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絲綢博物館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共同召開了仰韶時代絲綢發現新聞釋出會，稱在黃河流域的鄭州市荥陽汪溝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絲織物，經研究證明，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絲織品，距今五千多年。
澎湃新聞近日就此專訪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和中國絲綢博物館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周旸，談絲綢起源和汪溝遺址絲綢發現始末。趙豐表示，絲綢起源于中國，本來大家都不覺得是什麼問題，但是2014年在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 為世界文化遺産的那次世界遺産大會上，有其他國家的官員提出了他們的絲綢比我們國家的要早。國家文物局就提出要求，要把絲綢起源于中國的确實證據拿出來。2015年以來，經國家文物局準許，中國絲綢博物館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開展以“尋找中國絲綢起源”為主題的考古項目。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
澎湃新聞：1983年河南荥陽青台遺址曾出土距今5500年前後的絲綢殘痕，證明是中國發現最早的絲織品。這次在河南荥陽汪溝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絲織物也是距今5300至5500年，應該說并沒有将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絲綢年代往前推，那麼它的特殊意義展現在哪？
趙豐：
第一個當然是絲綢起源的研究。近代中國考古發掘的絲織品最為明确的有三個執行個體，分别是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半個蠶繭，是人類利用蠶繭的實證；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發現的家蠶絲線、絲帶和絹片，是長江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1983年河南青台遺址出土甕棺葬中的絲綢殘痕，是黃河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也被認為是中國發現最早的絲織品。但是河南荥陽青台遺址出土的絲織品沒有保留下來，這個物證就沒有了。是以我覺得這次發現的最大意義在于，在距離青台遺址不遠的汪溝遺址，又挖出了5000多年前的絲織品實物，我們終于有了第一手的實物資料去證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就已經有絲綢的存在，而且用我們的新技術手段也證明新發現的絲織品是家蠶絲。
汪溝遺址出土的碳化絲織品
澎湃新聞：你在論述絲綢起源時，特地把野蠶絲的利用排除在外，僅以家蠶絲綢作為論述對象。為什麼要把野蠶絲排除在外？
我認為絲綢起源有很多不同的節點：一是利用野生桑蠶繭的繭絲織成絲綢；二是馴化野桑蠶成為家蠶；三是為了養蠶而進行桑的人工栽培。這三個節點應該是有先後的，其理論上的層次是先有人類對野生桑蠶繭的利用，再有馴化野蠶，再到人工栽培桑樹。但其中也有主次，最為關鍵的是從野桑蠶到家蠶的馴化過程。因為印度曆史上很早就有利用野蠶絲生産織物的記載，但幾千年後，它們還是野蠶，沒有被馴化。是以我一直沒有把野蠶絲算作絲綢起源，因為利用野蠶絲隻是屬于偶然性的，或者說是很小的生産量，跟我們所說的絲綢起源概念不一樣。因為隻有成功馴化為家蠶之後，蠶才能夠成為穩定的、真正的生産材料。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的牙雕蠶與家蠶的對比圖
澎湃新聞：這次的新發現為絲綢起源于中國增添新的證據麼？我們能否說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絲織品？
說它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絲織品應該是沒有異議的。本來絲綢起源于中國，我們都覺得這不是個問題，絲綢是中國的發明，這算是世界上基本的共識。2014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 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申遺成功後國家文物局的上司把我叫去參加會議，要求加強絲路後申遺時代的研究與保護工作，着重提到了要加強絲綢起源的研究，因為在那次世界遺産大會上面，有其他國家的官員提出了他們的絲綢比我們要早。國家文物局就對我們提出這麼個要求，要把絲綢的起源到底是不是中國确實的證據拿出來。
汪溝甕棺碳化紡織品絞經組織局部放大照片
我在1996年在《東南文化》上發表過一篇論文叫《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其中主要的觀點就是人們怎麼會想到用絲綢來做衣服。我認為人們最初想到要馴化利用蠶不是單純為了多一種衣服的材料。我認為跟蠶的崇拜、跟人們由死向生的喪葬觀念有關。自然界蠶的一生，從蠶卵到幼蟲到蛹，這個過程就像人的一生。我們現在有比較多的證據證明，當時古人已經從這裡得到啟發，認為人死後靈魂升天就像蠶蛹化蛾一樣，是以，蠶給人的聯想跟升天聯系在一起。于是人死的時候是應該用絲綢給他裹起來，絲綢作為一種媒介，溝通天地，引導墓主升天；第二就是蠶吃的桑葉，吃了桑葉最後可以升天，是以桑樹林就變成了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以你看古人祭祀、求雨、求子基本上都到桑林裡面去。并且還從桑樹中想象出一種扶桑樹，扶桑樹就是通天樹，是太陽栖息的地方。是以扶桑樹經常跟太陽聯系在一起。第三才有人們的養蠶，養蠶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蠶，保護人們升天的通道。
