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1888-1965)。
深奥晦涩的《荒原》和平易明朗的《乡愁》，风格差异极大，但都是极著名的诗。两首名诗的作者艾略特（T.S. Eliot）和余光中，都享有盛誉，虽然享誉的范围大小不同：艾誉满全球，余驰名主要在汉语圈。在二十世纪，艾是英语文学最重要的诗人，至少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余是汉语文学最重要的诗人，至少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笔者早就有意拿二人来作一比较论述，直到2021年5月我才在重庆西南大学的讲座做了个尝试。2022年是《荒原》发表100周年纪念，是《乡愁》发表50周年纪念。100和50两个数字如此整齐难得，似乎在呼唤我，是好好写篇文章的时候了。不过，兹事体大，虽然寤寐在心，这里的议论仍然只是个初论。
对艾略特和余光中的评价
艾略特（1888-1965）出生于美国，1927年入了英国籍；一人两国，英美的文学史都给他显著的地位。他一百年前发表的长诗《荒原》震撼文坛，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除了诗之外，还有文学批评和诗剧。一生收获各种顶级评价，如称他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甚至有人拿他和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并论；说他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是“艾略特时代”，这个时代还会继续下去。他的影响遍及全球的文学界，包括汉语文学界。1960年代在台湾，诗人们听说欧美的艾略特或其现代主义嫡传诗人打喷嚏，宝岛的同行就急急吃感冒药。1980年代，神州很多写诗谈诗的人，穿必喇叭其裤管，谈必征引艾略特。名诗《荒原》的中译，不惧其艰难晦涩的翻译者代有其人，络绎出现；名文《传统与个人才华》也有多个中译本。
余光中（1928-2017）出生于南京，成年后在台湾居住时间最长，其次在香港，1990年代起访问内地从事文学活动先后有数十次。他书写的文类包含诗、散文、评论、翻译。其诗最为传诵者莫过于《乡愁》，散文则为《逍遥游》《听听那冷雨》等，以及论“中文西化”诸篇。余光中在世时已声誉崇隆，辞世时悼念者众，备受褒扬。对其评价包括：“最出色最具风格的散文家”； “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是两岸诗文双绝的单打冠军”；“罕见的全能型的文学天才，其成就大略有如宋代的苏轼”； “像余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精通绘画音乐的大诗人、大散文家、大翻译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等等。
由青年到“华年”，我这个长期读者，认为他名也“光中”实也“光中”：余氏确实光耀中华文学。这里所引尽是好话，文坛对他也有一些“坏话”：或贬抑其作品，或责难其为人。后者主要和19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论争有关。平情而论，余光中所写的相关评论颇为意气用事，但指责者或恶意抹黑，或对他误解，实在不幸。关于艾略特，歌功颂德之外，攻击的言论也不少，比如说他有“反犹太”的偏见，还对法西斯主义态度暧昧。本文对二人作品以外的种种，点到即止，不加详论。
余光中(1928-2017)。
艾略特的文学批评
本文比较论述艾略特和余光中文学的成就，侧重点在诗歌。先说二人的文学批评。艾略特著名的文学理论见于他的《传统与个人才华》《汉穆雷特及其问题》等文章。他主张诗人应有“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要认识传统才能凭个人才华有所创新。他认为写诗须用形象性语言，不要任由感情泛滥，为此他用了objective correlative（通译“客观相关物”，我译为“意之象”）一词，后来成为现代文论的经典术语。艾略特及其现代主义追随者，把这几个概念加以发挥，加上《荒原》的刁钻技巧“示范”，合起来被奉为写诗评诗的圭臬，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考察“历史感”和“意之象”二说，我们发现其理论并不石破天惊。