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1888-1965)。
深奧晦澀的《荒原》和平易明朗的《鄉愁》，風格差異極大，但都是極著名的詩。兩首名詩的作者艾略特（T.S. Eliot）和餘光中，都享有盛譽，雖然享譽的範圍大小不同：艾譽滿全球，餘馳名主要在漢語圈。在二十世紀，艾是英國文學最重要的詩人，至少是最重要的詩人之一；餘是漢國文學最重要的詩人，至少是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筆者早就有意拿二人來作一比較論述，直到2021年5月我才在重慶西南大學的講座做了個嘗試。2022年是《荒原》發表100周年紀念，是《鄉愁》發表50周年紀念。100和50兩個數字如此整齊難得，似乎在呼喚我，是好好寫篇文章的時候了。不過，茲事體大，雖然寤寐在心，這裡的議論仍然隻是個初論。
對艾略特和餘光中的評價
艾略特（1888-1965）出生于美國，1927年入了英國籍；一人兩國，英美的文學史都給他顯著的地位。他一百年前發表的長詩《荒原》震撼文壇，194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除了詩之外，還有文學批評和詩劇。一生收獲各種頂級評價，如稱他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詩人”“英國最偉大的詩人”；甚至有人拿他和但丁、莎士比亞、巴爾紮克等并論；說他聲名如日中天的時候是“艾略特時代”，這個時代還會繼續下去。他的影響遍及全球的文學界，包括漢國文學界。1960年代在台灣，詩人們聽說歐美的艾略特或其現代主義嫡傳詩人打噴嚏，寶島的同行就急急吃感冒藥。1980年代，神州很多寫詩談詩的人，穿必喇叭其褲管，談必征引艾略特。名詩《荒原》的中譯，不懼其艱難晦澀的翻譯者代有其人，絡繹出現；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華》也有多個中譯本。
餘光中（1928-2017）出生于南京，成年後在台灣居住時間最長，其次在香港，1990年代起通路内地從事文學活動先後有數十次。他書寫的文類包含詩、散文、評論、翻譯。其詩最為傳誦者莫過于《鄉愁》，散文則為《逍遙遊》《聽聽那冷雨》等，以及論“中文西化”諸篇。餘光中在世時已聲譽崇隆，辭世時悼念者衆，備受褒揚。對其評價包括：“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 “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是兩岸詩文雙絕的單打冠軍”；“罕見的全能型的文學天才，其成就大略有如宋代的蘇轼”； “像餘先生這樣學貫中西、精通繪畫音樂的大詩人、大散文家、大翻譯家，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等等。
由青年到“華年”，我這個長期讀者，認為他名也“光中”實也“光中”：餘氏确實光耀中華文學。這裡所引盡是好話，文壇對他也有一些“壞話”：或貶抑其作品，或責難其為人。後者主要和19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論争有關。平情而論，餘光中所寫的相關評論頗為意氣用事，但指責者或惡意抹黑，或對他誤解，實在不幸。關于艾略特，歌功頌德之外，攻擊的言論也不少，比如說他有“反猶太”的偏見，還對法西斯主義态度暧昧。本文對二人作品以外的種種，點到即止，不加詳論。
餘光中(1928-2017)。
艾略特的文學批評
本文比較論述艾略特和餘光中文學的成就，側重點在詩歌。先說二人的文學批評。艾略特著名的文學理論見于他的《傳統與個人才華》《漢穆雷特及其問題》等文章。他主張詩人應有“曆史感”（historical sense），要認識傳統才能憑個人才華有所創新。他認為寫詩須用形象性語言，不要任由感情泛濫，為此他用了objective correlative（通譯“客觀相關物”，我譯為“意之象”）一詞，後來成為現代文論的經典術語。艾略特及其現代主義追随者，把這幾個概念加以發揮，加上《荒原》的刁鑽技巧“示範”，合起來被奉為寫詩評詩的圭臬，影響遍及世界各地。
