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尚国 摄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浙、苏、皖三省交汇处,东邻嘉兴,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提起湖州,人们很容易将其与舒适安逸的生活相关联。也确实,在湖州人生活中,也常常讲一个词,“百坦”,意思是从容,不急不缓。
但实际上,对于湖州了解的稍微多一些就会发现,一种创新、实干的力量,流淌在这座城市文化的血脉中。而文化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独特的样貌和痕迹。
2022年4月8日,湖州召开市委文化工作会议。在迅速的崛起与发展,让人们“重估湖州价值”后,这座城市再次亮出了“厚植文化自信力,加速浙北再崛起”的决心。
或许在城市激烈竞争的当下,各个城市对自身未来的发展都有着明确的设计,但是鲜有将文化放置于如此明显的地位。那么文化与城市崛起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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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标识
首先,文化是一座城市最与众不同的标识。
自古以来,湖州“五山一水四分田”,自然风光可谓得天独厚。然而,山不能言,水不能语,真正让奇山秀水得以传扬天下的,还在于文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道出了湖州的山色;“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写尽了水乡的风情。而走遍天下的苏轼,在登临道场山后感叹“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为湖州风光做了坚实的背书。
米芾、王蒙摹写此间山水的《苕溪诗帖》、《青卞隐居图》称行书、山水画之绝。
董其昌曾多年在湖州山水间流连忘返,期间留下了《升山泊舟图》、《苕溪春晓图》、《青弁图》等佳作……无数书画家的泼墨挥毫,引得“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
同样,面对城镇化迅速袭来的现代,工业量产的产品,如果失去了文化的点缀,只能迅速被遗忘在时代之中。城市亦是如此,如果没有文化的标识,它不过在千篇一律让人们迷失的水泥丛林。
▲王洁涵 摄
而一座城市的文化之所以独特,永远离不开沉淀下它的自然与历史。作为湖州建置之祖的下菰城,始筑于商代,战国时楚国春申君在此设菰城县。两千多年来,城市中心始终没有变动,“龟甲”形的古城城廓至今清晰可辨。
而为了适应水乡河流纵横的现实,湖州以水兴市,旧城水网、道路体系,延续至今,架构起了“漕渎贯城、以水为轴、双溪交汇、三环合璧、四河环抱”的水城格局,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人“天人合一、人水和谐”的境界。
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如今的湖州也已连续13年来,太湖的入湖水质保持在Ⅲ类以上标准,实现“美丽浙江”考核九连优,PM2.5浓度保持在23微克/立方米……从曾经矿山关停、太湖水域治理,到如今的“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新时代的湖州依旧守护着宜居的青山绿水,也用兼顾生态与发展的历程,向人们讲述了一段生动的“两山”故事,绵延着文化对于城市身份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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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的基因
文化如果脱离现实的生活而被束之高阁,无法展现其动人的魅力,而一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如此,只有深入地挖掘埋藏在其下的文化基因,不使其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才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绵延不绝的勃勃生机。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湖州的劳动人民为了解决低洼地的洪涝灾害问题,通过溇港圩田系统,改造利用滨湖湿地,变涂泥为沃土。由此衍生出“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循环农业模式。
▲伊凡 摄
经过漫长的流传,“桑基鱼塘”沿用至今,被誉为中国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在2017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自六朝时期至隋唐,衣冠南渡带来了江南的开发,湖州的纺织业渐成风气。双林绫绢始于东晋,工艺流程精湛,种类繁多,具有“薄如蝉翼,轻似晨雾”的特点。但是,这样一块绫绢制作复杂,需要浸泡、翻丝、纤经、放纡、织造、炼染、砑光、整理,最终才能得出成品。
宋元时期,湖笔凭借其“尖、齐、圆、健”四大特色,被誉为“毛颖之冠”,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文房四宝”。
然而,一只湖笔的制造,要经过笔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十二道主要工序,大小工序则更是多达一百二十余道。
宋朝时,胡瑗在湖州州学中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要求学生们既学习经学基本理论,又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一改汉唐以来,学校教育和选拔人才不重实践的风气,引领了宋朝的“教育改革”。
“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让湖州的富庶之名传遍华夏。但是鲜有人深知,即使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离不开勤劳实干的奋斗,而这根植于湖州文化深处。对于湖州而言,这种“明体达用”的教育追求能够诞生于此并不意外。似是这片土地在历史沉淀的一种诠释总结,也是通过教育对后世湖州实干基因的一种传承。
近年来,湖州保持着实干奋进之势,不断实现着跨越发展:在经济增长上,湖州年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4%,增速居全省第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413.5亿元,增速连续五年居全省首位;2021年规上工业增加值破千亿。而这些成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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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未来
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深入,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于科技创新。因此,在对科研的投入与建设之外,真正决定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在于一座城市具有创新的文化与开创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生活于此的人。
从古至今,湖州孕育的人才都不乏开拓之姿:
南北朝时期,出身吴兴的陈霸先面对危局,挺身而出,率军讨伐侯景之乱,力挫北齐兵锋,两度解开南朝覆灭之危,开创南朝最后的盛世,被后世史家称为“江左诸帝,号为最贤”。
二十四史,湖州人所著独占其三:沈约撰《宋书》被公认为“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姚思廉续父姚察成《梁书》《陈书》,文风朴实,叙事简严,一改此前华丽浮泛之风。
明朝时期,潘季驯吸收借鉴家乡湖州溇港圩田系统的经验,极具前瞻性地运用“逼水归槽,束水攻沙”,四次总督河务,主持黄河和京杭运河治理,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
到了近代,一批湖州人依旧秉持着这种开创精神,改革思想,推进科学,推动了中国近现代转型的进程。钱玄同、沈尹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摇旗呐喊的猛将。大量的湖籍学者潜心于教育和科学,胡仁源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俞同奎为大陆近代著名化学家,章鸿钊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化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湖州依旧人才辈出,为国家科技创新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有6位湖籍人士进入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中科院历届160位学部委员中,10名是湖籍人士,八百多位两院院士中,湖州人就有18位。“两弹一星”功臣中,钱三强、赵九章、屠守锷是湖籍人士。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湖州籍的两院院士达到了42位。
▲项飞 摄
正是由于实干、创新的文化底蕴才孕育出一批极具开创新的杰出人物。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能够意识到经济物质富足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文化的繁荣复兴,同样能够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当这座城市再度走向文化的维度,形成自我独一无二的标识,重新擦亮其中实干、创新的底色,把城市的发展根植于文化自信之上,那么“崛起”仅是其未来的第一步。在下一个千年里,这方土地依旧能够蓬勃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