17世纪初英国作家班·姜森称赞莎士比亚之余，认为莎翁只稍懂拉丁文、不懂希腊文是憾事；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古典修养愈好，融会贯通后对古典有所突破的机会才愈大。其实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刘勰早有“通变”说，勉励作家“积学以储宝”，这样才能推陈出新；降至当代，王蒙曾呼吁“作家学者化”。这些都与艾略特的“历史感”说法相通。至于“意之象”说，其实文学是形象思维的说法，源远流长，早就存在。此词本身也不是全新的铸造。
为了反对浪漫主义者如雪莱的滥情，艾略特推崇以机智见称的玄学诗人约翰·多恩；论者夸张地说艾略特改写了半部英国文学史。著名批评家弗莱说这只是艾略特鉴赏口味的变化，而“口味”说可远溯至希腊罗马时代。还有艾本人对于弥尔顿，曾贬抑在先高扬在后，弗莱更戏称这与股市的升降并无不同。此外，韦勒克在其批评史巨册里，则谓艾略特的理论性文章里，语义常有含糊处，某些理论的前后说法也每见龃龉。尽管如此，凭其大诗人的盛誉，凭其诺奖得主的大名声，凭着英语雄霸天下的语言威力，艾略特诗论诗评的影响无远不至。
余光中的文学批评
余光中一生中，既评论中西古今文学，还评论音乐、绘画、书法，而绘画是兼顾中西的。他的文学评论，涉及的文类也多：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全包。余光中写诗有过短期的“准现代主义”尝试，但他迅速回顾传统，兼采中西，并发表宣言性的《再见，虚无》一文，这简直是和艾略特及其现代主义的徒子徒孙对着干。“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是他尊重中国传统的一句名言。
散文理论方面，余光中有“速度、密度、弹性”说，和“炼丹”说，强调词汇和句法灵活新变的重要。他又提出散文语言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传真，西以求新” 的多元融合主张。太阳之下少新事，余光中这方面的理论，也非完全簇新：孔子早就认为言辞应有文采，《文心雕龙》强调情与采不能偏废；杜甫主张“转益多师”，余光中的“白文俚西”可说是兼采多类语言之长而已。余光中表现杰出的是其实际书写。他中西文学修养深厚，想象丰富；所写散文记人叙事述游评艺，有知识有情趣有文采，造句更是长短开阖另创一格，号称“余体”。其作品又叫座又卖钱，我曾说他用五彩笔中的金笔写散文。
余光中精通中英文，中译英、英译中，成果丰硕。中文和英文语法多有不同，余光中深感中文写作亦步亦趋英文句法的流弊，认为国人可择英文句法之善者而从之，对“恶性西化”的夹缠冗长则必须避而远之。他撰文批评五四以来多个名家的作品，诗与文都有，包括批评其文字的“恶性西化”。改写文学史自然谈不上，却真的要拉低某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余光中论“中文西化”诸文，1960年代起陆续发表，一片苦口婆心，产生广泛影响。马英九十多年前曾购买二三百册余氏《分水岭上》发给办事人员参考，希望下属笔下清通，戒掉“恶性西化”的文字。
反观艾略特，他的文学评论集出版了多本，却不见他有余光中那类音乐、绘画的评论文字，更无余氏那些记人叙事述游的美文式散文。余光中“中文西化”那类带有实用意义（或谓广义的“经邦济世”意义）的文章，也付阙如。艾略特倒是写过好几本诗剧，即《大教堂中的谋杀》《家人团聚》《鸡尾酒会》等。余光中没有写过诗剧或一般的剧本，倒是翻译过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四个喜剧，每个翻译剧本都附有评论和翻译得失的议论。余光中还翻译过《老人与海》和《梵谷传》；诗歌的中英互译数量不菲，加起来有四五个集子。
余光中诗集《乡愁》
艾略特的诗
艾略特从1915年发表《普鲁夫洛克的恋歌》到1944年发表的《四个四重奏》，接近三十年间成诗约一百七十首。诗有长短，有单篇也有组诗，如计算其总共诗行，则约为五千行。在古今中外诗人中，艾略特并不多产。《普》一面世就得好评，1922年《荒原》一发表即备受瞩目，各种评论汹涌而至；1944年《四个四重奏》发表后四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上三首可说声名最大。此外入选多种选集的名诗还有《一个女士的画像》《序曲》《空洞人》《圣灰星期三》等。
