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1.
1978年3月初，从工厂回来的王旭烽，坐在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129号教室里，一个阶梯教室。
中断十年后，首次招考，这一届杭州大学历史系分两个班，70多个学生，最大和最小的相差14岁。年纪最大的金儒宗30多岁，有3个孩子，上大学前，几乎天天都在农田里忙活；班里年纪最小的龚国庆，不过十几岁。
王旭烽前后，坐着宋卫平、寿柏年。后来的后来，这个班有个名字：杭大历史系77级神话，外加一个超长前缀：10多位知名房地产商＋2位福布斯富豪＋1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第一堂课，史前史。啥？完全没听说过。
毛老师来了。
一件棕色的棉袄，哈青色纽扣，围了一块灰色的围巾。
“完全是瞎蒙考进来的”王旭烽，没见过世面，没见过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一看到眼前这位“毛老师”，懵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帅还不是主要的，浑身上下透出的气质，完全就是《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嘉川啊。
受过音乐训练的男中音，一口南方普通话。海洋里的草履虫，单细胞生物，海水，阳光，讲到人是怎么来的——他是这样开场的。古埃及文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楔形文字……王旭烽完全没有听过这些知识，世界那么广，历史那么久远，太新奇了。
毛老师是吃什么长大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肯定不光是吃可爱多。
1945年夏天，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8月，日寇投降，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于10月份到杭州报到，文学院史地系。
当时浙大有一条规定，理工科的学生一定要选一些文科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先生的《普通生物学》，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
董聿茂，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馆长，施昕更的领导。1936年，董聿茂对施昕更在家乡良渚的新发现非常重视，当即拍板，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这就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董馆长跟毛昭晰有一层关系。
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浙大数学系教授，和苏步青是同事，董聿茂又是毛路真的老同事和好朋友。1937年抗战军兴，西湖博物馆辗转浙南，博物馆的藏品都保存在龙泉的水南。毛昭晰跟着家人来到龙泉，在董聿茂家里住了一学期，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山打鸟，回来制作标本，他也跟着跑，博物馆的种子，此时就种下了。
回到让王旭烽惊叹的史前史。世界史前史研究，在浙江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1946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研究所建立人类学组，由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教授主持。1947年，人类学组从史地研究所分出，单独成立了人类学系，开设了考古学、化石人类学、史前学、人类进化等世界史前史的课程。
1948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设立了人类学研究所，先后招收研究生8名，毛昭晰是其中之一。
年轻时的毛昭晰，已经无法用帅来形容。
人类学在当时是冷门学科，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只有两个大学有人类学系，读这个系的学生寥寥可数，研究生当然更少，但是教课的老师，全是顶流，看看给毛昭晰上课的卡司——
吴定良的“体质人类学”、“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马长寿的“文化人类学”，田汝康的“区域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夏鼐的“考古学”，刘咸的“化石人类学”，沙孟海的“中国古器物学”等等。
跟毛昭晰一起听课的同学，就这么几个，后来，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石兴邦、毛昭晰、吴汝祚、张云鹏等。
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组建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教人类学研究的老师并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留在杭州教书的，只有毛昭晰一人，研究方向为世界史前史。
20世纪50年代，毛昭晰在杭州大学筹建了历史系文物陈列室，自己带着学生参观。1977年筹建历史系，他又力主建立选修课，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杨招棣先生（杨招棣在杭大从教三十年后，以文入政，成为后来的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极力支持，历史系的选修课制度终于建立。
1997年的春天，杭大77级历史系20周年校友会，在学校的会议室，毛老师回来给大家上了一堂课：朝鲜半岛的石构墓葬。
虽然风趣，但毛昭晰不会讨好学生，不会特别讲个笑话让同学们入戏。他不会搞精头怪脑的东西，不会让人捧腹大笑，言过其实，或者不可思议。他有分寸。
1989年，王旭烽准备在大学和中国茶叶博物馆中选一个地方工作，去找毛昭晰。当然是去博物馆啊。毛老师说。王旭烽明白，他希望学生也做文博工作。
2.
