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月，許多人在社交平台引用了艾略特經典長詩《荒原》的開頭：“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2022這一年正好是《荒原》問世一百周年。
《荒原》是英國詩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其出版被譽為“西方現代派詩歌的裡程碑”。1922年10月，《荒原》首發于艾略特自己主編的季刊《标準》創刊号，同年底在美國出版單行本，艾略特還在單行本中加入了五十多條注釋。
在四月，澎湃新聞記者特就《荒原》在中國的接受史、它對中國詩人的影響、它與當下的關聯等話題專訪了幾位中國詩人，他們之中很多人還是批評家、作家、學者、譯者、文學期刊編輯。
此文為詩人、同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胡桑就《荒原》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胡桑
【對話】
澎湃新聞：《荒原》這部西方經典是如何傳入中國的？
胡桑：《荒原》發表後不久就傳入了中國。1920-1930年代，很多中國詩人通過讀英文版接受了影響。趙蘿蕤的老師葉公超等人率先介紹了艾略特的詩學。在當時的中國，甚至形成了所謂的“《荒原》沖擊波”。“荒原意識”滲透到了很多中國詩人的寫作中，比如聞一多的《荒村》、卞之琳的《春城》、何其芳的《春城》。中國詩人從“荒原”意象中看到了現代世界的困境、現代性的病症、現代人分崩離析的倫理處境。特别是趙蘿蕤應戴望舒之邀，翻譯《荒原》，于1937年在新詩社出版，再次推動了這首長詩的影響。趙蘿蕤的譯文吸收了1930年代漢語詩歌的語言成就，她的丈夫便是新月派詩人陳夢家，她又繼承了神學家父親趙紫宸的家學，對聖經語言尤其是和合本語言十分熟悉。這些造就了《荒原》譯本語言的蘊藉、舒朗、精準。這是一個出色的譯本。這首詩對九葉詩派詩人來說舉足輕重。對于他們而言，《荒原》是去個人化、智性化寫作的典範。
澎湃新聞：此後《荒原》在中國經曆了什麼？
胡桑：1949年以後，艾略特像很多西方詩人一樣，被打入了冷宮。袁可嘉在1960年甚至撰文稱艾略特為“英美帝國主義禦用文閥”。
後來穆旦在1970年代進行重譯，不過直到1985年才出版，收入《英國現代詩選》。裘小龍（1983）、葉維廉（1983）、趙毅衡（1985）、杜若洲（1985）、湯永寬（1994）等譯過多個版本。《荒原》裡的“荒原意識”慢慢褪去，新古典主義傾向得以顯露。對經典文本、典故的現代激活方式刺激了很多中國詩人去中國傳統裡尋找現代性，比較典型的是楊煉的《諾日朗》。其實，海子的長詩裡也能看到《荒原》的痕迹。
到了1990年代，中國詩歌不再滿足于無論是語言的還是精神的宏大叙事。日常性和叙事性變成了變革的方向。此時，《荒原》裡日常生活的象征式書寫、對生活片段的叙事性處理啟發了王家新、蕭開愚等衆多詩人。我們可以在蕭開愚長詩《向杜甫緻敬》（1996）裡看到《荒原》裡對當代日常生活片段的提煉。
澎湃新聞：你什麼時候第一次讀到了《荒原》，當時有着怎樣的感受？
胡桑：我在1997年讀到一本王家新、沈睿編選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詩人詩集《最明亮的與最黑暗的》。裡面收了艾略特幾首詩。隻是可能因為《荒原》名聲太盛，反而沒收入。我第一次讀到全本《荒原》是在2000年，我來到西安讀大學。在書店裡，淘到了趙蘿蕤譯文自選集《荒原》。讓人驚訝的是，在序言裡，我發現，趙蘿蕤是我同一個鎮的老鄉。她1912年5月9日出生于浙江德清縣新市古鎮四平路1号,當時是一家米行,米行在她祖父手裡已經逐漸敗落。她家就在我從小去吃馄饨的平橋旁邊。不過，後來我知道，1992年，趙家三進院落由趙蘿蕤的堂妹拆除重建成了很當代的磚瓦房。
