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朱迪迪在越南出差時過了自己的33歲生日。）
對朱迪迪來說，2019年是人生中最艱難的一年，那一年她33歲，被确診乳腺癌。
她是那種經常會被人羨慕的努力又出色的女孩。大學就讀北京大學，碩士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回國經曆一番職場打拼後，成為了品牌整合營銷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COO。
她頻繁穿梭北京上海兩地，每天忙于公司會議、大小事務；對未來的生活，她有清晰的規劃，然而，病魔突如其來……
2019年《全國癌症報告》的資料顯示，全國女性乳腺癌每年新發病例約30.4萬例，位居女性惡性惡性良性腫瘤發病第1位，且發病人群呈顯著年輕化趨勢。
2019年9月17日，朱迪迪第一次走進北京協和醫院乳腺科門診。
一個月前，她摸到胸上有個小腫塊，不時發出一點刺痛。她隐隐覺得，不太對勁，是乳腺炎、乳腺結節？
（患病前的朱迪迪。）
醫院侯診時，朱迪迪看到有人捂着嘴巴哭紅了眼，踉跄着走出診室。沒想到幾分鐘後，醫生給她開出了一張钼靶檢查單，朱迪迪心裡“咯噔”一下。她知道這是針對疑似乳腺癌患者的檢查項目。
檢查回來，大夫抛下簡短的幾個字：
“基本可以确診。”
“确診什麼？”
“癌症。”
朱迪迪的大腦瞬間空白。
幾秒之後，理性迅速恢複。朱迪迪第一時間跟醫生表明，自己購買了商業醫療險，想争取盡快治療。到走出診室前，她與醫生的談話前後沒有超過十五分鐘。
回家的計程車上，朱迪迪才開始慢慢消化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她開始找醫療圈的朋友和身邊的患者家屬咨詢相關事宜，通知公司合夥人自己要“暫停工作，解決麻煩”，同時讓助理取消了接下來幾天所有的出差行程。她當天晚上原計劃要去上海出差。
周二的下午，車堵在三環邊上，朱迪迪覺得，外面的世界終于慢下來了……
朱迪迪沒有第一時間告知父母自己的病情，她不知道怎麼開口。
當天晚上，是老公艱難地向她的父母說明了情況。父親随後撥回電話，安慰了她一陣，電話裡大家都沒有太強的情緒。
朱迪迪12歲起離開家，住校求學，獨立生活，很少和父母撒嬌，也不怎麼哭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決斷。
她向醫生争取最快治療的計劃，奏效了。
第二天一早，朱迪迪帶着和平常出差一樣大小的行李，住進了癌症病房。
換上病号服的那一刻，她才徹底接受了自己“生病”的事實。
（穿上病号服的fashion look。）
第三天立即手術。
這更像是一次命運的宣判。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通過開刀檢測得出結果：她還抱着僥幸心理，會不會有反轉的希望？前哨淋巴有沒有癌細胞轉移？如果轉移了，需不需要做全切手術……
手術很順利，結果是：癌細胞沒有擴散轉移。朱迪迪也一次性完成了保乳手術。
得知結果的她，終于毫無顧忌地放聲大哭出來。她說，那是“放心”的哭。
朱迪迪後來才知道，沒來得及趕到北京的父母，也在家裡哭。
手術後，身上纏着繃帶，朱迪迪必須卧床養傷兩個禮拜。這對她來說，是整個患癌過程中最痛苦的部分之一。
她一直是個行動力強悍的人，從求學到工作，一路走來，人生從沒按下過暫停鍵。創業後，更是紮進工作裡一路狂奔。
（朱迪迪在與合夥人創辦的公司裡，管理着40人左右的團隊。）
這突然一腳“刹車”她不太适應，焦慮伴随而來。
據一項問卷調查顯示，97.5%的乳腺癌手術患者感到憂慮。朱迪迪深有體會。
接受了生病的事實，并不意味着接受了所有。等待具體的病理結果出來之前，有很多不确定性，不同的結果對應着今後截然不同的規劃和改變，讓人無法理清。
10月末，朱迪迪發現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明顯的變化。
她時常半夜驚醒無法入眠，全身總會莫名發軟；想努力抓住一些東西，卻全是“無力感”；想放聲大哭，卻感覺不到悲傷。
（朱迪迪每天早晨需要吃的藥。）
毫無征兆的情緒釋放和難以控制的呼吸危機常常伴随而來。有一次她瀕死感強烈，讓媽媽叫了救護車，最後卻是跟着護士走出去的。她甚至買來吸氧機放在家裡，盡管身體的症狀并不是缺氧引起的。
直到看了臨床心理科，朱迪迪才知道自己處在強烈焦慮狀态中。配合藥物治療後，才逐漸改善。
