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觀是魏徵在繼承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結合初唐時期政治民生狀态而提出的施政原則，主要方法是含養百姓。
魏徵民本觀的思想基礎是儒家民本思想，同時基于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從社會現實出發，目的是維護初唐時期的社會穩定。
其民本觀的内容包括重民、養民、輕刑等思想，描繪出初唐社會建設的藍圖。
思想淵源
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内容之一，強調百姓在封建社會的重要作用，提醒統治者維護人民利益以鞏固封建統治根基。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時期就已見雛形，《尚書•五子之歌》中就有“民為邦本，本固邦甯”之句，百姓是國家的基礎，百姓安則國家安。《尚書•酒诰》中亦有“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提醒統治階級應當以百姓為鏡子去考察政治得失，《禮記•缁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君民有相同的利益。
可見當時社會已認識到人民在統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春秋時期，孔子的論述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民本”二字，但已經出現許多“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例如《論語•學而》中就有“節用而夫妻，使民以時”，《論語•為政》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形成以民本為基礎的“仁政”“德治”等政治主張。
之後孟子明确提出“民貴君輕”的政治理念，對儒家的民本思想進一步闡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囊括了上至統治階級，下至平民百姓的社會各階層，是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的美好願景，對當時及後世都産生極大影響。
同時荀子亦有對民本思想的論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
荀子認為“民”是封建社會的根基，統治者要想維護好自己的統治，就必須重視人民在政治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封建社會的君主鮮少看重人民的意願，“君權至上”的政治傳統将帝王置于社會金字塔最頂尖，“家天下”的統治模式使得統治階級把臣民看作附屬品，“民貴君輕”成為一種不可能實作的政治幻想。
貞觀君臣大多經曆隋末大亂，他們的起家與百姓脫不開關系，雖然身為最高統治者的唐太宗深知人民力量的強大，但他仍會發出“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的言論，由此可見封建統治時期的民本思想提出的主要目的是幫助統治者更好地鞏固統治。
魏徵的民本觀從儒家思想繼承而來，雖然提倡維護百姓的利益，但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的根基，這是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曆史環境決定的。
含養百姓
魏徵的民本觀承自儒家，具有鮮明的君、民和諧共生特點，是基于鞏固封建統治目的之上而提出“含養百姓”的思想政策。
儒家的民本思想至隋唐時期已發展十分豐富完善，魏徵的民本觀從前人繼承而來，結合隋朝滅亡的教訓和唐朝初期的社會發展狀況，緻力于創造一個君民協契的理想政治社會。
如何“含養百姓”，魏徵的思想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薄賦斂，輕租稅”，“安堵黎元，各付生業”，“因民而教”。
（一）薄賦斂，輕租稅
封建時期平民百姓對朝廷的期望值基本停留于政治清明、四海宴平的程度，他們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保證維持自己的基本生存。
生産力低下使當時的平民百姓将勞動一年之後既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還能夠傳遞田租地稅，同時儲存下來一些餘糧作為理想完美的生活狀态。
由于社會生活條件有限，生存不易，是以賦稅和兵役就成為古代影響甚至決定平民家庭生活品質的頭等大事。
貞觀初期，魏徵向唐太宗曆數其“失信于民”的三件事，其中兩件即為賦稅和兵役，魏徵勸谏唐太宗在賦稅和兵役上不可失信于民，不令百姓疲于徭役，而應給予人們穩定的社會生活環境。
在魏徵的民本觀中，“薄賦斂，輕租稅”是保證民心的頭等大事，“脫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貼泰”，民心總是傾向于能給自己創造和諧穩定生活條件的統治者。
經過隋末戰亂之後，初唐時期的百姓期待和平安穩的生活環境。隋炀帝對百姓勞役過甚，“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窮困”，同古代任何一個昏君的統治一樣不堪，隋朝滅亡是人心所向。
魏徵的人生經曆使他親見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滅亡，認識到隋炀帝對百姓的勞役降低了百姓對政府的期待值，再加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動蕩，社會生活極其不穩定，曆經幾百年不安定生活的人民十分渴望“治世”的出現。
是以他提出“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的理論，治理大亂之後的社會就像吃飯一樣容易。是以貞觀初，君臣在“重民”上有共同認知，百姓亦期待過上安穩生活，由此唐太宗以仁德治理國家，重視百姓，才使得當時出現“頻年霜旱，……偕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的現象。
