | 鄢莉
▲山眼|
山眼，本名劉昘，曾用筆名艾溪；祖籍陝西西安，現居加拿大溫哥華。創作小說作品逾百萬字，多次獲得北美文學獎項。作品發表于《長江文藝》《江南》《莽原》《香港文學》《世界日報》《僑報》等。著有長篇小說《他鄉》；出版中篇小說《維納斯的春天》、中短篇小說集《青春作伴》、長篇曆史非虛構《行醫者》、長篇小說《重逢1900》。小說《逃無可逃》入選《2020海外華語小說年展》，小說《隔離》入選《2021海外年度華語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