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之中，我们如何获得超越的力量？美国作家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今年4月出版的新书《苦乐参半》（Bittersweet）或许是一种解答。这部一半回忆录，一半夹杂着对神经科学、流行心理学、灵性、宗教、诗歌、音乐和艺术探讨的著作，是凯恩对她在2019年的TED演讲《悲伤歌曲和雨天的隐藏力量》的延续和扩展。与美国主流社会所崇尚的积极、乐观主义文化相反，凯恩颂扬“忧郁”，认为“光明与黑暗、出生与死亡、苦与甜，永远是相生相伴的一对”，并鼓励人们在苦乐参半的状态中重新找到创造力和成就感。
▲《苦乐参半》
接受痛苦的情绪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治愈。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在这个所有人生活被打断、重启的时代，人们一次次经历生命巨变、信仰怀疑和情绪崩裂，有人离开，有人反抗，有人哭喊，有人沉默，有人在社交网络破口大骂，有人努力维持最后的体面。有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无数糟糕的、无从纾解的情绪。一个最新的例子是可乐，当这种已经风靡全世界一百多年、日常生活最司空见惯的饮料，在一座大都市成为“硬通货”，被人争相求购时，我们知道，生活是真的变得太压抑，而快乐真的太难了。层层负面情绪笼罩下，人们该如何生活、生存？
“苦难、失去和痛苦的感觉不是简单可以绕开或者靠药物医治的，而是需要处理、吸收，然后享受其中。”美国作家、TED演讲者苏珊·凯恩会这样说。她在新书《苦乐参半》中挑战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认为痛苦的情绪是无用的、羞耻的，应当被压抑；相反，她提出，正是悲伤和渴望的情感能够带来更大的爱、同情和快乐，“光明和黑暗，出生和死亡，苦和甜，永远是相生相伴的”。对于十年前就出版了畅销书《安静》（Quiet）的凯恩来说，这是她在流行心理学领域的又一次游刃有余的写作。如果说她用《安静》让世界看到了内向者的力量，那么这一次，她希望世界看到悲伤和痛苦的力量。假如“天命”不可违，至少在“人事”上，从《苦乐参半》出发，我们或许能够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上获得对眼下生活的理解，找到某种解决方案。
▲苏珊·凯恩
什么是苦乐参半？凯恩将它定义为“一种对渴望、心酸和悲伤状态的趋近，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和对世界之美的强烈喜悦之情”。在凯恩看来，这是当代美国社会尤为缺失的。她在书中借用了另一个TED演讲者、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大卫（Susan David）所提出的“积极的暴政”概念，或称为一种“有毒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进行展开论述。她注意到，美国人似乎特别看重快乐而非悲伤：人们在照相中假笑，用甜蜜的贺卡纪念那些哪怕相当沉重的事件，在日常仪式中有意地忽视那些“无常和哀伤”，即便在私下的生活里频频遭受焦虑和不安的侵袭，却仍然努力在社交网络上维系幸福生活的假象。日本有物哀之美，夕阳落花可哀亦可美，人生无常可哀亦可美，假如放到美国，在这个强调繁荣、成功、进步的社会，恐怕只有“物喜”之美了。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我们悲伤，这要部分地归因于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心理学学派，这一学派过分强调只有乐观和快乐才是常态，是一个人的终极目标。而人们的悲伤和渴求则在更多时候被视为是人类经验的病态一面。”凯恩说。
在她看来，悲伤是一个不能也不该绕开的人类本能。“当有人表现出真正的悲痛时，我们会情不自禁想要加入他们”，因为“催生出同情的悲伤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是情感联系和爱的代理人”。她把这种特殊的情感衍生物称为“忧郁的幸福”，并通过神经科学的角度进一步解释：悲伤和同情是神经作用的结果。她指出，人体最基础的神经群之一——迷走神经，不仅连接脑干、喉咙和腹部，负责消化、呼吸和心率，同时，由于它是双向神经，既从大脑接收信号，又将信号发回大脑，因此它也和我们的情绪有关，让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悲伤时能以同情回应，让我们有保护下一代的本能，也让我们产生对快乐体验的渴望。
渴望，尤其是求而不得的渴望，则是人类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基点——我们始终渴望生活在一个比现下生活更美好的世界当中。“有一些明确的宗教术语表达了类似的理想，例如人们对麦加、锡安、伊甸园的渴望，或者像苏菲派（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所称，对灵魂所爱的渴望”；这种渴望还存在于另外一些时刻，在我们看到一道壮丽的瀑布，或者一幅美到让人哭泣的画作之时——“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冲动。我们看到一个更完美世界的某种表达，然后觉得我们是来自那个世界的，需要回到那个世界。”
苦乐参半激发创造力
