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說｜周旸：三星堆祭祀坑發現絲綢隐藏了哪些“秘密”？

三星堆新一輪考古中的一項重大發現非絲綢莫屬——考古人員發現了附着在青銅器、玉器表面的一些黑色“灰燼”，它們已經和泥土、灰塵融為一體，甚至已經礦化成土塊狀。初看毫不起眼，但經過分析，卻發現其含有大量絲蛋白，可确定為早期絲織品。

絲綢織品在三星堆祭祀坑是如何被發現的？目前發現了哪些絲綢種類？新發現意味着什麼？今日下午，受成都博物館之邀，作為“雲想衣裳——絲綢之路服飾文化展”的配套學術活動，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周旸教授以《解密三星堆絲綢：發現及意義》為題，帶來一場精彩的線上講座，通過一根細細的絲線，跨越時空，解鎖深埋千年的神秘三星堆絲綢密碼。

本次講座在成都博物館微網誌、成都博物館微信視訊号、成都日報錦觀新聞官方微網誌等多個平台進行了同步直播，觀看量近4萬人次，較以往線下講座人數翻了數百倍。這也是疫情下，成都博物館在文化傳播上的新探索，讓文博愛好者通過雲端共享文化盛宴。

新技術免疫學技術快速定性分析

1986年，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的發現“一醒驚天下”。2019年以來，三星堆遺址又發現了六個祭祀坑。其中，絲綢是此次三星堆考古發掘中最激動人心的新發現之一。

想知道考古人員是如何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尋找絲綢的，先要對絲綢有基本了解。周旸介紹，絲綢是由18種氨基酸構成的蛋白質，在埋藏過程中極易降解，加之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燒灼痕迹，同時，絲綢殘留物和坑内的灰燼、泥土、各種器物混雜在一起，給尋找絲綢帶來了巨大挑戰。僅憑肉眼難以辨識，此時，基于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便以其敏感、特異、便捷的技術優勢進入了考古人員的視野。

何為免疫學技術？簡而言之，其原理的精髓就是抗原抗體反應，“針對考古現場遺址或墓葬的絲毛殘留物為重點，采用免疫學方法，通過簡單的采樣、制樣、加樣、顯示等步驟，形成一套适用于考古現場快速定性分析方法。”利用這一技術，考古人員在三星堆1至8号祭祀坑中均發現大量絲綢殘留物或絲綢印痕，其中樣本包括青銅人頭像、獸面具、銅眼泡、青銅尊、青銅蛇等器物，以及坑内的灰燼和泥土。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發現絲綢，有賴于科學認知方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周旸說，“随着多學科團隊的協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機質殘留物的研究已經從肉眼可見的器物層面延伸到肉眼不可見的分子層面，極大提升了考古現場資訊提取水準。”

新發現已找到絹、绮和編織物

周旸介紹，商代的紡織品大多是附着在青銅器上得以儲存，這是因為青銅器中在埋藏過程中，不斷釋放銅離子，可以在周邊土壤中營造抑菌微環境，有利于絲綢等有機材質文物的儲存，逐漸成為青銅器表面的礦化印痕。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礦化絲綢印痕，考古人員對其進行形貌觀察可知絲綢品種有絹、绮和編織物。

絹，由于密度、細度、撚度等其他結構參數的變化，以及加工工藝的不同，織物風格特點差異很大。其中，3号坑和8号坑中就發現兩種不同風格的絹，前者較為稀疏，後者較為密實。

在2号坑出土銅眼泡上發現绮。绮即“織素為文”，是平紋地起經浮花的提花織物，以不同浮長的經線反射光線的能力不同，形成暗花圖案，屬于較高檔的絲織品。

在2号坑出土青銅蛇的背部發現多層織物，其中最外層為斜編織物。編織是原始紡織品構成的方法之一，随着時代發展，編織技術得以細分與提升。

新意義有利于了解古蜀先民

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

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大陸養蠶制絲的曆史可追溯至石器時期，四川地區是絲織品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大陸古代有關蠶桑的傳說大多與蜀地有關，考古發現和史料也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絲綢的發展與興衰：春秋戰國時，四川的蠶桑業已達到一定規模，成都百花潭出土戰國銅壺上的采桑圖，形象地反映出當時蠶桑生産的繁忙景象；兩漢時期，四川的蠶桑絲織業更為興盛，朝廷對錦帛的需求量大增，此時成都東南隅圍城建織錦工場，委派“錦官”督造，稱為“錦官城”；成都有錦江，買賣蜀錦的集市稱為“錦市”，織錦勞工居住的地方稱為“錦裡”，官員住處稱為“錦官驿”，可見當時織錦之盛……2012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四部蜀錦織機模型，據此複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織機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印證了蜀地織錦業的繁盛曆史以及對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意義。

周旸認為，此次絲綢的發現，更有利于我們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達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中華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來源群組成部分，亦是中華古代文明共同體中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廣大地區則陸續融入華夏。在一體化程序中，絲綢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趨同要素，神話傳說、史料記載、考古發現均表明，關于絲綢，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緻相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

成都日報錦觀新聞 記者 段祯 責任編輯 何齊鐵 編輯 王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