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尚國 攝
湖州，地處浙江省北部，浙、蘇、皖三省交彙處，東鄰嘉興，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瀕太湖，與無錫、蘇州隔湖相望，是環太湖地區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提起湖州，人們很容易将其與舒适安逸的生活相關聯。也确實，在湖州人生活中，也常常講一個詞，“百坦”，意思是從容，不急不緩。
但實際上，對于湖州了解的稍微多一些就會發現，一種創新、實幹的力量，流淌在這座城市文化的血脈中。而文化也為這座城市留下了獨特的樣貌和痕迹。
2022年4月8日，湖州召開市委文化工作會議。在迅速的崛起與發展，讓人們“重估湖州價值”後，這座城市再次亮出了“厚植文化自信力，加速浙北再崛起”的決心。
或許在城市激烈競争的當下，各個城市對自身未來的發展都有着明确的設計，但是鮮有将文化放置于如此明顯的地位。那麼文化與城市崛起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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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衆不同的辨別
首先，文化是一座城市最與衆不同的辨別。
自古以來，湖州“五山一水四分田”，自然風光可謂得天獨厚。然而，山不能言，水不能語，真正讓奇山秀水得以傳揚天下的，還在于文化。
“西塞山前白鹭飛，桃花流水鳜魚肥”，道出了湖州的山色；“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寫盡了水鄉的風情。而走遍天下的蘇轼，在登臨道場山後感歎“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為湖州風光做了堅實的背書。
米芾、王蒙摹寫此間山水的《苕溪詩帖》、《青卞隐居圖》稱行書、山水畫之絕。
董其昌曾多年在湖州山水間流連忘返，期間留下了《升山泊舟圖》、《苕溪春曉圖》、《青弁圖》等佳作……無數書畫家的潑墨揮毫，引得“一部書畫史，半部在湖州”。
同樣，面對城鎮化迅速襲來的現代，工業量産的産品，如果失去了文化的點綴，隻能迅速被遺忘在時代之中。城市亦是如此，如果沒有文化的辨別，它不過在千篇一律讓人們迷失的水泥叢林。
▲王潔涵 攝
而一座城市的文化之是以獨特，永遠離不開沉澱下它的自然與曆史。作為湖州建置之祖的下菰城，始築于商代，戰國時楚國春申君在此設菰城縣。兩千多年來，城市中心始終沒有變動，“龜甲”形的古城城廓至今清晰可辨。
而為了适應水鄉河流縱橫的現實，湖州以水興市，舊城水網、道路體系，延續至今，架構起了“漕渎貫城、以水為軸、雙溪交彙、三環合璧、四河環抱”的水城格局，背後展現的是中國人“天人合一、人水和諧”的境界。
作為“兩山理論”的發源地，如今的湖州也已連續13年來，太湖的入湖水質保持在Ⅲ類以上标準，實作“美麗浙江”考核九連優，PM2.5濃度保持在23微克/立方米……從曾經礦山關停、太湖水域治理，到如今的“在湖州看見美麗中國”。
新時代的湖州依舊守護着宜居的青山綠水，也用兼顧生态與發展的曆程，向人們講述了一段生動的“兩山”故事，綿延着文化對于城市身份的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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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幹的基因
文化如果脫離現實的生活而被束之高閣，無法展現其動人的魅力，而一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如此，隻有深入地挖掘埋藏在其下的文化基因，不使其淹沒于曆史塵埃之中，才能夠為這塊土地帶來綿延不絕的勃勃生機。
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湖州的勞動人民為了解決低窪地的洪澇災害問題,通過溇港圩田系統，改造利用濱湖濕地，變塗泥為沃土。由此衍生出“塘中養魚,塘基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魚塘”循環農業模式。
▲伊凡 攝
經過漫長的流傳，“桑基魚塘”沿用至今，被譽為中國現存唯一儲存完整的傳統生态農業模式，在2017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保護名錄。
