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豪擲4.5億買地？一個“死去”的江湖正悄悄“複活”

黃傑 | 江蘇行政學院

【導讀】2022年4月6日，河南某企業以4.52億元競得鄭州一塊商業用地，該企業最終受益人為嵩山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少林寺沉寂多年“重出江湖”。截至2022年，少林寺申請商标已達706個。這與人們印象中那個代表着佛門和俠義、象征着某種“江湖”文化的少林寺，已大為不同。事實上，不僅僅是少林寺，很多人感慨，“江湖”也在遠去。但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江湖”的“古與今”“生與死”，仍是我們了解中國文化的符号性概念。

無論“江湖不是打打殺殺，江湖是人情世故”，還是“相忘于江湖”，這些廣泛流傳的台詞，某種意義上展現了中國人特有的人際觀念、秩序理念與行為特征。本文指出，“江湖”是中國文化當中的“逃離性社會空間”，至少有四種含義：其一是自然地理中的江湖；其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與廟堂隐約相對；其三是遊民的江湖，是在宗法社會之外的遊離空間；其四是近代江湖，是在社會轉型之際，圈子、團夥及其依附現象與邊緣人群的統稱。在作者看來，以往研究對“鄉土中國”存在過度解釋的問題，反而對華夏民族“水與土”“居與遊”“農與商”的辯證關系與“流動性特征”認識不足。實際上，遊離在宗法社會之外，與宗法社會具有“平行結構”關系的“江湖”，為鄉土社會注入了難得一見的活躍基因，恰恰豐富了傳統中國的立體架構。海内外一部分國人心靈因“江湖”而有所寄寓，民族心态亦有微妙調整，可見其至今仍有一定的勵志作用。通過“江湖”，我們不僅能夠了解中國文化的多元叙事，還能夠更加恰切地認知中國社會的轉型故事。但對其積之于今的流弊和種種外溢效應，也應進一步梳理和審視。

本文原載《學海》2021年第4期，原題為《“江湖”：鄉土中國的另一種想象》，文章有所删節，請有需要者參酌原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江湖”：鄉土中國的另一種想象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又含糊其詞。許多非常重要的概念，沿用至今，卻往往語義含混、似是而非；看上去簡單明了，真探究起來，幾句話又說不清楚；而且枝枝蔓蔓，牽扯衆多；言近旨遠，往往深意存焉，甚至隐涉許多重大命題。“江湖”即為其一。

▍莊子的“江湖”

古往今來，有文人士大夫的江湖（“遁迹江湖”），有綠林好漢的江湖（“笑傲江湖”），有生意人的江湖（“跑江湖”），也有普通人想象中的江湖（“江湖傳奇”）。江湖既可以是隐居之所（“歸隐江湖”），也可以是喧嚣塵世（“重出江湖”）；既可以是和“廟堂”或官府衙門相對應的民間社會（“闖蕩江湖”），也可以是秘密社會（“江湖黑道”），還可以是隐形社會或虛拟社會（“江湖地位”）；江湖既可能是虛幻的存在（“奇幻江湖”），也可能是社會的現實（“天下江湖”）；一個人，可以半是廟堂半是江湖，也可以身在廟堂心在江湖，或身在江湖心向廟堂；甚至廟堂也可以是江湖，江湖也可以是廟堂。——總之，隻要在特定語境中，結合特定内容，對于江湖中國人自然就能心領神會。如果說江湖人常挂在嘴邊的所謂“罩門”，就是指自身或他人身上與生俱來難以克服的關鍵性弱點，是一個人的精神氣質乃至人格命運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那麼，“江湖”就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精神“罩門”。作為根深蒂固又開枝散葉的東方式浪漫主義，“江湖”根植于傳統中國豐厚的文化土壤，随華夏文明赓續變遷，展現出自成一格的獨特審美意蘊，并且以各種形式廣泛存在于當下，深深嵌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道德體系和情感基因。誠如電影《卧虎藏龍》導演李安所雲：中國文化中的“江湖”，是最難傳達給西方人的（觀念）。可以說，當下的中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帶點江湖的痕迹。

究竟什麼是江湖？“大風泱泱大潮滂滂”（梁啟超）的中國文化，何以産生這一特異現象？反過來，江湖又在多大程度影響和形塑了中國文化？或者說，江湖，是不是鄉土中國不為人知的另一秘境，或另一種可能？