錢山漾遺址出土絲絹殘片
這種“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隻有中國才有，在印度就沒有這樣一種文化背景，是以也隻有在中國的文化中出現“作繭自縛”，出現扶桑樹，出現這種原始崇拜，隻有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絲綢才可能從野蠶被馴化到家蠶，絲綢也才能真正的起源。
這一次在甕棺中發現絲織品佐證了我提出的觀點。為什麼最早的絲織品會在甕棺葬中被發現？第一，甕棺葬埋葬小孩，它用絲綢包裹的執行個體，這就證明了我們當時說的絲綢跟人的喪葬觀念有關，絲綢是作為人死後包裹用的；第二，甕的外形很像蠶繭的形狀，這其中會有不會有一種“作繭自縛”、“破繭升天”這種寓意，把屍體埋在繭子裡面，靈魂才能升天，相當于為我的理論增添了一些支撐材料。
河南省荥陽市汪溝遺址出土甕棺
澎湃新聞：為什麼選擇在鄭州開始你們的絲綢探源？
周旸：
絲綢探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找起源我們一般都在神話裡面找，在史料裡面找，但是缺乏考古學實證，是以我們就開始做這樣的工作。2015年我們第1次去了鄭州的青台村遺址，因為那裡曾經在1983年出土過最早的絲綢，距今5500年前後的絲綢。那麼我們覺得黃河流域作為絲綢起源是有很大機率的。第一，那個地方在5500年的時候是黃帝聚落的所在地；第二，史料裡面記載的黃帝的元妃嫘祖銷名養蠶的也是在那一帶，我們覺得神話傳說也不是空穴來風，但是最終我們還是要通過考古學實證，1983年給了我們很好的一個信心。
河南浙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蠶蛹。河南博物院 藏
澎湃新聞：鄭州荥陽汪溝遺址的絲織品樣品具體的發現和鑒定過程是怎樣的？
從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6年，中國絲綢博物館就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申報了國家文物局“尋找中國絲綢起源”為主題的考古項目，學術目标就是尋找絲綢起源。挖掘項目的考古工地就在1983年曾發現過絲綢的青台村，是以我們就開始做這個工作。到了2017年，我們就帶着我們的技術到了鄭州考古研究院，到了青台村，也清理了汪溝遺址的幾個甕棺。汪溝遺址跟青台遺址差不多同時期，相隔也不遠，從考古學家的判斷來講，他們應該屬于同樣的一個文化類型。我們2017年其實非常幸運，汪溝遺址我們清理了兩個甕棺，其實就發現了絲綢，然後到了2018年，我們把我們的研究範圍擴大，不僅包括青台，包括汪溝，還包括鞏義的雙槐樹以及工藝的雙槐樹遺址。那是一個非常高等級的遺址，最讓人驚歎的是它出了一個野豬獠牙雕的一個蠶雕。那個地方又相傳是黃帝聚落，然後在那裡試了一下沒有新發現，到了2019年6月，我們又繼續在汪溝開展工作，在5個甕棺裡面發現了4個四個甕棺裡面有紡織品。這次公布的是我們2017年的研究成果，因為2019年的研究成果，我們還想更深化細化，但是八九不離十，因為我們不停的在擴大取樣的範圍和取樣的數量，也在不停的提升我們的技術，是以我們覺得接下來我們會有更多的支援。
雙槐樹遺址出土牙雕蠶
澎湃新聞：這次是你們首次運用你們館自主研發的酶聯免疫技術在絲織品的鑒定上麼？
這是我們在科學手段上的一個創新。因為以前絲綢鑒定主要是靠形貌，人類紡織的面料纖維主要有棉、毛、麻、絲，放大來看它的截面都是不一樣的，有各自的特點。但是當你鑒定的材料非常脆弱，一碰就碎的情況下，它的形貌就儲存不下來，我們就很難鑒别。這次我們以周旸為主的纖維研究團隊用自主研發的酶聯免疫技術。大大增強了我們的檢測能力，擴大了我們檢測範圍，是以這一次應該說是我們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青台遺址出土絲織品殘片
這次也不能說首次使用，因為我們的這個技術是一點點進步的，最先使用在相對比較容易辨認的東西，比如商周的青銅器等。我們另外一個重要運用是在“南海1号”沉船裡面。“南海1号”沉船有一個船倉是空的，裡面沒有陶瓷器，艙底還是有一點雜質留下來，我們從這個雜質裡面就是找到了絲，說明那個艙當時是裝絲綢的，是以我們叫這個技術“于無形處尋真迹”。是以我們應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運用到這麼早的年代，找到絲綢，這還是第一個案例。
汪溝遺址出土甕棺裡的殘留物已經嚴重碳化，看上去就像土。以往的技術手段難以實作對碳化紡織品纖維材質的檢測。随着酶聯免疫技術的不斷優化，檢測成本的不斷降低，我們将在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開展更廣泛的樣本檢測，以期勾勒出這一地區的絲綢起源分布圖。
科研人員從甕棺中取樣的現場
澎湃新聞：其他地方還有沒有可能出現更早的絲綢存在？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相信我們繼續做下去，這個範圍肯定還會擴大，年代還會往前推。
我們将來會把重點一個放在北方的仰韶文化，一個是放在南方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它有墓葬，墓葬等級也比較高。所謂“化幹戈為玉帛”，玉是通天的東西，是以我們覺得玉跟絲之間應該有某種聯系，是以将來我們會在良渚這一塊做更多的工作，當然我們的工作都是基于考古發掘來做，考古沒有新進展，我們就等于說沒有事情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