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1.
1978年3月初，從工廠回來的王旭烽，坐在了杭州大學曆史系的129号教室裡，一個階梯教室。
中斷十年後，首次招考，這一屆杭州大學曆史系分兩個班，70多個學生，最大和最小的相差14歲。年紀最大的金儒宗30多歲，有3個孩子，上大學前，幾乎天天都在農田裡忙活；班裡年紀最小的龔國慶，不過十幾歲。
王旭烽前後，坐着宋衛平、壽柏年。後來的後來，這個班有個名字：杭大曆史系77級神話，外加一個超長字首：10多位知名房地産商＋2位福布斯富豪＋1位茅盾文學獎得主。
第一堂課，史前史。啥？完全沒聽說過。
毛老師來了。
一件棕色的棉襖，哈青色紐扣，圍了一塊灰色的圍巾。
“完全是瞎蒙考進來的”王旭烽，沒見過世面，沒見過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樣子，一看到眼前這位“毛老師”，懵了。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人？帥還不是主要的，渾身上下透出的氣質，完全就是《青春之歌》裡面的盧嘉川啊。
受過音樂訓練的男中音，一口南方國語。海洋裡的草履蟲，單細胞生物，海水，陽光，講到人是怎麼來的——他是這樣開場的。古埃及文明，尼羅河，幼發拉底河，楔形文字……王旭烽完全沒有聽過這些知識，世界那麼廣，曆史那麼久遠，太新奇了。
毛老師是吃什麼長大的啊？用我們現在的話，肯定不光是吃可愛多。
1945年夏天，毛昭晰在龍泉考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8月，日寇投降，學校通知他們這批新生于10月份到杭州報到，文學院史地系。
當時浙大有一條規定，理工科的學生一定要選一些文科的課程，而文科的學生也必須選一些理科的課程。他選了董聿茂先生的《普通生物學》，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
董聿茂，西湖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前身）館長，施昕更的上司。1936年，董聿茂對施昕更在家鄉良渚的新發現非常重視，當即拍闆，由館方依照當時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儲存法》第八條之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取得采掘執照，這就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
董館長跟毛昭晰有一層關系。
毛昭晰的父親毛路真，浙大數學系教授，和蘇步青是同僚，董聿茂又是毛路真的老同僚和好朋友。1937年抗戰軍興，西湖博物館輾轉浙南，博物館的藏品都儲存在龍泉的水南。毛昭晰跟着家人來到龍泉，在董聿茂家裡住了一學期，看博物館的從業人員上山打鳥，回來制作标本，他也跟着跑，博物館的種子，此時就種下了。
回到讓王旭烽驚歎的史前史。世界史前史研究，在浙江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1946年，浙江大學文學院史地研究所建立人類學組，由著名人類學家吳定良教授主持。1947年，人類學組從史地研究所分出，單獨成立了人類學系，開設了考古學、化石人類學、史前學、人類進化等世界史前史的課程。
1948年，浙江大學人類學系設立了人類學研究所，先後招收研究所學生8名，毛昭晰是其中之一。
年輕時的毛昭晰，已經無法用帥來形容。
人類學在當時是冷門學科，新中國成立前，全國隻有兩個大學有人類學系，讀這個系的學生寥寥可數，研究所學生當然更少，但是教課的老師，全是頂流，看看給毛昭晰上課的卡司——
吳定良的“體質人類學”、“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馬長壽的“文化人類學”，田汝康的“區域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夏鼐的“考古學”，劉鹹的“化石人類學”，沙孟海的“中國古器物學”等等。
跟毛昭晰一起聽課的同學，就這麼幾個，後來，他們成為了中國文博事業的開拓者——石興邦、毛昭晰、吳汝祚、張雲鵬等。
1952年，院系調整，浙江大學人類學系并入複旦大學生物系，組建了複旦大學生物系人類學專業，教人類學研究的老師并入複旦大學曆史系。留在杭州教書的，隻有毛昭晰一人，研究方向為世界史前史。
20世紀50年代，毛昭晰在杭州大學籌建了曆史系文物陳列室，自己帶着學生參觀。1977年籌建曆史系，他又力主建立選修課，時任曆史系黨總支書記的楊招棣先生（楊招棣在杭大從教三十年後，以文入政，成為後來的中共杭州市委副書記）極力支援，曆史系的選修課制度終于建立。
1997年的春天，杭大77級曆史系20周年校友會，在學校的會議室，毛老師回來給大家上了一堂課：北韓半島的石構墓葬。
雖然風趣，但毛昭晰不會讨好學生，不會特别講個笑話讓同學們入戲。他不會搞精頭怪腦的東西，不會讓人捧腹大笑，言過其實，或者不可思議。他有分寸。
1989年，王旭烽準備在大學和中國茶葉博物館中選一個地方工作，去找毛昭晰。當然是去博物館啊。毛老師說。王旭烽明白，他希望學生也做文博工作。
2.