自六朝時期至隋唐，衣冠南渡帶來了江南的開發，湖州的紡織業漸成風氣。雙林绫絹始于東晉，工藝流程精湛，種類繁多，具有“薄如蟬翼，輕似晨霧”的特點。但是，這樣一塊绫絹制作複雜，需要浸泡、翻絲、纖經、放纡、織造、煉染、砑光、整理，最終才能得出成品。
宋元時期，湖筆憑借其“尖、齊、圓、健”四大特色，被譽為“毛穎之冠”，與徽墨、宣紙、端硯并稱“文房四寶”。
然而，一隻湖筆的制造，要經過筆料、水盆、結頭、裝套、蒲墩、鑲嵌、擇筆、刻字等十二道主要工序，大小工序則更是多達一百二十餘道。
宋朝時，胡瑗在湖州州學中提出了“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要求學生們既學習經學基本理論，又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曆算等實學知識，一改漢唐以來，學校教育和選拔人才不重實踐的風氣，引領了宋朝的“教育改革”。
“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讓湖州的富庶之名傳遍華夏。但是鮮有人深知，即使再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也離不開勤勞實幹的奮鬥，而這根植于湖州文化深處。對于湖州而言，這種“明體達用”的教育追求能夠誕生于此并不意外。似是這片土地在曆史沉澱的一種诠釋總結，也是通過教育對後世湖州實幹基因的一種傳承。
近年來，湖州保持着實幹奮進之勢，不斷實作着跨越發展：在經濟增長上，湖州年均地區生産總值增長7.4%，增速居全省第2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413.5億元，增速連續五年居全省首位；2021年規上工業增加值破千億。而這些成績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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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的未來
未來，随着經濟結構轉型深入，增長将越來越依靠于科技創新。是以，在對科研的投入與建設之外，真正決定科技創新競争力的，在于一座城市具有創新的文化與開創性的精神。而這種精神的出現，歸根結底還是在于生活于此的人。
從古至今，湖州孕育的人才都不乏開拓之姿：
南北朝時期，出身吳興的陳霸先面對危局，挺身而出，率軍讨伐侯景之亂，力挫北齊兵鋒，兩度解開南朝覆滅之危，開創南朝最後的盛世，被後世史家稱為“江左諸帝，号為最賢”。
二十四史，湖州人所著獨占其三：沈約撰《宋書》被公認為“開浙江收聚之先聲”，姚思廉續父姚察成《梁書》《陳書》，文風樸實，叙事簡嚴，一改此前華麗浮泛之風。
明朝時期，潘季馴吸收借鑒家鄉湖州溇港圩田系統的經驗，極具前瞻性地運用“逼水歸槽，束水攻沙”，四次總督河務，主持黃河和京杭運河治理，被譽為“千古治黃第一人”。
到了近代，一批湖州人依舊秉持着這種開創精神，改革思想，推進科學，推動了中國近現代轉型的程序。錢玄同、沈尹默參加了《新青年》雜志的編纂，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搖旗呐喊的猛将。大量的湖籍學者潛心于教育和科學，胡仁源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俞同奎為大陸近代著名化學家，章鴻钊為中國地質事業的創始人。化學家和教育家任鴻隽，是中國科學社和《科學》月刊的建立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湖州依舊人才輩出，為國家科技創新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有6位湖籍人士進入中國科學院第一屆學部委員。中科院曆屆160位學部委員中，10名是湖籍人士，八百多位兩院院士中，湖州人就有18位。“兩彈一星”功臣中，錢三強、趙九章、屠守锷是湖籍人士。2021年兩院院士增選結果揭曉，湖州籍的兩院院士達到了42位。
▲項飛 攝
正是由于實幹、創新的文化底蘊才孕育出一批極具開創新的傑出人物。古人雲：“倉廪實而知禮節”。千百年來，很多人都能夠意識到經濟物質富足對于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文化的繁榮複興，同樣能夠帶動經濟社會的發展。
今天，當這座城市再度走向文化的次元，形成自我獨一無二的辨別，重新擦亮其中實幹、創新的底色，把城市的發展根植于文化自信之上，那麼“崛起”僅是其未來的第一步。在下一個千年裡，這方土地依舊能夠蓬勃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