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之中，我們如何獲得超越的力量？美國作家蘇珊·凱恩（Susan Cain）在今年4月出版的新書《苦樂參半》（Bittersweet）或許是一種解答。這部一半回憶錄，一半夾雜着對神經科學、流行心理學、靈性、宗教、詩歌、音樂和藝術探讨的著作，是凱恩對她在2019年的TED演講《悲傷歌曲和雨天的隐藏力量》的延續和擴充。與美國主流社會所崇尚的積極、樂觀主義文化相反，凱恩頌揚“憂郁”，認為“光明與黑暗、出生與死亡、苦與甜，永遠是相生相伴的一對”，并鼓勵人們在苦樂參半的狀态中重新找到創造力和成就感。
▲《苦樂參半》
接受痛苦的情緒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治愈。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在這個所有人生活被打斷、重新開機的時代，人們一次次經曆生命巨變、信仰懷疑和情緒崩裂，有人離開，有人反抗，有人哭喊，有人沉默，有人在社交網絡破口大罵，有人努力維持最後的體面。有無數令人心碎的故事，無數糟糕的、無從纾解的情緒。一個最新的例子是可樂，當這種已經風靡全世界一百多年、日常生活最司空見慣的飲料，在一座大都市成為“硬通貨”，被人争相求購時，我們知道，生活是真的變得太壓抑，而快樂真的太難了。層層負面情緒籠罩下，人們該如何生活、生存？
“苦難、失去和痛苦的感覺不是簡單可以繞開或者靠藥物醫治的，而是需要處理、吸收，然後享受其中。”美國作家、TED演講者蘇珊·凱恩會這樣說。她在新書《苦樂參半》中挑戰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即認為痛苦的情緒是無用的、羞恥的，應當被壓抑；相反，她提出，正是悲傷和渴望的情感能夠帶來更大的愛、同情和快樂，“光明和黑暗，出生和死亡，苦和甜，永遠是相生相伴的”。對于十年前就出版了暢銷書《安靜》（Quiet）的凱恩來說，這是她在流行心理學領域的又一次遊刃有餘的寫作。如果說她用《安靜》讓世界看到了内向者的力量，那麼這一次，她希望世界看到悲傷和痛苦的力量。假如“天命”不可違，至少在“人事”上，從《苦樂參半》出發，我們或許能夠從一個更加廣闊的次元上獲得對眼下生活的了解，找到某種解決方案。
▲蘇珊·凱恩
什麼是苦樂參半？凱恩将它定義為“一種對渴望、心酸和悲傷狀态的趨近，對時間流逝的敏銳感覺，和對世界之美的強烈喜悅之情”。在凱恩看來，這是當代美國社會尤為缺失的。她在書中借用了另一個TED演講者、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蘇珊·大衛（Susan David）所提出的“積極的暴政”概念，或稱為一種“有毒的樂觀主義”文化氛圍進行展開論述。她注意到，美國人似乎特别看重快樂而非悲傷：人們在照相中假笑，用甜蜜的賀卡紀念那些哪怕相當沉重的事件，在日常儀式中有意地忽視那些“無常和哀傷”，即便在私下的生活裡頻頻遭受焦慮和不安的侵襲，卻仍然努力在社交網絡上維系幸福生活的假象。日本有物哀之美，夕陽落花可哀亦可美，人生無常可哀亦可美，假如放到美國，在這個強調繁榮、成功、進步的社會，恐怕隻有“物喜”之美了。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我們悲傷，這要部分地歸因于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心理學學派，這一學派過分強調隻有樂觀和快樂才是常态，是一個人的終極目标。而人們的悲傷和渴求則在更多時候被視為是人類經驗的病态一面。”凱恩說。
在她看來，悲傷是一個不能也不該繞開的人類本能。“當有人表現出真正的悲痛時，我們會情不自禁想要加入他們”，因為“催生出同情的悲傷是一種社會性的情感，是情感聯系和愛的代理人”。她把這種特殊的情感衍生物稱為“憂郁的幸福”，并通過神經科學的角度進一步解釋：悲傷和同情是神經作用的結果。她指出，人體最基礎的神經群之一——迷走神經，不僅連接配接腦幹、喉嚨和腹部，負責消化、呼吸和心率，同時，由于它是雙向神經，既從大腦接收信号，又将信号發回大腦，是以它也和我們的情緒有關，讓我們在面對他人的悲傷時能以同情回應，讓我們有保護下一代的本能，也讓我們産生對快樂體驗的渴望。
渴望，尤其是求而不得的渴望，則是人類生活的另一個重要基點——我們始終渴望生活在一個比現下生活更美好的世界當中。“有一些明确的宗教術語表達了類似的理想，例如人們對麥加、錫安、伊甸園的渴望，或者像蘇菲派（伊斯蘭教神秘主義派别）所稱，對靈魂所愛的渴望”；這種渴望還存在于另外一些時刻，在我們看到一道壯麗的瀑布，或者一幅美到讓人哭泣的畫作之時——“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沖動。我們看到一個更完美世界的某種表達，然後覺得我們是來自那個世界的，需要回到那個世界。”
苦樂參半激發創造力