《辭海》“江湖”條雲:“1.舊時指隐士的居處。《南史·隐逸傳上》:‘或遁迹江湖之上。’2.泛指四方各地。如：走江湖。杜牧《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漢語大詞典》“江湖”條:“1.江河湖海；2.泛指四方各地；3.指民間；4.指舊時隐士的居處；5.引申為退隐；6.舊時指四方流浪，靠賣藝、賣藥、占蔔等謀生者。亦指這種人從事的行業；7.劇種名”。

以上兩種解釋，與駁雜多變的“江湖”含義相比，都稍嫌單薄。

漢語中最早出現“江湖”的是《莊子》，全書使用“江湖”凡七處（其中兩條重複），按順序依次如下：“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内篇·逍遙遊第一》）“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掬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師第六》，重言又見《外篇·天運第十四》）“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内篇·大宗師第六》）“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外篇·至樂第十八》，重言之異文又見《外篇·達生第十九》）“夫豐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隐約，猶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羅機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上述《莊子》中的“江湖”，詞義接近，基本指稱自然界的江河湖海，當然也應該寄寓了作者的某種情愫；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的道家思想，和“鉗揵九流，囊括百世”的莊子學說，究竟是否對此時的“江湖”概念有所浸染，則未可知。研究《莊子》的學者張遠山認定《莊子》即為“江湖”的詞源，則僅屬一家之言。一個蹊跷的事實是，除了《莊子》，先秦所有典籍中都沒有再出現“江湖”。這有幾種可能：一是其他載有“江湖”詞組的典籍湮沒了，沒有儲存下來；二是《莊子》中“江湖”詞組及意涵為莊子獨創但未被廣泛接受；三是“江湖”詞組本身也沒有特殊意涵，沒有引起時人更多關注。

學者萬方認為，“江湖”應是合成詞組，詞素來源于“三江”（包括“九江”）、“五湖”和“四海”，皆為泛指，很自然地便組合出“三江五湖”“五湖四海”等泛指四方各地的詞組。約而言之，“江”“湖”“海”三個詞素組合産生了“江湖”“江海”“湖海”等更為簡潔的同義語詞。按照萬方的觀點，“江湖”“江海”“湖海”等在當時都是同義詞，意思差不多，經常互用，但又有一些微妙差別。萬方特别指出：“‘江海’是先秦典籍中使用較為頻繁的一個語詞；有意思的是，它也如同‘江湖’一樣，主要出現在道家的典籍中，或者是出現在遠離廟堂政治的話語中。”

萬方的觀點自成一說，但亦不乏主觀臆測成分。有一點則是确定無疑的，那就是在先秦，至少在莊子那裡，“江湖”應該還沒有成為專有名詞，更不存在後世所具有的特定或特殊的含義。但也要承認，此時的“江湖”，已經開始和自然界的“江湖”有所區隔，或者說已經能夠尋找到後世“江湖”的蛛絲馬迹。

莊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文化中的異數。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稱“其文則汪洋辟阖，儀态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其灑脫不羁的在野立場和異端性格，寄情山水、歸耕隐居的草莽氣息，遺世獨立、卓爾不群，對社會現實的不合作及批判精神，讓人耳目一新，每每撫慰着不安、恍惚、失意乃至受創的人心，并且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審美旨趣。——這樣來看，“江湖”首先出現在莊子中，絕不是偶然。

▍“逃離”：自然山水中的江湖意象

中國是水資源大國，西傍高山荒漠，東臨大海，内有長江與黃河橫貫東西，無數大小支流與之聯結并網絡整個版圖，有一種深沉而獨特的淡水文明和大河文明。遠古時期中國更是水系衆多，河道縱橫。相傳成書于戰國後期的《山海經》，就記有300多條水道；流傳至今的上古神話傳說，其中不少就和洪害及治水有關；長江下遊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明水利系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葛劍雄認為河流文明是水文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真正對人類特别是古代的文明産生重要作用的，都是依托于大江大河。河流不僅提供了人類生産、生存的基本的條件，而且它把分散發展的文明彙成一個總體，并且依托這些河流所擁有的特殊條件，把它提升到一個空前的高度”。而華夏文明，無疑将這種河流文明發揚光大，并且孕育出了内涵豐富意境悠遠的水文化。