1968年初夏，王群力13歲，他跟着爸爸王士倫（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拉着大闆車，從環城西路搬到了馬市街。18号牆門居住的都是知識分子，謹小慎微地處事生活。可是，也有即使在那樣的處境裡，仍然按照自己的世界觀生活的知識分子。毛昭晰算是一個。
後來在《馬市街——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這篇文章裡，王群力這樣描述隔壁鄰居毛昭晰。
毛昭晰住在小營巷，走一個拐角，就到了王士倫家裡，兩個爸爸喜歡在一起聊天。王士倫在家裡說起，毛昭晰人類學科班出身，爸爸又是浙大數學系教授，家學淵源，傳承有序，另外，他又對刻苦的人特别在意。有一天，王士倫回家講，毛昭晰當文物局局長了。
小王有點驚，在他的眼裡，毛昭晰就是毛老師。
環城西路20号，現在環城西路和龍遊路交叉口，奧斯卡電影院那一帶，離沙孟海故居不遠，隻有老杭州才知道，70年前，這裡曾有一幢西式小樓，藏龍卧虎，文脈聚集。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管會）在小樓裡誕生，這是浙江文物事業的開端，第一個掌門人，就是文管會主任邵裴子。
198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撤銷，改為浙江省文物局，5月，毛昭晰被任命為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浙江省文物局局長。
這是浙江省文物局第一任局長。如果從浙江文物事業的發展過程來看，他是第三個掌門人。
在他上任前幾個月，1982年1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正式頒布，這标志着文物保護管理工作正式走入依法管理的軌道。而此前，沒有文物保護法，隻有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
《文物保護法》出台之時，毛昭晰的到來，意味着什麼？
他不是考古學家，也不是學博物館出身，浙江的文物事業當時還遠遠談不上“發展”——人手少，資金缺，文物工作還沒有從“文革”結束後的颠簸中走出來。這是擺在他面前的現狀。
他碰到一些麻煩。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進步，從階級鬥争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産力是中心。文物，雖然有《文物保護法》的保障，但文物工作的最大難處，就是如何處理它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如今，這個沖突依然存在，但在那個年代，這對沖突的激烈，可以用極端來形容。城市建設，如火如荼，各處都在開工。
毛昭晰說，我是來當救火隊隊長的。
他在辦公室的時間少，始終在路上、車上。隻要下面有文物消息傳上來，或者在報紙上看到哪裡的文物出事了，會立刻動身，或者給國家文物局寫信，參加國家文物局的調查組，隻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裡，都要去。“他不是派個處長下去，必須自己去。”鮑賢倫說。
有一天，王士倫找到毛昭晰：胡慶餘堂要拆了！1984年，杭州胡慶餘堂中藥廠為擴大再生産，決定拆除胡慶餘堂古建築。毛昭晰幾次找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有關上司，力陳保護這座“江南藥府”的重要意義。“當時我勸藥廠負責人不要把木頭店房改成水泥廠房，他還覺得我有‘精神病’。”毛昭晰後來對新華社記者馮源這樣說。1988年，胡慶餘堂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管理、布局、規劃，毛昭晰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看到什麼有價值，就會立刻去落實，他想樹立一個樣式，做好一個胡慶餘堂，就不是一個胡慶餘堂的事了，各地文物部門都知道怎麼去做。鮑賢倫說，他對文物工作的整體了解，國際的視野、文化的視野，放到了整個社會的發展當中。
1992年左右，故宮博物院希望他去當院長，毛昭晰堅決不去。他對女兒說，我就喜歡杭州。我又不是上司，我沒有這個能力，我就是個窮教書的，我怎麼去管人家，我在杭州有做不完的事情。
1984年11月，浙江嘉興南湖飯店門口，“三古”會議合影，右六毛昭晰，右七蘇秉琦 圖檔由蘇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真的做不完。走在杭州的街巷，喏，這裡，毛昭晰保下來的，那裡，毛昭晰被人指着鼻子罵，他還要挨家挨戶做工作。
“你不能再激動了，不能過度用眼了，不然，你的眼睛要瞎的！”杭城眼科名醫姚克警告毛昭晰。
2010年8月，毛昭晰給浙江省旅遊局講文化遺産保護，寫講話稿寫到淩晨3點，加上講話過分激動，眼底黃斑出血，第二天住進了醫院。
住院時，杭州市啟動城區運河整治工程，運河沿岸的碼頭、倉庫、小河直街、拱宸橋西老街區被列入拆除規劃。
他又躺不牢了。