對悲傷、渴望的情感回避，不僅是對人類本能的否認，也将扼殺無數創造力和成就感。不過，放眼全世界，“苦樂參半”卻已經以藝術的形式存續許久。文化記者比拉爾·奎雷什（Bilal Qureshi）指出，憂郁的音樂、悲傷的電影和沉重的藝術可以打開情感的宣洩之路，“這種說法并不新穎。在許多其他文化中，幾個世紀以來，将黑暗與光明并置一直是它們的藝術核心，對于印度古典音樂、西班牙弗拉門戈和德國管弦樂的創作來說，苦樂參半關乎要義”。凱恩也寫道，對全人類來說，“苦樂參半是我們那些偉大的登月計劃、了不起的大師傑作和動人愛情故事的隐藏源泉”。她認為，我們之是以能夠體驗到最深層次的愛、幸福、敬畏感和創造力，正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并不完美，而不是相反的情況。
▲瑪雅·安吉羅
這在凱恩的偶像之一，美國黑人女作家瑪雅·安吉羅（Maya Angelou）身上得到了最為充分的反映。安吉羅的成長之路經曆了諸多苦難：父母遺棄、種族歧視、孩提時被強奸的創傷，身為女性帶給她的身份否定曾将她徹底推入一個失語世界，有五年時間，她拒絕和兄長之外的任何人說話。直到她遇到老師弗勞爾斯夫人，她在這五年積攢的非凡記憶力、對文學的熱愛，以及傾聽和觀察周遭世界的能力才獲得釋放。在後來的幾十年裡，她不僅成為出色的歌手、演員、劇作家和導演，也是活躍的人權作家、當代美國黑人女詩人中的傑出代表，還在美國總統卡特和福特兩任政府中任職。偉大如安吉羅，便是“那些通過自己經曆的悲傷和痛苦來強化幸福和情感聯結的人”，“受傷的治療者”，凱恩如是說。
凱恩贊頌傷痛和憂郁，鼓勵今天的人們在苦樂參半的狀态中重新找到創造力和成就感。她花了相當大的篇幅描述自己的經曆：她發現自己常常聽一些悲傷的音樂，萊昂納德·科恩的或者阿黛爾的，“但這些音樂不會讓我更悲傷，而是讓我振作起來”；她曾經和母親關系疏遠，彼此不斷傷害，但最後她還是學會了愛母親；為了全身心投入非營利性教育和寫作，她放棄了在華爾街的七年律師生涯；她向蘇菲派的著名講師盧埃林·沃恩-李（Llewellyn Vaughan-Lee）學習，觀看他的線上課程，參加他的蘇菲派神秘修行；她采訪大學母校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們，了解新一代年輕人對于“日常所失”的感受——那種“我們甚至無從悼念的失去，心理學家稱之為 ‘被剝奪的悲傷’”。
新冠時期的苦樂
凱恩似乎是有意識地為《苦樂參半》挑選了一個比《安靜》更富啟示性的出版時刻：全球新冠疫情兩年多來的籠罩下，大衆情緒變得前所未有的脆弱，當人們試圖走出疫情造成的停擺和困境時，情感所需恰恰是一種從痛失所愛的悲傷中汲取的力量。然而，在美國作家凱瑟琳·羅斯曼（Katherine Rosman）看來，凱恩的具體寫作卻似乎與目前社會的現實脫節了，“完全錯過了将這份研究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與這場全球性災難聯系起來的機會”。
盡管在全書的前四分之一處，凱恩便首先提到了新冠疫情——“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就養成了在推特上刷看各類負面新聞的習慣”——但在接下來的100多頁中，讀者幾乎看不到有關疫情的更多資訊，直到最後一部分的開頭，她才抛出“重磅炸彈”：她的哥哥是紐約的一名醫生，死于新冠并發症；她的父親也因新冠去世。“凱恩沒有将自己的經曆、研究和家人的離開與新冠病毒造成的災難聯系起來。她寫了一本充滿個人轶事和家庭故事的書，但她選擇私下處理自己的悲傷。”羅斯曼評價道，她坦言自己無法了解凱恩的這種處理方式。
但這或許恰恰是凱恩的有意為之。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她說，對于在新冠疫情剛開始時，自己養成的每天早上一醒來，就在推特上刷壞消息的習慣，她後來意識到“這真的不健康”，“我想起了魯米（Rumi，13世紀伊斯蘭教蘇菲派神秘主義詩人）的那首詩，他說我們每天清晨從空虛和恐懼中醒來時，不應該直接去學習，而是要擱置琴弦，讓美自發撥動”。“是以，我決定讓我的一天也從美好之物開始。我讓人們在推特上給我推薦他們喜歡的藝術賬号，然後關注。我現在的訂閱裡全是藝術，在我開始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會花時間找一首詩或者我的一個想法，來比對這些藝術作品。這是我所享受的日常練習。”
相較之下，書評人凱爾西·曼（Kelsey S. Mann）提出的批評要更具穿透性。她認為，盡管人們确實能從悲恸中迸發出偉大藝術創作所需的力量，但“凱恩沒有意識到，有時候疼痛和創傷是以持續且難以忍受的方式施加在一些人身上的”。她指出，《苦樂參半》所描述的那些創造性、超越性，通常發生在主體與他們的創傷性經曆已經産生了一定距離之後，然而對于許多人來說，社會、經濟和種族因素造成的是一種幾乎持續不斷的創傷狀态。“苦樂參半說的是光明和黑暗的共存，以及我們如何利用這種二進制性與他人建立更有意義的聯系，但是，如果有一些非自然的、人為的黑暗被刻意推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呢？”這是凱恩沒能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解決的問題。
内容來自《周末畫報》
撰文：之白
編輯：喜樂
圖檔：人民視覺、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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