考察“曆史感”和“意之象”二說，我們發現其理論并不石破天驚。17世紀初英國作家班·姜森稱贊莎士比亞之餘，認為莎翁隻稍懂拉丁文、不懂希臘文是憾事；為什麼這樣認為，因為古典修養愈好，融會貫通後對古典有所突破的機會才愈大。其實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早有“通變”說，勉勵作家“積學以儲寶”，這樣才能推陳出新；降至當代，王蒙曾呼籲“作家學者化”。這些都與艾略特的“曆史感”說法相通。至于“意之象”說，其實文學是形象思維的說法，源遠流長，早就存在。此詞本身也不是全新的鑄造。
為了反對浪漫主義者如雪萊的濫情，艾略特推崇以機智見稱的玄學詩人約翰·多恩；論者誇張地說艾略特改寫了半部英國文學史。著名批評家弗萊說這隻是艾略特鑒賞口味的變化，而“口味”說可遠溯至希臘羅馬時代。還有艾本人對于彌爾頓，曾貶抑在先高揚在後，弗萊更戲稱這與股市的升降并無不同。此外，韋勒克在其批評史巨冊裡，則謂艾略特的理論性文章裡，語義常有含糊處，某些理論的前後說法也每見龃龉。盡管如此，憑其大詩人的盛譽，憑其諾獎得主的大名聲，憑着英語雄霸天下的語言威力，艾略特詩論詩評的影響無遠不至。
餘光中的文學批評
餘光中一生中，既評論中西古今文學，還評論音樂、繪畫、書法，而繪畫是兼顧中西的。他的文學評論，涉及的文類也多：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全包。餘光中寫詩有過短期的“準現代主義”嘗試，但他迅速回顧傳統，兼采中西，并發表宣言性的《再見，虛無》一文，這簡直是和艾略特及其現代主義的徒子徒孫對着幹。“藍墨水的上遊是汨羅江”是他尊重中國傳統的一句名言。
散文理論方面，餘光中有“速度、密度、彈性”說，和“煉丹”說，強調詞彙和句法靈活新變的重要。他又提出散文語言 “白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傳真，西以求新” 的多元融合主張。太陽之下少新事，餘光中這方面的理論，也非完全簇新：孔子早就認為言辭應有文采，《文心雕龍》強調情與采不能偏廢；杜甫主張“轉益多師”，餘光中的“白文俚西”可說是兼采多類語言之長而已。餘光中表現傑出的是其實際書寫。他中西文學修養深厚，想象豐富；所寫散文記人叙事述遊評藝，有知識有情趣有文采，造句更是長短開阖另創一格，号稱“餘體”。其作品又叫座又賣錢，我曾說他用五彩筆中的金筆寫散文。
餘光中精通中英文，中譯英、英譯中，成果豐碩。中文和英文文法多有不同，餘光中深感中文寫作亦步亦趨英文句法的流弊，認為國人可擇英文句法之善者而從之，對“惡性西化”的夾纏冗長則必須避而遠之。他撰文批評五四以來多個名家的作品，詩與文都有，包括批評其文字的“惡性西化”。改寫文學史自然談不上，卻真的要拉低某些作家的文學史地位。餘光中論“中文西化”諸文，1960年代起陸續發表，一片苦口婆心，産生廣泛影響。馬英九十多年前曾購買二三百冊餘氏《分水嶺上》發給辦事人員參考，希望下屬筆下清通，戒掉“惡性西化”的文字。
反觀艾略特，他的文學評論集出版了多本，卻不見他有餘光中那類音樂、繪畫的評論文字，更無餘氏那些記人叙事述遊的美文式散文。餘光中“中文西化”那類帶有實用意義（或謂廣義的“經邦濟世”意義）的文章，也付阙如。艾略特倒是寫過好幾本詩劇，即《大教堂中的謀殺》《家人團聚》《雞尾酒會》等。餘光中沒有寫過詩劇或一般的劇本，倒是翻譯過王爾德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四個喜劇，每個翻譯劇本都附有評論和翻譯得失的議論。餘光中還翻譯過《老人與海》和《梵谷傳》；詩歌的中英互譯數量不菲，加起來有四五個集子。
餘光中詩集《鄉愁》
艾略特的詩
艾略特從1915年發表《普魯夫洛克的戀歌》到1944年發表的《四個四重奏》，接近三十年間成詩約一百七十首。詩有長短，有單篇也有組詩，如計算其總共詩行，則約為五千行。在古今中外詩人中，艾略特并不多産。《普》一面世就得好評，1922年《荒原》一發表即備受矚目，各種評論洶湧而至；1944年《四個四重奏》發表後四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上三首可說聲名最大。此外入選多種選集的名詩還有《一個女士的畫像》《序曲》《空洞人》《聖灰星期三》等。