不聽醫生警告，到處亂跑。跑到小河直街給老百姓做工作。一場運河文化研讨會正在召開，他又不請自來，指着橫幅：“我首先要問，什麼是運河文化？運河文化包括哪些内容？通過什麼載體展現？運河文化的載體是橋梁、碼頭、倉儲、曆史街區等文化遺存，把這些文化遺存都拆掉，還談什麼運河文化？運河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遺産，運河的文化遺存一處都不能拆！”
回到病房，連夜給市委上司寫了一封6頁長信：大運河文化遺存不能再拆了！
“發展與保護并不沖突，假如當時按照原來的規劃拆了重建，留下的就是一堆仿古建築，毫無吸引力。”
杭州市委上司當即在信上批示：“在拆的立即停止，已拆的妥善修複。”
2007年4月，毛昭晰在運河（杭州段）小河直街曆史街區保護方案評審會上分析小河直街建築特色
小河直街和拱宸橋西的老街保下來了，老街坊回來了，現已被列為杭州市曆史文化保護街區，成為大運河畔曆史文化街區保護的典範，“最後的天下糧倉”富義倉也保下來了，按原有曆史風貌得到修複，為此後大運河申遺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昭晰所抗争的對象，實際上是中國城市發展走過的一段彎路。杭州的城市競争力得益于保護曆史文化遺産，但之前也走過彎路。
2012年7月2日早上，浙江紹興市區解放路軒亭口的全國文保機關秋瑾烈士紀念碑遭遇撞擊，一輛斯巴魯轎車沖過紀念碑外圍護欄，沖進内護欄，萬幸的是，紀念碑主體沒有嚴重受損。
曾有很多人認為這塊紀念碑妨礙交通。鮑賢倫來文物局工作後，當地新一屆上司又幾次提出要搬秋瑾紀念碑。鮑賢倫把毛老師的話拿出來：地面文物不能随便動，名人故居不能随便搬。秋瑾在這裡就義，就在這裡立碑，搬到别的地方去，就不是秋瑾就義的地方。
1986年，紹興稽山中學校長邵鴻書找到毛昭晰：秋瑾紀念碑不能拆啊。
毛昭晰撥通了紹興市有關上司的電話，得到的答複是紹興市長辦公會議已作出搬遷的決定。
毛昭晰馬上奔到紹興，找到紹興有關上司：“秋瑾是全國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難後，靈柩和墳墓11次被遷。秋瑾1907年被殺害後，是周恩來總理的姑父王子餘先生提議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紀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處’——她就義的古軒亭口，蔡元培寫的碑文，手書碑文的是著名書法家于右任。這樣一座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和教育意義的文物，絕對不能拆。”回杭州後，他又給紹興市發函，制止搬遷，秋瑾紀念碑保下來了。
毛昭晰的據理力争，很少給機會讓人駁回，有時候會讓人下不了台。
2002年，西湖綜合保護工程正式開啟。2011年6月24日，西湖登上了世界舞台，成為世界文化遺産。
陳文錦說，一開始，并不叫“綜合保護工程”，叫西湖綜合整治工程。有一次在茶葉博物館開會，毛老師向省上司首先提出來，整治，這個提法不正确。街巷也要整治嗎？市面也要整治嗎？一字之差，品位就不一樣了。是以，我們熟悉的“綜保工程”，是毛昭晰的動議。這為後來西湖申遺，對曆史文化的保護，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5年1月，福建福州全國配合基建考古工作會議。左四毛昭晰，左三吳汝祚，左五沈竹（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圖檔由蘇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我要講一個人，毛昭晰。”
上個月末，《反山》《瑤山》考古報告修訂版新書釋出會上，反山遺址考古領隊王明達幾次提到毛昭晰。
1986年5月，良渚反山遺址考古發掘正在進行。6月2日，餘杭倉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繕落成，毛昭晰請了上海文管會副主任方勤、馬承源、黃宣佩等在那邊開會。一聽良渚有重大發現，毛昭晰直接帶人趕到了工地。其實，12号墓隻出土了97号玉琮，嵌玉漆杯等，其他文物才剛露出了一點點頭。
王明達說，毛昭晰是主動到省内考古工地的省文物局長，良渚考古工地幾乎全到。
阿達，你不要動哦。毛昭晰說。
什麼不要動？王明達問。
挖出來不好動的。
毛昭晰馬上去請示省上司。王明達的日記：6月10日，毛昭晰陪時任省文化廳廳長孫家賢來考古現場。6月27日，時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長李德葆等視察反山工地，以後又數次到吳家埠工作站觀看反山等出土器物。本來的補貼——給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十萬，浙江越劇團十萬，李德葆拍闆，浙越的十萬給省考古所。
1986年，王明達首次提出“良渚遺址群”的大遺址概念後，1992年，國家文物局提出，良渚遺址雖然還不是國保機關，但要按照國保的級别來對待。王明達記得，1992年，時任國家文物局文物一處（分管考古）處長孟憲民陪着張忠培首次來杭州，帶來了這個超前定國保的消息，還有10萬塊錢的補貼。而當時，省考古所50人，全年加工資在内的總撥款才11萬。
孟憲民說，這是毛昭晰先生呼籲的成果。
4.