1968年初夏，王群力13岁，他跟着爸爸王士伦（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拉着大板车，从环城西路搬到了马市街。18号墙门居住的都是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地处事生活。可是，也有即使在那样的处境里，仍然按照自己的世界观生活的知识分子。毛昭晰算是一个。
后来在《马市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篇文章里，王群力这样描述隔壁邻居毛昭晰。
毛昭晰住在小营巷，走一个拐角，就到了王士伦家里，两个爸爸喜欢在一起聊天。王士伦在家里说起，毛昭晰人类学科班出身，爸爸又是浙大数学系教授，家学渊源，传承有序，另外，他又对刻苦的人特别在意。有一天，王士伦回家讲，毛昭晰当文物局局长了。
小王有点惊，在他的眼里，毛昭晰就是毛老师。
环城西路20号，现在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奥斯卡电影院那一带，离沙孟海故居不远，只有老杭州才知道，70年前，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藏龙卧虎，文脉聚集。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在小楼里诞生，这是浙江文物事业的开端，第一个掌门人，就是文管会主任邵裴子。
198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改为浙江省文物局，5月，毛昭晰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
这是浙江省文物局第一任局长。如果从浙江文物事业的发展过程来看，他是第三个掌门人。
在他上任前几个月，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式走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而此前，没有文物保护法，只有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文物保护法》出台之时，毛昭晰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他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学博物馆出身，浙江的文物事业当时还远远谈不上“发展”——人手少，资金缺，文物工作还没有从“文革”结束后的颠簸中走出来。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状。
他碰到一些麻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进步，从阶级斗争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中心。文物，虽然有《文物保护法》的保障，但文物工作的最大难处，就是如何处理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今，这个矛盾依然存在，但在那个年代，这对矛盾的激烈，可以用极端来形容。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各处都在开工。
毛昭晰说，我是来当救火队队长的。
他在办公室的时间少，始终在路上、车上。只要下面有文物消息传上来，或者在报纸上看到哪里的文物出事了，会立刻动身，或者给国家文物局写信，参加国家文物局的调查组，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里，都要去。“他不是派个处长下去，必须自己去。”鲍贤伦说。
有一天，王士伦找到毛昭晰：胡庆余堂要拆了！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昭晰几次找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当时我劝药厂负责人不要把木头店房改成水泥厂房，他还觉得我有‘精神病’。”毛昭晰后来对新华社记者冯源这样说。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管理、布局、规划，毛昭晰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看到什么有价值，就会立刻去落实，他想树立一个样式，做好一个胡庆余堂，就不是一个胡庆余堂的事了，各地文物部门都知道怎么去做。鲍贤伦说，他对文物工作的整体理解，国际的视野、文化的视野，放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1992年左右，故宫博物院希望他去当院长，毛昭晰坚决不去。他对女儿说，我就喜欢杭州。我又不是领导，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是个穷教书的，我怎么去管人家，我在杭州有做不完的事情。
1984年11月，浙江嘉兴南湖饭店门口，“三古”会议合影，右六毛昭晰，右七苏秉琦 图片由苏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真的做不完。走在杭州的街巷，喏，这里，毛昭晰保下来的，那里，毛昭晰被人指着鼻子骂，他还要挨家挨户做工作。
“你不能再激动了，不能过度用眼了，不然，你的眼睛要瞎的！”杭城眼科名医姚克警告毛昭晰。
2010年8月，毛昭晰给浙江省旅游局讲文化遗产保护，写讲话稿写到凌晨3点，加上讲话过分激动，眼底黄斑出血，第二天住进了医院。
住院时，杭州市启动城区运河整治工程，运河沿岸的码头、仓库、小河直街、拱宸桥西老街区被列入拆除规划。
他又躺不牢了。
不听医生警告，到处乱跑。跑到小河直街给老百姓做工作。一场运河文化研讨会正在召开，他又不请自来，指着横幅：“我首先要问，什么是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载体体现？运河文化的载体是桥梁、码头、仓储、历史街区等文化遗存，把这些文化遗存都拆掉，还谈什么运河文化？运河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运河的文化遗存一处都不能拆！”
回到病房，连夜给市委领导写了一封6页长信：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
“发展与保护并不矛盾，假如当时按照原来的规划拆了重建，留下的就是一堆仿古建筑，毫无吸引力。”
杭州市委领导当即在信上批示：“在拆的立即停止，已拆的妥善修复。”
2007年4月，毛昭晰在运河（杭州段）小河直街历史街区保护方案评审会上分析小河直街建筑特色
小河直街和拱宸桥西的老街保下来了，老街坊回来了，现已被列为杭州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最后的天下粮仓”富义仓也保下来了，按原有历史风貌得到修复，为此后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昭晰所抗争的对象，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发展走过的一段弯路。杭州的城市竞争力得益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但之前也走过弯路。
2012年7月2日早上，浙江绍兴市区解放路轩亭口的全国文保单位秋瑾烈士纪念碑遭遇撞击，一辆斯巴鲁轿车冲过纪念碑外围护栏，冲进内护栏，万幸的是，纪念碑主体没有严重受损。
曾有很多人认为这块纪念碑妨碍交通。鲍贤伦来文物局工作后，当地新一届领导又几次提出要搬秋瑾纪念碑。鲍贤伦把毛老师的话拿出来：地面文物不能随便动，名人故居不能随便搬。秋瑾在这里就义，就在这里立碑，搬到别的地方去，就不是秋瑾就义的地方。
1986年，绍兴稽山中学校长邵鸿书找到毛昭晰：秋瑾纪念碑不能拆啊。
毛昭晰拨通了绍兴市有关领导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绍兴市长办公会议已作出搬迁的决定。
