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之名#
中華文明重新崛起，包容彙通，和而不同，可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自己的獨特價值
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如何形成的？我們應該如何定義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演化經曆了什麼樣的過程？這些問題都可以從史前考古的證據中得到解答。
今天我們為大家推薦守望者系列重磅新書，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系教授、第十六屆文津圖書獎獲得者陳勝前老師所著《中華文明格局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作為暢銷書《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姊妹篇，本書通過考古學的宏觀視角和長時段的尺度，考察史前時代中華文明格局的形成及其對中華文明的影響，提出以農耕為主的東南闆塊、以遊牧為主的西北闆塊、處在兩者之間的生态交錯帶闆塊，以及海洋塊闆之間的密切互動構成中華文明格局的基本架構。
書名：中華文明格局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在目前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我們在實物遺存的發現、材料的科學分析，乃至文化遺産的保護與利用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相較而言，理論研究就遜色不少。本書就是圍繞中華文明起源所做的系列理論思考，抛磚引玉，希望能夠促進有關理論研究的發展。本書主體内容大體可以分為五部分。
第一部分（第1章）側重于讨論考古學的意義。對于熟悉我或者考古學專業的讀者而言，可能是老生常談，可以略過。考慮到部分讀者可能并不那麼熟悉考古學，是以，這裡不厭其詳地探讨了考古學的獨特視角，揭示它在認識人本身與人類社會演化，以及在認識我們作為中國人上的重要意義。我們之是以是中國人，根本在于文化意義的傳承，而其主要載體正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實物遺存。這也是考古學要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原因常常被忽視，至今也還沒有建立起很好的研究路徑。
第二部分（第2、3章）關注的是一些基礎理論問題。究竟什麼是文明？如何定義文明？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定義文明？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厘清文化與文明、文明與社會的關系。這裡把文明看作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一種狀态、一類形式。文明是人類社會現象，需要從人類社會演化的曆史程序中來了解，是以，與之相應，文明有了三個次元的含義：是一個具有時空意義的曆史階段，也是一種社會組織演化的狀态，同時還是一類社會存在的形式。目前的考古學研究主要側重于第一個次元，正在向第二個次元深入，相對忽視第三個次元。最後一個次元也就是人文的次元，對于中華文明探源來說，所關注的是作為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中華文明，即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怎麼形成的。
深入文明的定義之中，我們會發現中西方文明所立足的觀念基礎存在差別。在文明發生的初期，整體/集體導向與個體導向其實都存在于中西方文明中，但是随着曆史的發展，中西方文明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中華文明選擇了前者，西方文明選擇了後者，這樣的差别可以追溯到文明起源之初。究其原因，離不開各自的生産方式。文明就是農業社會發展的産物，全世界的文明無一例外，農業生産方式的不同深刻影響了中西方文明的特征，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第三部分（第4、5、6、7章）是全書的主體，側重于讨論中華文明演化的階段、格局、模式與節奏。中華文明演化經曆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呢？我沒有局限在新石器時代，而是從舊石器時代狩獵采集社會開始展開論述。這與我個人的學術訓練相關，在碩士研究所學生階段我的研究方向是舊石器考古，博士論文方向是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如今進入文明起源階段。長時段的考察也是考古學的優勢，這樣更有利于我們把握曆史趨勢、了解曆史程序。從長時段的視角來看，文明并不是在新石器時代或農業社會才開始萌芽的，而是至少可以追溯到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
興隆窪文化時期的石鋤、石斧、石刀
長時段本身是一種宏觀的考察視角，必然帶來對中華文明格局的關注。我首先從史前人類文化發展的格局談起，然後轉向中華文明格局的考察。總體來看，人類文明發展有三個獨立的中心：西亞、中南美洲、中國。之是以這樣區分，根本原因在于三者對應着三大主要的農業起源中心。中南美洲的農業體系缺乏合适的馴化動物，本身就比較脆弱，這也是其難以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原因之一。西亞的農業擴散到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還有歐洲，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希臘文明在此基礎上形成。但是這幾個文明中心之間距離遙遠，其間還分布有顯著的地理障礙，文明發展一直未能實作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以西亞為基礎的農業體系本身分化為互相沖突的谷物種植與畜牧，需要依賴交換，由此更有利于發展以個體為導向的文明，但是這種發展不利于文明的融合統一。