當時讀完《荒原》，由于知識儲備的不足，對它充滿了疑惑。不過，裡面的幽暗、荒涼、欲望和淩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來源于《金枝》裡的聖杯、魚王傳說。後來，為了研讀《荒原》等詩歌，我專門從外網收集了很多艾略特的英文詩，列印成了一本艾略特詩集。當時的列印費特别貴，是一進制一頁，那是22年前的價格。通過長時間研讀英文版，慢慢地我更能了解這首長詩了。它對時代的命名能力以及對當代世界認知的豐富性是驚人的。不過，由于我個人的寫作喜好，對其過于強烈的智性化、典故的繁冗略有不滿。也就沒有傾心于它，沒有學到太多技藝。
澎湃新聞：後來呢，對《荒原》的讀後感發生了變化嗎？
胡桑：确實，當我從西安回到江南後。對艾略特所寫的一些片段卻更有感觸了，尤其是那句“大半個晚上我看書，冬天我到南方。”我必須重新體驗、了解這個我度過了漫長童年少年時光的“南方”。我特别喜歡趙蘿蕤的譯文，很多句式、語調也會無意間會滲透進自己的詩句。比如被他激活的瓦格納的句子“荒涼而空虛的是那大海”，但丁的句子“我沒想到死亡毀壞了那麼多人”，我都深有感觸，也偷偷模仿過。
這些年我在大學教書，從沒有想過要給學生講解這首詩。但随着對聖經、但丁、莎士比亞等人的不斷研讀，其實更能體會到詩中對典故的化用的鬼斧神工，也更能明白了它從西方傳統裡滋養出來的生命力量。于是越發覺得他具有強大的創造性，以及對現代生活的深刻體認。這些是我們的詩歌難以企及的。這些年，我也越發感覺到了艾略特的偉大，和一再重讀的必要性。
澎湃新聞：為什麼沒有想過要給學生講解這首詩？
胡桑：我可能覺得它太難了。除了在知識層面的講述，我不太能把握講述這首詩的路徑。這就像我在課堂上沒有專門講解過《尤利西斯》，雖然我一直認為這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部長篇小說。平時我也一直研讀着。但總覺得沒有準備好去給學生講解。
在課堂上講授《荒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對于這樣豐富的一首詩，細讀會顯得極為繁瑣。而我最喜歡以細讀的方式講課。我覺得大學生最需要一種細讀能力，在字裡行間鍛煉了解作品的能力——感受力、認知力和想象力。
還有，艾略特本身是極好的批評家。但在我閱讀視野裡，比較經典的，除了海倫·加德納的《艾略特的藝術》之外，西方學界對于艾略特的批評、闡釋并不豐富。大學課堂的講授是需要知識基礎的。在沒有西方一流學者、批評家的闡釋基礎，我不敢擅自解讀。我之是以敢和學生講《神曲》、莎士比亞悲劇，是因為我可以借助西方大量的經典的但丁、莎士比亞闡述。畢竟我們和西方文學有着語境之隔。我更相信他們語境内部的學者、批評家闡述的準确性。
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艾略特給這首詩做了太多注釋，反而限制了讀者的閱讀方式。解讀它，就沒有解讀但丁、莎士比亞時那種可以不斷做出新的發現的愉悅。
艾略特 人民視覺資料圖
澎湃新聞：你和詩友們讨論過這首詩嗎？
胡桑：不太多。對于我和朋友們而言，《荒原》就像一個龐然高峰，它默默矗立在那裡。我們可能會一個人默默攀登，不适合組團一起登覽。其實我們這二十年，談論的詩人裡，艾略特的詩是往往缺席的。我們可能經常談論他的文論，尤其是他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或者他對但丁、莎士比亞、玄學派詩人的闡述。由于艾略特的保守主義傾向，他的詩的“現代性”盡管很有特點，卻不是特别明顯。他詩歌中的語言的和情感的激情也并不強烈。是以，在外國詩歌方面，我們談論最多的大概是布羅茨基、希尼、沃爾科特、畢肖普、策蘭、米沃什這些詩人。