《普》为艾略特前期的诗定下基调，至《荒原》出现，他以诗作为“文战”的各种“武器”粲然大备。1930年出现的《圣灰星期三》，为艾略特诗作后期的开始，自此宗教意味更为浓郁。《普》和《荒原》诸诗，涉及的人物行为思想，几乎都是忧郁痛苦怯懦嗫嚅虚无的，或是粗俗的衰老的。“诗可以怨”，悲剧可以引起观者的怜悯与恐怖，而净化其情绪；艾略特的诗自有其特色，有其“效用”。艾诗的名句颇能作为“诗可以怨”的缩影，如《普》的 “黄昏背着天空匍匐伸展，好像一个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如《荒原》的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其中“黄昏”“病人”“麻醉”“残酷”等字眼即传达这类情绪。《普》的“我用咖啡勺子量度我的生命”一句，情怀无奈，而名气奇大；1965年《时代》周刊所登的艾略特讣告就引用了此名句。
不少评论家研析《荒原》等诗的思想意识，大加好评，以为艾略特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及其文化的失落虚无，以为艾诗反映时代。研究者侦查艾氏生平事迹，发现1915年诗人为一同性挚友死亡而悲伤；同一年与新认识不久的一女士结婚后，鱼水不欢，夫妻不睦。此与著名哲学家罗素这第三者大有关系。这方面的“八卦”甚多，连华人学者夏志清也曾撰长文述说之，文首有这样两个句子：“人马兽驰骋情场，相思树枯萎荒原。”人马兽指罗素。《荒原》之荒，之枯萎，之“四月残酷”，之“只有石头没有水”，之“今晚我神经坏透”，等等，原来与艾略特的痛苦婚姻最有关系。细按此诗，其实读者难以直接读到和欧战有关的事物。
艾略特诗的技巧，以“创新”取胜。我发现他征服学院派批评家的“武器”有二：一剑，一钻。叙事性文本涉及时空，艾略特最擅于挥动利剑，把诗中叙事时空转变的纽带全部斩断，致使不同时空的场景成为一段段不连接的“断章”，《荒原》即遭利剑所残。艾略特主张诗的戏剧化，其诗中角色所戴的“面具”（persona），他用利剑逐一揭掉更换，角色变来变去，用的仿佛是四川的“变脸”手法。《荒原》中固然“变脸”频频，后期的诗如《圣灰星期三》亦然。《圣》中的Virgin，Lady, Mary, Mother究竟是谁，是一角色，是几个角色？读者只能玩猜谜，只能玩捉迷藏。故弄玄虚是艾略特写诗的策略——“新批评学派”所谓的strategy。另一件“武器”是钻。诗常用典，典有生、熟之分；艾略特的《荒原》多用生僻典故，诗中还夹杂多种外文，简直钻入西方文化的牛角尖。剑法和钻法，在后期的诗有程度上的弱化，但没有换掉。
后期的诗宗教和哲学的色彩加浓，组诗《四个四重奏》更徘徊纠缠于过去和现在、生命与死亡、暂时和永恒等概念。艾略特早年在哈佛和牛津读哲学，诗人“学以致用”，写法玄之又玄。《四个四重奏》发表时，艾略特已大名垂天下，诸多论者对它大加“点赞”；却也有不少抨击：以《1984》等书名噪一时的乔治·奥维尔，就对它“大肆咆哮”加以痛击。
其实自《荒原》开始，好评与劣评就两极化了。褒之者上面略引过，不赘。多个文坛的知名人物，都说看不懂《荒原》，说它是“斑斓的万花筒式混乱”，质疑“它可有个完整的结构”；艾米·洛厄尔直指“它胡说八道，是一堆废话”（“I think it is a piece of tripe”）。艾略特式“创新”让他成为诗界宗师，影响一群现代主义者，他们至今不怕或不理会或根本不明白“祖师爷”的“断”“钻”“难”，而“迎难而上”加以研析。艾略特享誉至今，也挨骂至今。
艾略特诗的仁智褒贬之争不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的诗题材狭窄，例如著名选本《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编者就写道：“作为诗人，他艾略特的题材范围有限；人世间涵盖宽广的种种经验，他兴趣缺乏（只对圣人和罪人两个极端有兴趣）。”艾略特的狭窄正好和余光中的广阔构成强烈的对比。
《荒原》书影。
余光中的诗
余光中发表过一千四五百首诗，多元的题材很难妥善分类，姑且勉强划分为：爱情亲情，如《等你，在雨中》《珍珠项链》《母难日》；小我大我，如《当我死时》《如果远方有战争》《乡愁》《欢呼哈雷》；古今人物，如《寻李白》《戈巴契夫》；文学艺术，如《白玉苦瓜》《向日葵》；山川自然，如《垦丁十九首》《问海》；政治社会，如《慰一位落选人》《石器时代》；植物动物，如《太阳点名》《火金姑》；环境保护，如《控诉一支烟囱》《贝壳砂》；等等。