我們在考察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時，通常都會特别強調其“多元一體”的特征。一體化是融合，多元就是分化發展。中華文明在形成過程中曾有過分化發展的階段，并形成了若幹個具有不同特點的文明起源中心，而且具有先邊緣、後中心的發展趨勢，文中我提出了一個邊緣發展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多元化發展需要追溯到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在此基礎上，距今8 500年前後，形成了新石器時代的若幹文化區系，正是在這些文化區系中，先後以不同的模式形成了各具特點的區域早期文明。距今6 000年前後，文明化程序加速，區域文明中心逐漸形成；與此同時，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形成。然後，通過将近2 000年的互相交流，這些早期文明在4 000多年前最終融合成一個統一的王朝文明，正式開啟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發展格局。
在文明發展過程中，分化、融合、擴散始終是存在的，隻是不同時期的主要趨勢有所差別。分化、融合、擴散，本身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節奏，文明作為文化的一個部分，自然也有這樣的節奏。中華文明形成過程可分為三個特征明顯的階段：分化、融合、擴散。追溯這樣的發展過程，讓我們認識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事件，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有獨特節奏的“三部曲”，其中波瀾起伏，異彩紛呈。回溯中華文明起源史，我們就像在讀一部蕩氣回腸的史詩，觀賞一部情節跌宕起伏的戲劇。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刀
第四部分（第8、9章）用兩章的内容來讨論文明探源的方法論問題，這也是我開始關注文明探源的初始原因。可能許多人都在想一個問題：我們能夠認識真實的過去嗎？我們沒有時間機器，無法回到過去，即便找到了真實的曆史，也無法驗證。我曾經在課堂上與學生們讨論這個問題，他們的認識是，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到真實，但應該努力無限接近真實，許多前輩學者也是這麼想的。問題在于：你又如何知道接近了真實呢？這樣的研究目标其實是個烏托邦。我用一個例子來回答學生們的問題。我們都讀過《論語》，我們真的有必要知道孔夫子原來的思想嗎？一部作品一旦完成，評論家就可以根據作品的内涵、時代關聯、表達方式等來分析作品所想表達的東西，這樣的分析是基于作品的發展邏輯進行的，至于作者原來的意思，其實可能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有些東西作者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即便是去觀察當代社會，一個人聽到的、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實的。我們如果研究當代的廢棄物—垃圾，那麼就能從另外一個次元認識當代社會，可能不如聽到的、看到的具體，但是可靠性很高，因為這些廢棄物是實際發生的行為的遺留，而那些道聽途說的事情可能壓根就沒有發生過。
通過以上兩個例子，我想說的是，考古學研究提供的是一個次元的真實（通過實物遺存研究實作的），并不以是否符合文獻記載或者某個理論模型為目的。考古學基于目前的理論、方法與材料進行研究，它所得到的成果代表這個時代對曆史真實的認識，其核心是科學的一般原則、理性、客觀、邏輯。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并不需要知道什麼是“原有的真實”—這是不可能得到的。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合理的基于實物遺存分析的曆史真實。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看文獻曆史的作用。兩者是不同次元的事實記載，可能會契合，也可能不同。當兩者契合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二重證據法”，這不是兩者之間互相證明，而是它們與曆史事實的關聯性得到了雙重的肯定。當兩者不契合的時候，實物遺存仍然可以保留其客觀性。事實上，有關早期文明的曆史文獻往往帶有傳說的性質，可能存在移花接木的情況，刻舟求劍式地利用古史傳說非但沒有幫助，反而會破壞這些珍貴文獻的價值。本書反複強調的觀點是，文獻曆史（民族志文獻類似之）的價值有二：一是作為推理的線索或啟示；二是作為我們了解考古材料的文化背景關聯，畢竟沒有文字的史前實物遺存不能告訴我們它們究竟代表什麼，隻有在文化背景關聯中才能更好地了解其文化意義。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文明探源考古的目的并不隻是獲得曆史的真實（基于考古學研究的），更在于了解曆史事實的意義，了解它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意義。我之是以用“中華文明格局”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較好地把中國史前史與有文字的曆史聯系起來，通過對史前史的追溯來深化我們對中國曆史與當代現實的了解。
由此，在本書的第五部分（第10章）也即最後一部分，我用三篇小文章闡釋了考古學在這個方面的價值。回顧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農業起源階段，中國與西亞并稱世界最早的兩個農業起源中心，也是人口與農業文化擴散的中心，此後在此基礎上各自形成了若幹區域文明起源中心。萬年以來，中國一直是人類文化與文明發展的兩個主要中心之一，不斷融合，形成一個超大型的文明體，而且至今沒有發生斷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堅定自身的文化自信。相較而言，西方文明主導人類曆史隻是非常短暫的現象。而今中華文明重新崛起，包容彙通，和而不同，可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自己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