毛昭晰马上奔到绍兴，找到绍兴有关领导：“秋瑾是全国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难后，灵柩和坟墓11次被迁。秋瑾1907年被杀害后，是周恩来总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议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纪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处’——她就义的古轩亭口，蔡元培写的碑文，手书碑文的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这样一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文物，绝对不能拆。”回杭州后，他又给绍兴市发函，制止搬迁，秋瑾纪念碑保下来了。
毛昭晰的据理力争，很少给机会让人驳回，有时候会让人下不了台。
2002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正式开启。2011年6月24日，西湖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陈文锦说，一开始，并不叫“综合保护工程”，叫西湖综合整治工程。有一次在茶叶博物馆开会，毛老师向省领导首先提出来，整治，这个提法不正确。街巷也要整治吗？市面也要整治吗？一字之差，品位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熟悉的“综保工程”，是毛昭晰的动议。这为后来西湖申遗，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5年1月，福建福州全国配合基建考古工作会议。左四毛昭晰，左三吴汝祚，左五沈竹（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图片由苏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我要讲一个人，毛昭晰。”
上个月末，《反山》《瑶山》考古报告修订版新书发布会上，反山遗址考古领队王明达几次提到毛昭晰。
1986年5月，良渚反山遗址考古发掘正在进行。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勤、马承源、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其实，12号墓只出土了97号玉琮，嵌玉漆杯等，其他文物才刚露出了一点点头。
王明达说，毛昭晰是主动到省内考古工地的省文物局长，良渚考古工地几乎全到。
阿达，你不要动哦。毛昭晰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
挖出来不好动的。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的日记：6月10日，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本来的补贴——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十万，浙江越剧团十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十万给省考古所。
1986年，王明达首次提出“良渚遗址群”的大遗址概念后，1992年，国家文物局提出，良渚遗址虽然还不是国保单位，但要按照国保的级别来对待。王明达记得，1992年，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一处（分管考古）处长孟宪民陪着张忠培首次来杭州，带来了这个超前定国保的消息，还有10万块钱的补贴。而当时，省考古所50人，全年加工资在内的总拨款才11万。
孟宪民说，这是毛昭晰先生呼吁的成果。
4.
鲍贤伦原本在绍兴师专当老师，中文系主任。有一天，一纸调令来了，1991年他被调到绍兴文化局当局长。
1993年，毛昭晰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之后，省文物局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局长了。1996年10月，鲍贤伦接任。他去省委组织部报到，常务副部长跟他说：你是毛老师推荐的。再到宣传部报到：你是毛老师推荐的。对方继续说，文物局长不好当的，毛老师当得好，你要向他学习。
确实不好当。
1991年，舟山市成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定海区的老街区也作为重点保护街区。1998年，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舟山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通过，但定海古城一系列“旧城改造”运动也开始了。
据报道，当时旧城区中的北大街、前府街、陶家弄、东管庙弄、芙蓉洲路、东大街和西大街等几条街道上的许多连接成片的深宅大院被拆毁，“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矛盾大到什么程度，今天无法想象。
鲍贤伦得到消息后，马上和当地联系，要求停止，但没有用。他带队去现场谈，依然谈不拢，继续拆。当时有一位领导跟他说：你不要再坚持了，我倒要看看是谁笑到最后。
鲍贤伦后来在《文物功能论》里写了一段话：讲文物的有用性，似乎起点太低。但只要看一下在定海古城保护和建设问题上，数十家媒体与地方政府的“对峙”；看一下陕西、浙江等地在发展旅游经济涉及文物保护时，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紧急呼吁，我们就有理由从起点开始清算文物的功能——文物到底有什么用，该怎么用？
鲍贤伦、陈文锦等人的压力很大。当时他们的分管领导甚至明示，你们太靠前了，要靠后一点。
有一年机构改革，一度撤销文物局，成为文化厅的内设机构。当时整个文物局只有两个人和文物局有关，就是鲍贤伦和陈文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别人都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动机，文物局是制动设备，专门踩刹车的，给人这种感觉。
鲍贤伦回来后向上级汇报，毛昭晰旗帜鲜明：一定要制止。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接下来，全国数十家媒体对这件事做了报道。他在2001年5月29日一次全省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会议上说，据统计有84篇文章。
截取一点毛昭晰对记者说的话： “就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来说，至今还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虽然有条款涉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但已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修改和完善《文物保护法》，另一方面应该总结多年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
2000年的3月10日，中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提案，成为“两会”中的一个热点，毛昭晰是提案发起人之一。
鲍贤伦经常想到毛昭晰。毛老师永远是冲锋在前的，是个斗士。最困难的时候，毛昭晰会跟他站在一起。“毛老师支持我了，就没有人会反对了。”
他是书生，更是战士。鲍贤伦说。
“他从来不会想个人的利害关系，计较得失。什么害怕之类的，毛老师不可能有的。我学不来。”
毛昭晰经常开玩笑，老鲍，省长说，文物局长，文物局长，太小了，太小了。多年以后，领导见到毛昭晰又说，你这样的人有点少。他接话：由小到少，多了一撇。
毛昭晰比鲍贤伦大26岁。从鲍贤伦接任的第一天开始，毛昭晰就叫他老鲍。老同事80多岁了，叫人小妹。
跟同事在一起，他说着说着，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夹子，里面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谁都看过——谁都看过几遍。
那时候的文物局和地方关系特别密切，大家都愿意来局里，有问题，来汇报，再帮他们解决。
每个人都叫毛老师，没有人叫毛局长。
（未完待续）
继续阅读：书生斗士毛昭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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