“山水是觀察曆史的形而上尺度”，也是了解中國古文明的密鑰。中國人是對山水自然情有獨鐘的民族，李澤厚甚至認為，在山水自然中浸染出來的“中國的山水畫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寄情山水，隐逸江湖，從來就是中國文人的一大夢想。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基于農作物生長和天時經驗的成熟農耕文明，建立了一整套“天人合一”、萬物循環的價值和信仰系統。因而，自然山水在中國文化中始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意念或者意象角色，潛移默化，影響至深。在“前汽車”時代，水路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古代河流約略相當于今天的鐵路或高速公路，人類生計和文明的很多現象也都是圍繞河流而展開。在古代，河流可能更具有交通、經濟乃至社會意義，也就是說，在自然屬性之外，河流還有明顯的經濟屬性、文化屬性和社會屬性。“與此相關的水神和海神，就像山神一樣，是人類很早就有的普遍現象，是一種基于日常生活系統的信仰需求”。古人對江河湖海的了解與情感也和今人遠遠不同。對于絕大多數一輩子沒走出過鄉村、沒見過大海的古人來說，大江大河通向廣袤無垠的四海八荒，大江大河就是海，代表的就是遙遠陌生的未知世界。如果說鄉土是家鄉，是此在，是周而複始的熟悉的靜态生活；那麼江湖就是他者，是遠行和異鄉，是流動和逃離。

曆史學者魏斌多年來悉心研究六朝時期“山嶽文化景觀的生成過程及其空間關系”，著有《“山中”的六朝史》，在相關領域有開創性貢獻。他認為，山中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一定程度上的逃離性，是試圖逃逸出國家權力的文化共同體。這是山居的本意。也就是說，一個傾向于獨立的平行性文化空間，在統一帝國消亡後的權力環境中開始出現了。東西方差不多同時出現了這種現象，但文化影響卻頗有差異。在西方，山中修道院主要仍是作為一種信仰現象而存在。而在中國，以山寺、山館為代表的山林文化空間，卻溢出了信仰範疇，逐漸内化于知識精英的内心世界，成為一個獨特的精神文化現象。“文化性的逃離者造就了超越的山水，而社會性的逃離者造就了俠義的江湖和山林，二者都是綿延于中國曆史中的内容。……這兩種現象的存在，其實都跟郡縣制華夏帝國的權力體制有關，是帝國的伴生之物”。

山林和江湖一樣，在中國文化裡極具象征意味。曆史上的山林和江湖之間，充斥着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貶黜官員、不合于群的行為乖張者，以及放浪形骸縱情山水的各色人等。人們從名利場逃離，從鄉土社會中逃離，從蠅營狗苟鈎心鬥角或劍拔弩張中逃離，山水給了他們莫大的心靈寄托和自由揮灑的精神空間。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略論中國社會學（二）》中，将中國文化區分為城市文化、鄉鎮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他說：“中國古代有遊俠，富流動性，山林人物富靜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動性者，則謂之江湖。”“中國主要乃一靜态社會，而江湖則為其靜态下層一動态，……”錢氏還正确指出了近代“江湖勢力侵入城市”的重要趨向。概言之，社會化的山水即為江湖，也可以說江湖就是人格化的山水，是被賦予了人類情感和靈性的山水。山水和人世恩怨纏繞一起，成為中國式的人情世故。而作為“逃離性社會空間”，江湖顯然要比山林複雜一些。江湖既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既有天人合一的飄逸空靈，也有行俠仗義的快意恩仇，還有“倫常日用”的世俗煙火。江湖以其多重形式和不同側面的“逃離性”，沖擊着世代相傳變動不居的鄉土社會。

▍被土地束縛的“鄉土社會”？

“鄉土中國”在當下似已是不刊之論。然而，在近代，從天朝上國的“禮儀之邦”，跌落到“鄉土中國”，身份視角的重要切換，其實蘊含了極為複雜的心路曆程。從張謇的“以農立國”、梁啟超的“村落國家”，到錢穆的“大型農國”，乃至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重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燕京大學“中國社會學派”的推動下，更是出現了一個以費孝通為代表的“鄉土中國”時代。——這背後，乃是綿延數千年的古老農耕民族近代以來面對工業文明沖擊的深層焦慮，是在全新坐标參照下，順應劇變，甚至“以具有明确目标和主體意識的學術運動”重新認識自己進而認識世界，最終完成現代化轉型的艱難探索。