《普》為艾略特前期的詩定下基調，至《荒原》出現，他以詩作為“文戰”的各種“武器”粲然大備。1930年出現的《聖灰星期三》，為艾略特詩作後期的開始，自此宗教意味更為濃郁。《普》和《荒原》諸詩，涉及的人物行為思想，幾乎都是憂郁痛苦怯懦嗫嚅虛無的，或是粗俗的衰老的。“詩可以怨”，悲劇可以引起觀者的憐憫與恐怖，而淨化其情緒；艾略特的詩自有其特色，有其“效用”。艾詩的名句頗能作為“詩可以怨”的縮影，如《普》的 “黃昏背着天空匍匐伸展，好像一個病人麻醉在手術台上”，如《荒原》的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其中“黃昏”“病人”“麻醉”“殘酷”等字眼即傳達這類情緒。《普》的“我用咖啡勺子量度我的生命”一句，情懷無奈，而名氣奇大；1965年《時代》周刊所登的艾略特訃告就引用了此名句。
不少評論家研析《荒原》等詩的思想意識，大加好評，以為艾略特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及其文化的失落虛無，以為艾詩反映時代。研究者偵查艾氏生平事迹，發現1915年詩人為一同性摯友死亡而悲傷；同一年與新認識不久的一女士結婚後，魚水不歡，夫妻不睦。此與著名哲學家羅素這第三者大有關系。這方面的“八卦”甚多，連華人學者夏志清也曾撰長文述說之，文首有這樣兩個句子：“人馬獸馳騁情場，相思樹枯萎荒原。”人馬獸指羅素。《荒原》之荒，之枯萎，之“四月殘酷”，之“隻有石頭沒有水”，之“今晚我神經壞透”，等等，原來與艾略特的痛苦婚姻最有關系。細按此詩，其實讀者難以直接讀到和歐戰有關的事物。
艾略特詩的技巧，以“創新”取勝。我發現他征服學院派批評家的“武器”有二：一劍，一鑽。叙事性文本涉及時空，艾略特最擅于揮動利劍，把詩中叙事時空轉變的紐帶全部斬斷，緻使不同時空的場景成為一段段不連接配接的“斷章”，《荒原》即遭利劍所殘。艾略特主張詩的戲劇化，其詩中角色所戴的“面具”（persona），他用利劍逐一揭掉更換，角色變來變去，用的仿佛是四川的“變臉”手法。《荒原》中固然“變臉”頻頻，後期的詩如《聖灰星期三》亦然。《聖》中的Virgin，Lady, Mary, Mother究竟是誰，是一角色，是幾個角色？讀者隻能玩猜謎，隻能玩捉迷藏。故弄玄虛是艾略特寫詩的政策——“新批評學派”所謂的strategy。另一件“武器”是鑽。詩常用典，典有生、熟之分；艾略特的《荒原》多用生僻典故，詩中還夾雜多種外文，簡直鑽入西方文化的牛角尖。劍法和鑽法，在後期的詩有程度上的弱化，但沒有換掉。
後期的詩宗教和哲學的色彩加濃，組詩《四個四重奏》更徘徊糾纏于過去和現在、生命與死亡、暫時和永恒等概念。艾略特早年在哈佛和牛津讀哲學，詩人“學以緻用”，寫法玄之又玄。《四個四重奏》發表時，艾略特已大名垂天下，諸多論者對它大加“點贊”；卻也有不少抨擊：以《1984》等書名噪一時的喬治·奧維爾，就對它“大肆咆哮”加以痛擊。
其實自《荒原》開始，好評與劣評就兩極化了。褒之者上面略引過，不贅。多個文壇的知名人物，都說看不懂《荒原》，說它是“斑斓的萬花筒式混亂”，質疑“它可有個完整的結構”；艾米·洛厄爾直指“它胡說八道，是一堆廢話”（“I think it is a piece of tripe”）。艾略特式“創新”讓他成為詩界宗師，影響一群現代主義者，他們至今不怕或不理會或根本不明白“祖師爺”的“斷”“鑽”“難”，而“迎難而上”加以研析。艾略特享譽至今，也挨罵至今。
艾略特詩的仁智褒貶之争不斷，一個不争的事實是：他的詩題材狹窄，例如著名選本《諾頓英國文學選集》的編者就寫道：“作為詩人，他艾略特的題材範圍有限；人世間涵蓋寬廣的種種經驗，他興趣缺乏（隻對聖人和罪人兩個極端有興趣）。”艾略特的狹窄正好和餘光中的廣闊構成強烈的對比。
《荒原》書影。
餘光中的詩
餘光中發表過一千四五百首詩，多元的題材很難妥善分類，姑且勉強劃分為：愛情親情，如《等你，在雨中》《珍珠項鍊》《母難日》；小我大我，如《當我死時》《如果遠方有戰争》《鄉愁》《歡呼哈雷》；古今人物，如《尋李白》《戈巴契夫》；文學藝術，如《白玉苦瓜》《向日葵》；山川自然，如《墾丁十九首》《問海》；政治社會，如《慰一位落選人》《石器時代》；植物動物，如《太陽點名》《火金姑》；環境保護，如《控訴一支煙囪》《貝殼砂》；等等。