对悲伤、渴望的情感回避，不仅是对人类本能的否认，也将扼杀无数创造力和成就感。不过，放眼全世界，“苦乐参半”却已经以艺术的形式存续许久。文化记者比拉尔·奎雷什（Bilal Qureshi）指出，忧郁的音乐、悲伤的电影和沉重的艺术可以打开情感的宣泄之路，“这种说法并不新颖。在许多其他文化中，几个世纪以来，将黑暗与光明并置一直是它们的艺术核心，对于印度古典音乐、西班牙弗拉门戈和德国管弦乐的创作来说，苦乐参半关乎要义”。凯恩也写道，对全人类来说，“苦乐参半是我们那些伟大的登月计划、了不起的大师杰作和动人爱情故事的隐藏源泉”。她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体验到最深层次的爱、幸福、敬畏感和创造力，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完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玛雅·安吉罗
这在凯恩的偶像之一，美国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反映。安吉罗的成长之路经历了诸多苦难：父母遗弃、种族歧视、孩提时被强奸的创伤，身为女性带给她的身份否定曾将她彻底推入一个失语世界，有五年时间，她拒绝和兄长之外的任何人说话。直到她遇到老师弗劳尔斯夫人，她在这五年积攒的非凡记忆力、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倾听和观察周遭世界的能力才获得释放。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她不仅成为出色的歌手、演员、剧作家和导演，也是活跃的人权作家、当代美国黑人女诗人中的杰出代表，还在美国总统卡特和福特两任政府中任职。伟大如安吉罗，便是“那些通过自己经历的悲伤和痛苦来强化幸福和情感联结的人”，“受伤的治疗者”，凯恩如是说。
凯恩赞颂伤痛和忧郁，鼓励今天的人们在苦乐参半的状态中重新找到创造力和成就感。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描述自己的经历：她发现自己常常听一些悲伤的音乐，莱昂纳德·科恩的或者阿黛尔的，“但这些音乐不会让我更悲伤，而是让我振作起来”；她曾经和母亲关系疏远，彼此不断伤害，但最后她还是学会了爱母亲；为了全身心投入非营利性教育和写作，她放弃了在华尔街的七年律师生涯；她向苏菲派的著名讲师卢埃林·沃恩-李（Llewellyn Vaughan-Lee）学习，观看他的在线课程，参加他的苏菲派神秘修行；她采访本科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了解新一代年轻人对于“日常所失”的感受——那种“我们甚至无从悼念的失去，心理学家称之为 ‘被剥夺的悲伤’”。
新冠时期的苦乐
凯恩似乎是有意识地为《苦乐参半》挑选了一个比《安静》更富启示性的出版时刻：全球新冠疫情两年多来的笼罩下，大众情绪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当人们试图走出疫情造成的停摆和困境时，情感所需恰恰是一种从痛失所爱的悲伤中汲取的力量。然而，在美国作家凯瑟琳·罗斯曼（Katherine Rosman）看来，凯恩的具体写作却似乎与当前社会的现实脱节了，“完全错过了将这份研究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这场全球性灾难联系起来的机会”。
尽管在全书的前四分之一处，凯恩便首先提到了新冠疫情——“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养成了在推特上刷看各类负面新闻的习惯”——但在接下来的100多页中，读者几乎看不到有关疫情的更多信息，直到最后一部分的开头，她才抛出“重磅炸弹”：她的哥哥是纽约的一名医生，死于新冠并发症；她的父亲也因新冠去世。“凯恩没有将自己的经历、研究和家人的离开与新冠病毒造成的灾难联系起来。她写了一本充满个人轶事和家庭故事的书，但她选择私下处理自己的悲伤。”罗斯曼评价道，她坦言自己无法理解凯恩的这种处理方式。
但这或许恰恰是凯恩的有意为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说，对于在新冠疫情刚开始时，自己养成的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在推特上刷坏消息的习惯，她后来意识到“这真的不健康”，“我想起了鲁米（Rumi，13世纪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的那首诗，他说我们每天清晨从空虚和恐惧中醒来时，不应该直接去学习，而是要搁置琴弦，让美自发拨动”。“因此，我决定让我的一天也从美好之物开始。我让人们在推特上给我推荐他们喜欢的艺术账号，然后关注。我现在的订阅里全是艺术，在我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会花时间找一首诗或者我的一个想法，来匹配这些艺术作品。这是我所享受的日常练习。”
相较之下，书评人凯尔西·曼（Kelsey S. Mann）提出的批评要更具穿透性。她认为，尽管人们确实能从悲恸中迸发出伟大艺术创作所需的力量，但“凯恩没有意识到，有时候疼痛和创伤是以持续且难以忍受的方式施加在一些人身上的”。她指出，《苦乐参半》所描述的那些创造性、超越性，通常发生在主体与他们的创伤性经历已经产生了一定距离之后，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社会、经济和种族因素造成的是一种几乎持续不断的创伤状态。“苦乐参半说的是光明和黑暗的共存，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种二元性与他人建立更有意义的联系，但是，如果有一些非自然的、人为的黑暗被刻意推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呢？”这是凯恩没能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喜乐
图片：人民视觉、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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