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受道家、儒家、佛家三種文化深厚影響。進而對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都有着自己獨特的見解。這三種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使自己不同的人生階段有着不同的人生境界。随着蘇轼的文化底蘊加深,對人、事、物等都進行深刻思考，境界得到不斷提升。
蘇轼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而又異常聰明敏銳的文藝全才，是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文人們最親切喜愛的對象。其實，蘇的文藝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遜色一籌。畫的真迹不可複見，就其他說，則字不如詩文，詩文不如詞，詞的數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國文藝史上卻有巨大影響，是美學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裡呢?我認為，他的典型意義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沖突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隐的沖突雙重心理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點。
釋文：轼啟：久别思念不忘，遠想體中佳勝，法眷各無恙。佛閣必已成就，焚修不易。數年念經，度得幾人徒弟。應師仍在寺蒙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頭橋、堋頭兩處墳茔，必煩照管。程六小心否，惟頻與提舉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歸去，相見未間，惟保愛之，不宣。轼手啟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師二大士侍者。八月十八日。
卷末有趙孟頫、文征明、王穉登題跋。鑒藏印有“商丘宋荦審定真迹”、“吳江張荃德載圖書”二方。本卷引首有明人所畫蘇轼像及釋東臯妙聲所書《東坡先生像贊》。
此帖是蘇轼書寫的信劄，内容主要是委托鄉僧照管墳茔之事。根據帖後趙孟頫、文征明、王穉登三人之跋可知，此帖當是蘇轼于北宋熙甯年間在京師時所作，時年約30餘歲。該帖筆法精細，字型遒媚，與蘇轼早年書法特征吻合，正如趙孟頫所稱“字畫風流韻勝”。
北宋蘇轼 《治平帖》（局部） 紙本縱29.2厘米 橫45.2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引首為明人所畫蘇轼像
蘇轼一方面是忠君愛國、學優而仕、抱負滿懷、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無論是他的上皇帝書、熙甯變法的溫和保守立場，以及其他許多言行，都充分表現出這一點。這上與杜、白、韓，下與後代無數士大夫知識分子，均無不同，甚至有時還帶着似乎難以想象的正統迂腐氣（例如責備李白參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是，蘇東坡留給後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後一面才是蘇之是以為蘇的關鍵所在。蘇一生并未退隐，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隐”、“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轼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隐”心緒，已不隻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它不是對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也不是“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阮籍），“榮華誠足貴，亦複可憐傷”（陶潛）那種具體的政治哀傷（盡管蘇也有這種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這當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層了。前者（對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後者（對社會的退避）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飯，仍有苦惱，也仍然逃不出社會。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如果可以說，《春江花月夜》之類的對人生的自我意識隻是少年時代的喟歎，雖說感傷，并不覺重壓；那麼，這樣的情況就剛好相反，盡管沒多談，卻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然而就在強顔歡笑中，不更透出那無可如何，黃昏日暮的沉重傷感麼?這種整個人生空漠之感，這種對整個存在、宇宙、人生、社會的懷疑、厭倦、無所希冀、無所寄托的深沉喟歎，盡管不是那麼非常自覺，卻是蘇轼最早在文藝領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來的。
[北宋]蘇轼《黃州寒食詩帖》墨迹素箋本 縱18.9厘米 橫34.2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黃州寒食詩》的釋文如下：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蒙蒙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鳥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裡。也拟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著名的前後《赤壁賦》是直接議論這個問題的，文中那種人生感傷和強作慰藉以求超脫，都在一定程度和意義上表現了這一點。無論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提問”，或者是“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的“解答”；無論是“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者是“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的缥缈禅意，實際都與這種人生空漠、無所寄托之感深刻地連在一起的。
[北宋]蘇轼《前赤壁賦》（局部） 素箋墨迹卷
縱23.9厘米 橫258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前五行三十六字由明代文征明補書