費孝通的鄉土社會說深深影響了幾代人，後來成為中國社會人類學界的主流話語和思想圭臬；而對“鄉”和“土”的發現和執着，也貫穿了費孝通的一生。他特意把《鄉土中國》英文名稱譯為《來自土地》（From the Soil）；後來又把魁閣期間田野研究形成的三篇相對獨立的中文報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合起來，編譯成一本英文書，取名《土地束縛的中國》（Earthbound China）。這兩部著作均完成于20世紀40年代，彼時山河破碎，烽火連綿，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抉擇，作為社會學家的費孝通正當盛年，聲名鵲起，還專程赴美國研修考察了一年。基于多年對基層社會的精細觀察，他思想漸趨成熟，形成了所謂的“文化自覺”。

在《鄉土中國》裡，費孝通開篇即講鄉土社會的“累世不遷”，并對“鄉土中國”意象做了生動形象的概括：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态的生活是終老是鄉。”直到晚年，費孝通還明确承認自己“在農村調查裡也得到同樣的觀念”。其《鄉土中國》一書，強調的正是金恩指出過的“循環”：“人同土地結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産四季循環不已”。也正是這個循環,“構造了鄉土社會人的特點”。這種鄉土社會人的特點，即突出表現為内在的禮治規則和外在的差序格局，以及等級與人情兩種維系力量。

費孝通的貢獻在于，他以一個卓越的社會人類學家的眼光，通過實地調研和親身觀察，在書本裡的高高在上的中國之外，透過平淡而瑣屑的生活日常，發現了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中國基層社會，以及這個社會常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秩序。誠如王銘銘等所言，“《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對中國進行社會結構分析的嘗試，他試圖在理論上總結并開導實地研究，以建構中國社會特有的鄉土倫理體系”。用費孝通自己的話說就是，“這裡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裡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

1936年,費孝通的燕大同門瞿同祖完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一書，從立意到史料分析方法，俱吸收了燕京學派的精髓。瞿同祖稱他的研究也“不純粹是曆史的研究，是以我并不企圖将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按着年代先後依次地排列着，好像曆史家的叙說一樣。反之，隻将各種事實提出來以為各種社會現象的實證而已。我的研究也不隻是一部分社會現象研究，是以我不僅着重于經濟制度或政治制度一方面的讨論，而是以全部社會現象為對象，逐一讨論”。費孝通的鄉土社會包含士、民、工、商這些位于封建底層的團體（亦稱“四民社會”）。瞿同祖也談道：“士是介乎庶人與卿大夫間的一階級”，雖非宗室貴族，但可以被舉薦為官，是以在四民中有擢為士的希望，無疑最尊。士民雖有在社會上下流動的機會，但是“為了使庶人各執其業以事上，貴族得滿足各種需求，而度着享樂的生活，士農工商不但有職業上的分工，并且須世世守其祖業，不許改易。同時庶人居處也極為固定，不許遷徙。這樣，不但可防止四民混亂相雜，見異思遷……這一點極其重要……一旦這個鎖環被破壞了,人民可以到處自由遷徙,封建關系也就不能存在了”。毫無疑問，《鄉土中國》與《中國封建社會》的叙述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瞿同祖隻講到封建時代，而費孝通則将其視為傳統社會一貫的理想”。

“以水解社會曆史、以水悟文明的眼光和思維”，需要有超越鄉土社會的視野和想象，而中國人念茲在茲的江湖，提供了實作這種超越的可能。作為由“水”衍發出來的“生”和“遊”的文化，江湖從一個單純地理名詞，發展成一個意境隽永内涵豐富的重要內建概念，本身就反映了文明演進的複雜性。對于思考“水在人創造的人文世界的重要性”、認識“包括水在内的物與人之間的關系”、體味傳統鄉土社會的特殊性和多面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領悟中國文化的魅力和本質，無疑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而隻有在鄉土社會的整體架構裡，在“水與土”“生與熟”“居與遊”“農與商”的對立和互動中，才能更準确地了解和把握這一複雜概念。