後來在自己的分享中，朱迪迪常常會強調，心理治療需要作為癌症病人康複過程中的輔助手段。
（朱迪迪拍下了惡性良性腫瘤醫院裡豎立的抗癌宣言。）
病理結果出來，朱迪迪是早期三陽性乳腺癌。這意味着，她需要在不同階段，接受多種方式治療。
焦慮過後，不服輸的朱迪迪，給自己的抗癌過程取名為：乳腺癌女戰士。老公、父母都是她最緊密的戰友。
化療後，身體需要補充大量的營養和能量，維持白細胞水準。她的體重開始每周勻速增長。控制雌激素的藥物，也讓她身上長出很多痘痘。
12月，北京凜冽冬天裡樹枝被風刮得光秃，朱迪迪的頭發也開始大把大把地掉下來。化療15天後，睡醒起來，掉的頭發和殘存的頭發糾纏在一起，扯都扯不下來。
（朱迪迪拍下了自己化療期間掉頭發和剃光頭後的樣子。）
剃頭，是老公下的手。
為了照顧她的情緒，老公開玩笑：“Tony張的技術好不好？”
同僚、朋友也調侃她為“師太”。
那些試探性的玩笑，其實都充滿了暖意。
考慮到“優先級”，朱迪迪還是很樂觀地接受了這些事實。“頭發掉了可以再長出來，身材胖了正好可以買新衣服。比起這些，我更擔心化療過程中是否會出現并發症一類的危險情況。”
（朱迪迪為自己準備了假發，帶到辦公室後，同僚們經常試戴一番。）
抗癌過程激活了另一項生活規劃：孩子。
朱迪迪2011年和先生結婚，二人忙于事業，養育下一代還沒有排進日程，但癌細胞的闖入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疾病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契機。”
在她看來，癌症并沒有疏遠她和先生的關系，恰恰相反，他們像是一起組隊打怪，對抗疾病，也是以關系更緊密了。
（晚上先生做好飯等朱迪迪回家，牆上挂着兩人的結婚照，桌上的卡片寫着：“紙幅有限，我願無窮”。）
2019年底，在接受化療和長期的内分泌藥物治療之前，朱迪迪和先生做足了調研，去國外冷凍了健康胚胎。
這半年，也是她長大離家後，與母親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去醫院時像戰友，一起臭美時像閨蜜，研習烹饪時像師徒……
“我不再隻是留給她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還能時不時站在她身後，抓住一些不被生活打敗的迷人瞬間。”
（治療期間，朱迪迪媽媽來北京照顧，她偷偷拍下了媽媽的背影。）
疫情讓本該就減少外出的癌症病人更少出門了。也是因為疫情，朱迪迪的化療過程被迫中斷。轉院，會診，停止化療，轉做放療和雙靶藥物治療。
（出門前，朱迪迪在梳妝打扮。）
在此期間，很多朋友陸續知道她生病，通過網絡，發來大段的内容：“表白也好，關心也好，我還是蠻感動的。”朱迪迪說，“以前工作繁忙的時候，大家沒有這麼多的交流。”
她開始有意識地記錄自己的生活，寫朋友圈、經營公衆号、發微網誌，除了分享自己的體會，也會和病友溝通交流，幫他們解決一些疑惑。
（朱迪迪在家喝藥，病情穩定後，她在家裡養了許多綠葉植物。）
今年五一後，朱迪迪回歸正常工作。除了平時常戴着帽子，每天早上吞下一把碩大的藥片，她幾乎不像個病人。
10月13日這天，從下午3點半到6點50分，朱迪迪在辦公區域反複換了5個空間，連續進行了6場線上線下會議。
（朱迪迪第一天回歸工作時，戴着假發與同僚們合影。）
作為公司的首席營運官，忙碌是常态。
但生活的優先級發生了改變：好好吃飯、每天留出時間運動，每天都固定時間點睡覺。
現在，她每月做一次靶向治療，每天服用内分泌抑制藥物。如果順利，到明年初，她就可以結束療程。
（生病前，朱迪迪并不是一個喜歡運動的女孩兒，現在，她堅持每天騎1小時動感單車。）
如果說每個人都是因為一些遭遇才開始對自己的生活做減法，那麼這一場疾病讓朱迪迪的生活“清零”了。
“把原來的節奏停下來，讓自己有機會重新審視身邊的人和事，哪些不重要，哪些可以放下。”以前過于忙碌，花太多精力關照外界的事物，“這段時間我除了在照顧我的身體，也在照顧我的心理。”
在做這些減法的時候，朱迪迪覺得，自己的内心也變得更加輕盈和強大了。
她說：“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艱難的那一年，但挺過去了，人生就會變得美好而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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