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有豐富的心靈，才有悠閑的生活

中國人之愛悠閑，有着很多交織着的原因。中國人的性情，是經過了文學的熏陶和哲學的認可。這種愛悠閑的性情是由于酷夫妻生而産生，并受了曆代浪漫文學潛流的激蕩，最後又由一種人生哲學—大體上可稱它為道家哲學—承認它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國人能囫囵地接受這種道家的人生觀，可見他們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學的種子。

有一點我們須先行加以澄清，這種消閑的浪漫崇尚（我們已說過它是空閑的産物），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産階級者的享受。那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要明了，這種悠閑生活是窮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們中有的是生性喜愛悠閑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當我讀中國的文學傑作時，或當我想到那些窮教師們拿了稱頌悠閑生活的詩文去教窮弟子時，我不禁要想他們一定在這些著作中獲得很大的滿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謂“盛名多累，隐逸多适”，這種話對那些應試落第的人是很聽得進的；還有什麼“晚食可以當肉”這一類的俗語，在養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中國無産階級的青年作家們指責蘇東坡和陶淵明等為罪惡的有閑階級的智識分子，這可說是文學批評史上的最大錯誤了。蘇東坡的詩中不過寫了一些“江上清風”及“山間明月”。難道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和桑樹颠的雞鳴隻有資産階級才能占有嗎？這些古代的名人不是空口白話地談論着農村的情形，他們是躬親過着窮苦的農夫生活，在農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與和諧的。

這樣說來，這種消閑的浪漫崇尚，我以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們隻要想象英國大小說家斯頓在他有感觸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他們徒步遊歐洲，心胸中蘊着偉大的美的觀念，而袋裡不名一文。我們想象到這些，對于這些個浪漫主義就比較了解了。一個人不一定要有錢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

籠統來說，中國的浪漫主義者都是具有銳敏的感覺和愛好漂泊的天性，雖然在物質生活上露着窮苦的樣子，但情感卻很豐富。他們深切愛好人生，是以甯願辭官棄祿，不願心為形役，在中國，消閑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權勢者和成功者獨有的權利（美國的成功者更顯匆忙了！）而是那種高尚自負的心情的産物，這種高尚自負的心情極像那種西方的流浪者的尊嚴的觀念，這種流浪者驕傲自負到又不肯去請教人家，自立到不願意工作，聰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認真。這種樣子的心情是一種超脫俗世的意識而産生，并和這種意識自然地聯系着的；也可說是由那種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誘惑而産生出來的。那個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業的成就來的重大，把他的靈魂看得比名利更緊要的高尚自負的學者，大家都把他認為是中國文學上最崇高的理想。他顯然是一個極簡樸地去過生活，而且鄙視世欲功名的人。

這一類的大文學家——陶淵明、蘇東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過一個短期的官場生活，政績都很優良，但厭倦了那種磕頭的勾當，要求辭職，以便可以回家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詩人白玉蟾，他把他的書齋題名為“慵庵”，對悠閑的生活竭盡稱贊的能事：

丹經慵讀，道不在書；

藏教慵覽，道之皮膚。

至道之要，貴乎清虛，

何謂清虛？終日如愚。

有詩慵吟，句外腸枯；

有琴慵彈，弦外韻孤；

有酒慵飲，醉外江湖；

有棋慵奕，意外幹戈；

慵觀溪山，内有畫圖；

慵對風月，内有蓬壺；

慵陪世事，内有田廬；

慵問寒暑，内有神都。

松枯石爛，我常如如。

謂之慵庵，不亦可乎？

從上面的題贊看來，這種悠閑的生活，也必須要有一種恬靜的心地和樂天曠達的觀念，以及一個能盡情玩賞大自然的胸懷方能享受。詩人及學者常常自題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東坡居士（蘇東坡）、煙湖散人、襟霞閣老人等等。

沒有金錢也能享受悠閑的生活。有錢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領略悠閑生活的樂趣，那些輕視錢财的人才真真懂得此中的樂趣。他須有豐富的心靈，有簡樸生活的愛好，對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這樣的人，才有資格享受悠閑的生活。如果一個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盡夠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領略這個塵世生活的樂趣，那是因為他們不深夫妻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闆，而且無聊。有人說老子是嫉惡人生的，這話絕對不對，我認為老子是以要鄙棄俗世生活，正因為他太夫妻生，不願使生活變成“為生活而生活”。

有愛必有妒。一個熱夫妻生的人，對于他應享受的那些快樂的時光，一定愛惜非常，然而同時卻又須保持流浪漢特有的那種尊嚴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釣時間也和他的辦公時間一樣神聖不可侵犯，而成為一種教規，好像英國人把遊戲當做教規一樣的鄭重其事。他對于他在高爾夫球總會中同他人談論股票的市況，一定會像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受到人家騷擾那樣覺得厭惡。他一定時常計算着再有幾個春天就要消逝了，為了不曾做幾次遨遊，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喪，像一個市儈懊惱今天少賣出一些貨物一樣。

我們的生命總有一日會滅絕的，這種省悟，使那些深夫妻生的人，在感覺上增添了悲哀的詩意情調。然而這種悲傷感卻反使中國的學者更熱切深刻地要去領略人生的樂趣。這看來是很奇怪的。我們的塵世人生因為隻有一個，是以我們必須趁人生還未消逝的時候，盡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們有了一種永生的渺茫希望，那麼我們對于這塵世生活的樂趣便不能盡情地領略了。基士爵士曾說過一句和中國人的感想不謀而合的話：“如果人們的信念跟我的一樣，認塵世是惟一的天堂，那麼他們必将更竭盡全力把這個世界造成天堂。”蘇東坡的詩中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句，因為如此，是以他那麼深刻堅決地愛好人生。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人生不再”的感覺。中國的詩人和學者在歡娛宴樂的時候，常被這種“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覺所煩擾，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的傷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一篇賦裡，有着兩句名言：“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歡宴的時候，曾寫下《蘭亭集序》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覺表現得最為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