▍遊民、并行秩序和循環架構

在傳統鄉土社會之外，江湖創造了一個極具東方色彩的流動性空間。這個流動性空間不僅長期隐性存在，而且持續發生作用。宋以後，門閥貴族徹底退出曆史舞台，庶民社會開篇，這個流動性空間又戲劇性地成了遊民的世界。遊民是江湖的伴生物，是那些脫離了宗法秩序、大部分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來回遊蕩的人們。與此相對應的是“宗法人”，“宗法人”也可視為鄉土社會人的另一種說法。“宗法人”循規蹈矩、安土重遷，社會關系局限在一個狹小有限的空間裡；遊民則可稱為“脫序人”，離開了賴以生存的宗法和土地，形成了不同于“宗法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在近代工商業城市産生以前，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鄉村乃帝國之本。對大多數城市居民來說，城市隻是暫時栖居之地，中國式的告老還鄉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就展現出農業社會的這種鄉村引領城市的本質。鄉村是帝國的基石和家族的根脈，有最穩定的倫常結構和最完備的傳承教化系統，是宗法人的世代家園。

遊民最大特點是流動性。宋以前“有遊民，但不能形成群體”。春秋戰國有食客、門人（門客）、遊俠等，漢有“流庸”，唐有“雁戶”，各代遊民雖未成氣候，但其精神血脈還是播遷流傳後世。“中國自周以來‘以農立國’，‘以農為本’，長期還以井田制為社會理想範式，并以此為中心設計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來。‘離土離鄉’意味着逸出傳統的範式制度之外，其流動隐秘，生計無常的特性，又使這些遊民往往具有破壞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難管理的一類階層。從農本社會的觀念出發，這些離土離鄉，遊蹤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為業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張，所為可疑，坑蒙拐騙之輩。常言道：‘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其此之謂也。這類角色恰合莊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構成傳統中國社會豐富的人物譜系。”以水運形成的交通節點和新的社會生活空間，頻密的商業和人際交往，亟須建立宗法之外的互信體制和自組織網絡。這種天南海北大量陌生人的聚集，“生與熟”“居與遊”兼備的場景，流動的、湍急的、神秘莫測像水一樣飄忽不定、浪迹四方的生活狀态，毫無疑問不屬于安常守故周而複始的鄉土社會，江湖進而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内涵。也正因為如此，江湖以及江湖上的人們，才真正與所謂的鄉土社會漸行漸遠。

從宗法社會中逸出的遊民即江湖人的最大想象，依舊是通過歃血為盟等形式建立類血緣的新的宗法結構。古代中國制度供給不足，基層社會基本靠隐性社會和非正式制度維系，這個逸出傳統鄉土社會的流動性空間，不一定有完全統一的組織形式、固定的法律規範，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門的非正式群體、相對穩定的規矩和道義原則、稀奇古怪的語言，這些共同構成了和主流社會平行相伴的神秘世界，也可以說就是江湖社會。這套平行體系，嵌入傳統中國血緣、地緣、學緣、業緣的人情網絡，世代相傳，成為利益調節與配置設定的特殊方式和人際識别及互動的基本形态。兩種體系長期并存，甚至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常常會有兩副面孔和兩套話語體系，思想和行動的分離成為常态。

王朝更疊和治亂循環貫穿中國古代社會始終，50年一小亂200年一大亂是基本規律。作為群體的貴族階層過早消亡了。“城頭變幻大王旗”，“四海英雄起微族”。秦以來改朝換姓做皇帝的就有30多個，其中主要是少數民族（或有少數民族血統）和遊民（或社會底層平民）兩類人。底層平民一夜之間龍袍加身，皇親貴族“斷崖式”地被貶為平民流落江湖，王朝更疊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實作了社會階層的某種垂直流動。宋以後民間流行的通俗文藝作品，充斥着這種闖蕩江湖“發迹變泰”的故事，迎合了平頭百姓的真實心理需求，也讓民間的江湖氣堂而皇之地進入廟堂内外。這種情形在西方社會是難以想象的。

平行體系和循環架構，是中國傳統社會一步步失去進步動能形成内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觀察中國社會現象時特别要留意的兩個基本事實。它們往往為正史所忽略，也為繁茂蕪雜的曆史情勢所遮蔽，但卻施予了中國文化一種獨特的氣質和禀賦。相較于近代西方社會的狂飙突進，中國古代社會則始終無法走出空轉内耗的怪圈，與此相伴，江湖文化綿延至今，遊民意識纏繞盤桓，近代意義上的陌生人難覓蹤迹，向現代“社會”“蛻變”之路兜兜轉轉曲折坎坷。

