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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審美邏輯，得益于傳統文化的積澱。
古人的品位與審美，與現代人是有一些差異的，即便對于流傳後世的詩文而言，各自在評價的方式上，也會有所出入。
如今是資訊大爆炸的時代，我們能接觸到的東西太多，是以今人對同一事物的審美多有不同。
而古人的審美，因受到《詩經》、《楚辭》的影響極大，相對的，就會統一許多。
不同時代的人，對于詩文之美的認知或許不好比較，但一個人才華的高低，卻是相對明顯的事情。
中華民族曆史悠長，出現過無數才華橫溢的人，他們或才思敏銳、或天賦卓絕、或博覽群書、或通明世事；
這些優秀的前人們，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很寶貴的精神财富。
而要說曆史上究竟哪個人的才華最高，或許并不會有完全統一的答案，但卻有一個人，他的才華，在古時候是最被人們所稱道的。
在南北朝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詩人，名叫謝靈運。
這個人，可以說是山水田園詩派的開山祖師，他不僅才華高絕，而且極其自負。
恃才傲物的謝靈運，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概的意思是，當世所有人的才華加在一起，也不過和自己一個人相差仿佛。
能說出這種話，可見他是自負到了什麼程度，但就連這麼自負的一個人，都要在後面補上一句——但曹子建的才華是我的八倍。
謝靈運認為，當世所有人的才華加在一起，也不過是曹植的八分之一而已。而這件事，正是成語“才高八鬥”的來由。
南朝的文學批評家鐘嵘，在其所著的《詩品》中說：
曹植在文章上的造詣，相當于孔子、周公在思想上的成就，後世文人與他相比，隻能如燭火面對太陽。
清朝的詩詞理論家王士祯說，古往今來就才華而言，能被稱為“仙才”的隻有三個人——曹植、李白、蘇轼。
而李白自己卻說：“曹植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敏，竊慕高論。”
我們知道，李白可是很狂傲的人，他如果沒有真的這麼認為，是絕不會因曹植是前人，就故作謙卑的。
對今人而言，李白、杜甫、蘇轼、陶淵明、李清照等人，自然更加讓人耳熟能詳；
但在古人眼裡，似乎那寫出“輕雲蔽月、流風回雪”的曹子建，還要更勝一籌。
而古人們，對于詩文的評價上，除了注重其才，也注重其品。
這“品”的标準在于，一篇詩文是否有《詩經》、《楚辭》的純粹無邪之美。
在宋朝時，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到了曆史上的頂峰，人們對于生活中的各種事物，都有了更加苛刻的審美标準。
而這種對于至純之美的追求，也催生出了衆多更貼近這種審美的藝術品，例如宋朝的瓷器中，常用“冰裂紋”，人們将釉色龜裂産生的紋理，作為天然的花紋使用。
例如通體一色，不用染料勾畫圖案、不加任何其他修飾的汝窯。例如盛行當世，也流傳千古的宋詞。
當時被公認為才華最高的詞人，當然是蘇東坡了，但公認“詞品”最高者，卻是另外兩個人，一為北宋周邦彥，字美成。一為南宋張夔，字白石。
但宋詞中，“詞品”最高的詩詞，卻并不是這兩人所作，而是出自一位，沒有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清朝詞人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中說:
“《九張機》純自 《小雅》、《離騷》變出，詞至是，已臻絕頂，雖美成、白石亦不能為。”
陳廷焯認為唯有這曲《九張機》完全繼承了《詩經》與《楚辭》的至純真意，甚至在文中說這首詞是“千年絕詞”、“妙絕古樂府”。
而詩文是否足夠純澈無邪，對那時的人而言，有時比詩文是否足夠才華橫溢更為重要。這也就是今人與古人審美的差異所在了。
古人們，自然也和我們一樣，會感受到“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柔美婉約，能明白“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激情豪邁。
但他們可能更喜歡“深心未忍輕分付，回頭一笑，花間歸去，隻恐被花知。”的天真無邪；
也更能領會“花間更有雙蝴蝶，停梭一晌，閑窗影裡，獨自看多時。”的唯美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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