澎湃新聞：你認為《荒原》對你，以及你這一代中國詩人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胡桑：剛開始，我對《荒原》中的宏大的命名能力，對經驗的提煉能力，對當代生活的複雜的洞察，是不太能了解的。了解它需要太多的智慧，或者說是成熟的心智。
艾略特對于我這一代詩人的具體寫作，我的感覺是影響不大的，因為我們最初進入詩壇的是反叛宏大叙事，要去建立和具體生活的直接性和肉身性，對個人體驗的真實性是有強烈的渴望的。而艾略特恰恰提倡傳統和曆史的重要性，要求詩人“去個人化”。在這個方面，其實他的文論對我影響更大。當時我大學時在陳越老師的課上，聽他講解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深受啟發。此後，不斷會不斷重讀這篇文章。我在自己從事批評寫作時也會經常引用艾略特這篇文章。在詩人與傳統重建聯系這一點上，艾略特對我影響太深。我的詩歌裡也開始重新處理對中國古典詩歌某些因素的挪用和激活。比如我寫古代詩人那個系列《孟郊：仄步》《趙孟頫：寓形》《姜夔：自倚》《吳文英：須斷》《葉小鸾》等，一直想到艾略特的教誨。
來到上海後，我慢慢不再關心如何去建構一代人的寫作方式，而是更關心個人聲音的建構和漢語詩歌的未來。這個時候，艾略特對時代經驗的命名能力，對曆史記憶和文本經驗的引用能力和更新能力極大地啟發了我。我從組詩《惶然書》開始，詩歌中的“荒原意識”其實是加強了。每當我寫到上海時，我總是想到艾略特詩中作為“無實體的城”的倫敦。但如何認識上海的當代性，依然難度巨大。我這幾年一邊關心數字媒介對當代人的影響，又不斷試圖去命名這座城市的經驗，嘗試着寫下了《内卷時代》三部曲、《空城》等詩。算是對《荒原》的緻敬。
當然，這幾年我們這一代中國詩人其實都在變化，已經脫去了個人化寫作痕迹，對《荒原》式的巨大的命名能力都有一定的了解吧，甚至對超越個人的寫作方式、對曆史和現實進行提煉、命名，對于走向開闊的詩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澎湃新聞：四月，不少人喜歡引用“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你怎麼看待《荒原》與當下的關系？我們如今紀念《荒原》，需要紀念什麼？
胡桑：“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是裘小龍的譯文。我記憶中的譯文還是趙蘿蕤的：“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一個月”這種具體性對我來說是觸目驚心的。詩歌開頭的殘忍性就在于它是以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個”具體的事物“四月”為載體的。這個“四月”有那麼大的承受力嗎？
在大流行、國際戰争、難民浪潮、核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的巨大語境中，我們如何看待一個月、一星期、一天和身邊一個個具體的人？我覺得，《荒原》裡那種虛無感和危機感一直左右着這個世紀。曾經，在我少年的新自由主義語境裡，我以為，《荒原》隻是一首象征感強烈的詩。但這兩年我才明白，這首詩就是我們的現實，它一直在我們的空氣裡飄蕩着。它通過引用經典觀看當代生活的碎片，激發對當下生活的想象力。我們需要的就是這種“觀看”，或者，用本雅明的說法，引用文本，就是引用曆史。引用曆史，是為了燭照我們當下的生活。在我們置身于荒原的時候，我們需要曆史的鏡像裝置來幫助我們重建“觀看”的能力。《荒原》一直在提示我們，如何引用過去，如何看到曆史活在永恒的當下，看到我們對時代的記錄會成為未來的記憶。同時，我們害怕詞語變得輕浮，對記憶的去向聽之任之，被人竊取、塗抹、屏蔽，借用艾略特在《荒原》的詞句來說，我們害怕自己的言辭成為“野蠻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