余光中的诗感应时代与人生，他有信有望有爱，生命体会有哀愁有欢乐，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有忧有喜，对社会世事有针砭有讽刺有鼓舞有颂扬；风格婉约处如宋词，阳刚处近史诗；合起来大体上映照出积极丰盛惜福感恩的人生。1960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诗坛风起云涌却又是月黑风高之时，余光中祭出《再见，虚无》的檄文。他的诗表现的思想和情怀，与艾略特大异其趣。
余光中熟悉中英两个文学传统，知道诗是形象的思维，写诗有其章法有其技艺；知道怎样继承与创新，行走诗歌创作的大道；其诗明朗而不浅陋，耐读而不晦涩，有篇兼且有句。推崇者众，如流沙河极爱其诗，设坛讲授其诗如传播诗的福音；谓其诗可读可解更可讲，可讲的意思是其诗可让批评家细细讲出其精彩高妙的艺术。余光中新诗的形式，有格律体，也有自由体，而以自由体为主。他的自由体甚有节制，我认为他创出了一种“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并称其创体的成就有如唐代杜甫之确立律诗体式。
余光中的诗，让各地的读者和批评家讲之不尽。情诗如写莲花池畔小情人，步“雨后的红莲……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走来”，其典雅情调迷倒了多少年轻读者。其《珍珠项链》柔美抒情，用露珠、雨珠、念珠概括夫妻的恩爱生活，曾使一群女性听众因此诗而埋怨夫君，谓在结婚纪念日其财能馈赠珠宝，其才却“稍逊风骚”。面对空气污染，余光中诅咒工厂的大烟囱，是“毒瘾深重的大烟客……把整个城市/当作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诗人的一生和国家民族分不开，《乡愁》和《民歌》朗朗脍炙人口不用说；写每七十六年“来临”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余光中联想到国家，昂扬表示“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当我死时》首三行“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充满自信与豪气。
今事或典故繁富的诗，如《湘逝》《慰一位落选人》，波澜起伏沉郁顿挫，这里只能草草点名。在此知识分子“不眠忧战伐”的时刻，我略述其《如果远方有战争》。此诗以越战为背景，扼要描绘战争和反战示威的场景，用欢愉的性爱巧妙地反讽残酷的战争；篇中小我心灵和大我时局交织，气氛层层推进，深沉抒发知识分子的悲戚无奈之感。这里举它为例，有另一个原因。某读者认为一向风行的《乡愁》，艺术性不过尔尔，偶然读到《如果远方有战争》，马上对余光中的评价大大提升。
艾略特专狭，余光中博大
《乡愁》有家国情怀，平易可诵，但它不能代表余光中诗的繁富内容和高妙诗艺。《荒原》则既能概括反映艾略特诗的内涵，也折射其“诗艺”的极致。《乡愁》是小品，形同“一枚小小的邮票”，读者与它畅顺通邮；其他的诗篇幅或短或长，也都能与读者“通邮”；《荒原》是长诗，展示大荒之地，其上怪石狰狞，读者艰险难行。艾略特与余光中两大诗人的名望，一属全地球，另一只属汉语圈，其悬殊有如《荒原》篇幅之大和《乡愁》篇幅之小。然而，两人的文学成就，可比较之处颇多。前文在文学批评方面已做过比照，散文、诗剧、翻译方面也略为参差讨论过。
无论多受尊崇，艾略特“创新”的崎岖曲折诗路，读者跟进唯艰。上面我说的“剑”，可另做解读：凭“剑”（和“钻”）舞出新派，而此剑有双刃；立派之外的另一刃，大大刺伤了本尊的诗，使诗变得晦涩支离。艾略特经营诗作是否属于苦吟派，我们不得而知；其手法之刁钻奇崛，则导致读者都成为“苦读派”。至今服膺现代主义、认为作品难懂才有伟大可能的教授及其研究生，苦苦钻研艾诗之后，受折腾之后，有了发现，解了难题，自然有获得感，有乐趣。具备一般新诗鉴赏能力的读者，读余光中“可读可解可讲”的诗，正襟危坐地读也好，闲适舒服地读也好，发现其诗明朗而耐读，繁富的作品诗意盎然，诗艺卓然，都会是悦读，是享受。无论国际性名声与影响如何悬殊，以言文学格局，则艾略特可谓专狭，而余光中显然博大。
黄维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