“薄賦斂，輕租稅”解決的是百姓生活穩定問題，魏徵深知大亂之後人心思定，他這一治國理論的提出同樣基于深刻的社會實踐。
唐太宗即位之初，诏令“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複一年”，魏徵親見當時“老幼相歡，試歌且舞在路”，百姓人人欣悅。
之後唐太宗又反悔先前诏令，“待至明年，總為準折”，得知此消息的百姓“鹹失所望”，政令反複降低了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尤其在群眾最關心的賦稅、兵役之事上二三其令。況且此時國家安穩，增加賦稅、兵役的做法“于财利則小益，于德義則大損”，導緻人心浮動，得不償失。
（二）安堵黎元，各付生業
如何提高統治者的民間聲望進而達到維持社會穩定的目的是魏徵關注的重點。魏徵提出“王政本于仁恩，是以愛民厚俗之意”，他承襲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通過施行“仁政”使人民增加對統治者的好感，順應民心民俗，不對人民提出無理的要求，不強制人民因為統治者的某些需要而做損害自身利益的事，要求統治者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思考他們的基本需求，即“安堵黎元，各付生業”。
封建社會百姓自身生存是頭等大事，他們并不關心朝代更疊、黨派之争，文化水準普遍低下，尤其在戰亂頻仍、天災疊出的亂世，生命尚且顧不及，豈會對一些距離自己甚遠的朝堂大事有所關注。
唐太宗身為帝王，自以為有恩于群眾，希望自己在政事上的努力能夠得到百姓的回應，但是魏徵卻認為“堯人擊壤而歌，亦雲：‘帝有何力于我哉’，隻将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即使在堯這樣的聖王治理下，百姓尚且不關心朝堂政治、君主作為，更何況是唐太宗呢？
百姓的眼光更多的放在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上，比如徭役、賦稅、生存資源的配置設定等。同樣在安撫突厥的政策上也表現出魏徵的此類理念。
關于突厥部落如何安置，魏徵建議“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将突厥作為藩國往來，既能夠使突厥人仍維持他們原先的生産生活方式，又無需在接納突厥人入關後對本國百姓日常生活産生影響，且能夠為中央省卻許多冗事雜務，節省資财。
突厥部落自古以來，因地理環境的原因，與中原的生産發展模式截然不同，強行将他們納入唐朝的版圖中，對雙方都有不利影響。
唐朝在擁有絕對力量的情況下，隻需要控制突厥上層權力的更疊，就能達到控制整個部落的目的。
若能與突厥進行通商往來，也可為其提供生存之機，唐朝亦能換取其中的珍品異寶、馬匹等物，《舊唐書》中有載魏徵對于兩國通商的建議：“若任其商賈往來，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有百利而無一害。
太平時期的百姓固然會對目前的安樂生活有所感激，但他們的關注點是在自身得到的利益，自己能否平安地生活下去，他們對于政治、朝堂、帝王統治等并沒有多少概念，身為最高統治者的唐太宗需要做到的就是順應民心，讓整個社會和諧有序地運轉，士農工商各安其所，各有安身立命之本，這樣國家才能更加和平穩定。
（三）因民而教
“薄賦斂，輕租稅”，“安堵黎元，各付生業”，這兩種思想主要是從安頓百姓，滿足百姓生存需要上提出的。
當生存問題解決之後，其主要關注點就在教化群眾之上，即“因民而教”。魏徵将教化的目的定位在“勸人為善”上，認為教化可以使百姓知善惡，明禮義廉恥，進而促使民風清明，保證社會秩序正常運轉。
教化百姓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之一，主要指的是統治階級用柔和的手段教育、引導百姓向善，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風氣，使每一個處于這種風氣下的個體都能受到影響，進而達到有道德、有仁義的理想社會狀态。
魏徵在教化上的思想理論亦不脫離此範疇。魏徵認為百姓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性情，強制改變百姓的行為隻能起到一時之效，如果手段過于激烈，很大可能會引起百姓的反抗。
性情是本，俗化是末，“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奸匿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魏徵所說的“性情”指的是百姓的思維想法，“俗化”則指的是百姓的行為。
教化百姓需要從思維上進行根本的改變，把道德、仁義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激發人們的自覺性、主動性，而非被動消極地去聽從統治階級的安排。“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道德教化給君主帶來的好處遠大于用刑罰鞭策的方式治理社會。
貞觀初期，在魏徵與封德彜的“王道”“霸道”之争中就已提出“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人性本善，用仁義道德去教化群眾是行得通的。
唐太宗對魏徵的觀點“納之不疑”，這一治國理念帶來的成效就是“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逾嶺，戶阖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
可見其“因民而教”的理念經得起時間檢驗，符合唐朝初期社會狀況，并能夠取得良好成效。
魏徵“含養百姓”的三個政策是他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結合初唐的社會實際情況，為維護封建階級統治而提出的，具有鮮明的實用主義色彩，其内容對當時的群眾和統治者都有很大益處。
唐太宗時期，輕賦斂、薄租稅，人們的生活負擔較小，生存有很大保障，“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其兇荒則有社倉赈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又設定義倉、常平倉等，“以備兇荒”，盡量保證平民百姓的生活需要，對初唐社會進步有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