蘇詞則更為含蓄而深沉地表現了它：“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凄涼，夜來風雨已鳴廊，看取眉頭鬓上”；“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夜飲東坡醒複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宋人筆記中傳說，蘇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後那首小詞後，“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谒，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石林避暑錄話》），正睡大覺哩，根本沒去“江海寄餘生”。本來，又何必那樣呢?因為根本逃不掉這個人世大羅網。也許，隻有在佛學禅宗中，勉強尋得一些安慰和解脫吧。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谑，使蘇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于是，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裡沒有屈原、阮籍的憂憤，沒有李白、杜甫的豪誠，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當然更不像韓愈那樣盛氣淩人不可一世。蘇轼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質樸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并把這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無怪乎在古今詩人中，就隻有陶潛最合蘇轼的标準了。隻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淵明，才是蘇轼所願頂禮膜拜的對象。終唐之世，陶詩并不顯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視。直到蘇轼這裡，才被擡高到獨一無二的地步。并從此之後，地位便鞏固下來了。蘇轼發現了陶詩在極平淡樸質的形象意境中，所表達出來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藝術的極峰。千年以來，陶詩就一直以這種俗化的面目流傳着。
[北宋]蘇轼《洞庭春色賦》
白麻紙接裝 縱28.3厘米 橫306.3厘米 吉林省博物館藏
譯文：洞庭春色賦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馀之不食，而四老人者遊戲于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裡于一班，舉棗 葉之有馀，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于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遊，勤霧鬓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 而涕潸。翠勺銀罂，紫絡青倫，随屬車之鸱夷，款木門之銅镮。分帝觞之馀瀝，幸公子之破悭。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 痹頑。盡三江于一吸，吞魚龍之神奸，醉夢紛纭，始如髦蠻，鼓包山之桂揖，扣林屋之瓊關。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 潺，追範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惸鳏，屬此觞于西子，洗亡國之愁顔。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 曰：烏乎噫嘻：吾言誇矣：公子其為我删之。
譯文：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于衡漳，軍涉而夜号。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于亭臯。郁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 妙質，而死斤斧于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于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構廈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于盤錯，出肪澤于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 嘈嘈。味甘馀之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酌以瘿藤之紋樽， 薦以古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邀。跨超峰 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綸布，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及，歸鋪啜其醨糟。漱松風于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始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戲為作賦。後予為中山守，以松節釀酒，複 以賦之。以其事同而文類，故錄為一卷。紹聖元年閏四月廿一日，将适嶺表，遇大雨，留襄邑書此。東坡居士記
蘇轼有一篇散文《方山子傳》，其中說：方山子……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以相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餘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倘見之欤?這也許就是蘇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總之，不要富貴，不合流俗，在當時“太平盛世”，蘇轼卻憧憬這種任俠居山，棄冠服仕進的“異人”，不也如同他的詩詞一樣，表達着一種獨特的人生态度麼?
（傳）[北宋]蘇轼 《枯木怪石圖》
紙本 水墨 縱26.5厘米 橫50.5厘米 （日本）私人收藏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蘇轼傳達的就是這種攜帶某種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盡管蘇轼不斷地進行自我安慰，時時現出一副随遇而安的“樂觀”情緒，“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與陶淵明、白居易等人畢竟不同，其中總深深的埋藏着某種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無怪乎具有同樣敏銳眼光的朱熹最不滿意蘇轼了，他甯肯贊揚王安石，也絕不喜歡蘇東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們都感受到蘇轼這一套對當時社會秩序具有潛在的破壞性。蘇東坡生得太早，他沒法做封建社會的否定者，但他的這種美學理想和審美趣味，卻對從元畫、元曲到明中葉以來的浪漫主義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驅作用。直到《紅樓夢》中的“悲涼之霧，遍布華林”，更是這一因素在新時代條件下的成果。蘇轼在後期封建美學上的深遠的典型意義，其實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