▍簡單結論及餘論

總體而言，經過千百年演變，中國人所謂“江湖”至少有四層含義，總體上是外延不斷擴充、意涵不斷豐富，基本構成了曆時态關系。

其一是自然地理中的江湖。後逐漸被賦予廣袤、曠遠和流動的意涵。江湖曾是古代衆多水道的總稱或者泛稱，也被認為是長江和洞庭湖，後來泛指長江中下遊的三江五湖。三國以前，這些地方是落後的“東夷南蠻”之地，充滿煙瘴毒蠱，和天子所在的中原京城形成地理上的相對關系，長期被視為化外之地。

其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春秋以後，“江湖”一詞逐漸抽象化，衍生出隐居之處意思，成為中國文化中一個特殊名詞，也成為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理想生活，所謂身在廟堂心在江湖。這個江湖跟廟堂隐隐約約對立，但并不反廟堂，并不反主流社會，而且随時可能回到主流社會。

其三是遊民的江湖。在宗法制度之外，活躍在鄉土社會邊緣，和廟堂相對，由三教九流組成的獨特而龐大的民間“平行體系”。

其四是近代江湖。由内部壓力和外部沖擊形成的近代江湖，和曆史上任何時期的江湖都不盡相同，乃文人士大夫江湖和遊民江湖的合體和變異，結合了近代各種思潮和社會動蕩，如今幾乎可以表述一切關系網、圈子、團夥、利益群體、厚黑權謀、場域生态、依附現象，以及各種邊緣人群，同時亦成為一部分人的精神依傍、價值準則和生活方式。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學術意義上的中國“社會”，就是由人情、面子、關系、各種顯性和隐形權力形态及其循環互動構成的“江湖”。

認識“江湖”，尤忌以片面和靜止的觀點就事論事，而需要放在一個漫長而宏闊的背景之下來讨論。概言之，中國從一個地域性中原王朝，疊經内亂、帝國更替和外敵征服，逐漸吸納化服周邊異質文明，至清朝發展成獨具特點和影響力的東亞大陸超大型文明體，堪稱奇迹。中國盡管數千年文明線索未嘗中斷，但湮滅、融合，甚至斷裂、再造時有發生，文明形态不能說面目全非，也已發生了重大改變。自然山水對文化的浸潤更是無法漠視，怡然自樂的逍遙甚至被認為是中國文化之最高精神境界。其中的并行體系和循環架構，又造成了獨一無二的傳統社會生态，江湖廟堂之間也一直沒有明顯分際。而長期以來人們對華夏民族“水與土”“生與熟”“居與遊”“農與商”的辯證關系及其“流動性品格和傳統”缺乏足夠認知，對起自春秋曆經漫長發育過程功能齊備的龐大隐性社會也缺少深入研究。一些諸如“江湖”之類沿用至今的名詞概念，曆朝曆代均有特定含義，内涵和外延都有所衍化，也需要爬梳剔抉小心求證。同時，歐陸文明近世轉型曾面臨中土相似困境，如人口暴增和“脫序”、大批陌生人湧入城市導緻的一定程度混亂等等；但因宗教、自然禀賦和文化傳統殊異，獲緻耐人尋味之不同社會後果。

肇始于東方獨特水文化的江湖，“是一種由地理與社會空間高度組合、經時間洗禮而形成的文化概念”，也可以說是傳統鄉土社會中宗法以外的、未經法制規範的商業性公共互動場域。江湖從古老的自然地理概念，演化成了文化概念乃至當今具有深刻而廣雜意涵和影響的特殊名詞。它既是一種逃離空間，也是遊民的逍遙樂土，還成為民族心理的某種意象和圖騰；既是文明的隐喻，也是現實的關照，更是曆史的吊詭。我們得承認江湖文化為鄉土社會注入了難得一見的活躍基因，表現出農耕文明的另一側面和另一種可能，豐富了傳統中國的立體結構。海内外一部分國人心靈因之有所寄寓，民族心态亦有微妙調整，不能否認其至今仍存有的正面勵志作用。但依現代眼光觀之，江湖終究是未經充分發育和“格式化”的混沌的前社會形态，是一種頗具東方古韻的神秘叢集現象，更因近現代政治經濟動蕩，各種沉渣四起乃至合流，形成泛江湖化症候和反現代化趨勢，積之于今，流弊已及，需要格外加以重視和省思；而這個古老詞彙的因襲流變及所帶來的種種外溢效應，也值得進一步梳理和審視。

本文原載《學海》2021年第4期，原題為《“江湖”：鄉土中國的另一種想象》，文章有所删節，有需要者請參酌原文。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