鮑賢倫原本在紹興師專當老師，中文系主任。有一天，一紙調令來了，1991年他被調到紹興文化局當局長。
1993年，毛昭晰當選為浙江省人大常委會當副主任，之後，省文物局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局長了。1996年10月，鮑賢倫接任。他去省委組織部報到，常務副部長跟他說：你是毛老師推薦的。再到宣傳部報到：你是毛老師推薦的。對方繼續說，文物局長不好當的，毛老師當得好，你要向他學習。
确實不好當。
1991年，舟山市成為浙江省首批曆史文化名城之一，定海區的老街區也作為重點保護街區。1998年，包括曆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舟山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通過，但定海古城一系列“舊城改造”運動也開始了。
據報道，當時舊城區中的北大街、前府街、陶家弄、東管廟弄、芙蓉洲路、東大街和西大街等幾條街道上的許多連接配接成片的深宅大院被拆毀，“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沖突大到什麼程度，今天無法想象。
鮑賢倫得到消息後，馬上和當地聯系，要求停止，但沒有用。他帶隊去現場談，依然談不攏，繼續拆。當時有一位上司跟他說：你不要再堅持了，我倒要看看是誰笑到最後。
鮑賢倫後來在《文物功能論》裡寫了一段話：講文物的有用性，似乎起點太低。但隻要看一下在定海古城保護和建設問題上，數十家媒體與地方政府的“對峙”；看一下陝西、浙江等地在發展旅遊經濟涉及文物保護時，數十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緊急呼籲，我們就有理由從起點開始清算文物的功能——文物到底有什麼用，該怎麼用？
鮑賢倫、陳文錦等人的壓力很大。當時他們的分管上司甚至明示，你們太靠前了，要靠後一點。
有一年機構改革，一度撤銷文物局，成為文化廳的内設機構。當時整個文物局隻有兩個人和文物局有關，就是鮑賢倫和陳文錦。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别人都是社會進步和生産力的發動機，文物局是制動裝置，專門踩刹車的，給人這種感覺。
鮑賢倫回來後向上級彙報，毛昭晰旗幟鮮明：一定要制止。當時，他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接下來，全國數十家媒體對這件事做了報道。他在2001年5月29日一次全省曆史文化遺産普查工作會議上說，據統計有84篇文章。
截取一點毛昭晰對記者說的話： “就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來說，至今還沒有專項立法。現行的《文物保護法》雖然有條款涉及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但已不能适應日益嚴峻的形勢，當務之急一方面是要修改和完善《文物保護法》，另一方面應該總結多年來曆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經驗教訓，盡快制定《曆史文化名城保護法》。”
2000年的3月10日，中國第一個關于曆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提案，成為“兩會”中的一個熱點，毛昭晰是提案發起人之一。
鮑賢倫經常想到毛昭晰。毛老師永遠是沖鋒在前的，是個鬥士。最困難的時候，毛昭晰會跟他站在一起。“毛老師支援我了，就沒有人會反對了。”
他是書生，更是戰士。鮑賢倫說。
“他從來不會想個人的利害關系，計較得失。什麼害怕之類的，毛老師不可能有的。我學不來。”
毛昭晰經常開玩笑，老鮑，省長說，文物局長，文物局長，太小了，太小了。多年以後，上司見到毛昭晰又說，你這樣的人有點少。他接話：由小到少，多了一撇。
毛昭晰比鮑賢倫大26歲。從鮑賢倫接任的第一天開始，毛昭晰就叫他老鮑。老同僚80多歲了，叫人小妹。
跟同僚在一起，他說着說着，會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夾子，裡面有一張他年輕時的照片，誰都看過——誰都看過幾遍。
那時候的文物局和地方關系特别密切，大家都願意來局裡，有問題，來彙報，再幫他們解決。
每個人都叫毛老師，沒有人叫毛局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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