餘光中的詩感應時代與人生，他有信有望有愛，生命體會有哀愁有歡樂，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有憂有喜，對社會世事有針砭有諷刺有鼓舞有頌揚；風格婉約處如宋詞，陽剛處近史詩；合起來大體上映照出積極豐盛惜福感恩的人生。1960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詩壇風起雲湧卻又是月黑風高之時，餘光中祭出《再見，虛無》的檄文。他的詩表現的思想和情懷，與艾略特大異其趣。
餘光中熟悉中英兩個文學傳統，知道詩是形象的思維，寫詩有其章法有其技藝；知道怎樣繼承與創新，行走詩歌創作的大道；其詩明朗而不淺陋，耐讀而不晦澀，有篇兼且有句。推崇者衆，如流沙河極愛其詩，設壇講授其詩如傳播詩的福音；謂其詩可讀可解更可講，可講的意思是其詩可讓批評家細細講出其精彩高妙的藝術。餘光中新詩的形式，有格律體，也有自由體，而以自由體為主。他的自由體甚有節制，我認為他創出了一種“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詩體，并稱其創體的成就有如唐代杜甫之确立律詩體式。
餘光中的詩，讓各地的讀者和批評家講之不盡。情詩如寫蓮花池畔小情人，步“雨後的紅蓮……從姜白石的詞裡，有韻地……走來”，其典雅情調迷倒了多少年輕讀者。其《珍珠項鍊》柔美抒情，用露珠、雨珠、念珠概括夫妻的恩愛生活，曾使一群女性聽衆是以詩而埋怨夫君，謂在結婚紀念日其财能饋贈珠寶，其才卻“稍遜風騷”。面對空氣污染，餘光中詛咒工廠的大煙囪，是“毒瘾深重的大煙客……把整個城市/當作你私有的一隻煙灰碟”。詩人的一生和國家民族分不開，《鄉愁》和《民歌》朗朗脍炙人口不用說；寫每七十六年“來臨”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餘光中聯想到國家，昂揚表示“民族的意志永遠向前/向着熱騰騰的太陽，跟你一樣”。《當我死時》首三行“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蓋着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充滿自信與豪氣。
今事或典故繁富的詩，如《湘逝》《慰一位落選人》，波瀾起伏沉郁頓挫，這裡隻能草草點名。在此知識分子“不眠憂戰伐”的時刻，我略述其《如果遠方有戰争》。此詩以越戰為背景，扼要描繪戰争和反戰示威的場景，用歡愉的性愛巧妙地反諷殘酷的戰争；篇中小我心靈和大我時局交織，氣氛層層推進，深沉抒發知識分子的悲戚無奈之感。這裡舉它為例，有另一個原因。某讀者認為一向風行的《鄉愁》，藝術性不過爾爾，偶然讀到《如果遠方有戰争》，馬上對餘光中的評價大大提升。
艾略特專狹，餘光中博大
《鄉愁》有家國情懷，平易可誦，但它不能代表餘光中詩的繁富内容和高妙詩藝。《荒原》則既能概括反映艾略特詩的内涵，也折射其“詩藝”的極緻。《鄉愁》是獨幕喜劇，形同“一枚小小的郵票”，讀者與它暢順通郵；其他的詩篇幅或短或長，也都能與讀者“通郵”；《荒原》是長詩，展示大荒之地，其上怪石猙獰，讀者艱險難行。艾略特與餘光中兩大詩人的名望，一屬全地球，另一隻屬漢語圈，其懸殊有如《荒原》篇幅之大和《鄉愁》篇幅之小。然而，兩人的文學成就，可比較之處頗多。前文在文學批評方面已做過比照，散文、詩劇、翻譯方面也略為參差讨論過。
無論多受尊崇，艾略特“創新”的崎岖曲折詩路，讀者跟進唯艱。上面我說的“劍”，可另做解讀：憑“劍”（和“鑽”）舞出新派，而此劍有雙刃；立派之外的另一刃，大大刺傷了本尊的詩，使詩變得晦澀支離。艾略特經營詩作是否屬于苦吟派，我們不得而知；其手法之刁鑽奇崛，則導緻讀者都成為“苦讀派”。至今服膺現代主義、認為作品難懂才有偉大可能的教授及其研究所學生，苦苦鑽研艾詩之後，受折騰之後，有了發現，解了難題，自然有獲得感，有樂趣。具備一般新詩鑒賞能力的讀者，讀餘光中“可讀可解可講”的詩，正襟危坐地讀也好，閑适舒服地讀也好，發現其詩明朗而耐讀，繁富的作品詩意盎然，詩藝卓然，都會是悅讀，是享受。無論國際性名聲與影響如何懸殊，以言文學格局，則艾略特可謂專狹，而餘光中顯然博大。
黃維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