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件件古蜀瑰寶出發，讓文物代替古人“說話”，揭開千年前的古蜀文明交流發展路徑……由四川廣播電視台出品的三集大型考古紀錄片《古蜀瑰寶》的最後一集《交流·互鑒》，将于今（1）日20:00在CCTV-9播出，21:15在四川衛視同步播出。
金沙遺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蘇坡鄉金沙村，分布範圍約5平方公裡。從1995年開始，考古學家對金沙遺址進行了十餘年的勘探和發掘，出土了金器、銅器、玉器、石器等珍貴文物上萬件。其中的玉器最為矚目，數量超過了3000件。
在這裡面，一個體量并不大的十節玉琮引起了考古學家的關注。為什麼唯獨關注這件文物？因為在金沙遺址出土的30件玉琮裡，隻有它是與衆不同的。
第一，從外形上看，這件玉琮每節的轉角上，都刻有左右對稱的小圓圈。這是一雙眼睛，眼睛上下的兩個凸面是五官，這個紋飾被稱為人面紋。而這個人面紋是獨屬于良渚的神徽，它代表了一個族群的信仰。
第二，從材質上看，它并不屬于金沙本地的玉石材質。專家通過紅外光譜議、第二拉曼光譜議、能譜儀等專業的科學檢測，發現它與良渚文化的玉器材質相近。
通過以上兩點，考古學家推斷，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件十節玉琮與良渚文化有着必然的聯系。但是良渚文化比金沙文化的年代早了至少1000年。兩地相距1900公裡，這件玉器是如何穿越時間和空間從良渚來到古蜀國的呢？
同樣的“巧合”發生在大口尊上。最早起源于中原的大口尊本是當地政治和宗教活動的重要工具。但在近50年的考古發掘中，四川三星堆、安徽阜南縣、湖南嶽陽、湖南華容縣、湖北荊州都出土了造型十分相似的大口尊。這些在不同地域存在相似性的文物，一步一步驗證着古代先民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傳播之路。
在文物的背後，是文化認同的傳播，是不同族群融合的展現。大約4000年前，良渚古國在中國的版圖上消失。良渚人民帶着對故鄉的眷戀和記憶，攜帶着十節玉琮，沿着長江跨越大半個中國來到了古蜀國。先民通過貿易往來或者人口遷移将大口尊從中原帶到了古蜀國。在頻繁的交流和傳播過程中，又與當地文化互相融合，逐漸壯大。
顯而易見的是，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不可能是單向的。在古蜀國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古蜀人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向外探索的腳步。1974年到1981年，寶雞市的紙坊頭、竹園溝、茹家莊三地陸續發現了27座墓葬，出土了5000多件文物。根據出土器物上的銘文顯示，這是一個叫“（弓魚）國”的王室墓葬群。在這個墓葬群裡，出土了兩尊青銅立人像。一男一女，擁有着相似的形态，還有着一雙呈環握狀的大手。在寶雞，除了（弓魚）國墓葬群，也從未發現過類似的青銅立人像。
那麼，它們到底從哪裡來呢？考古學家将探索的方向轉向了三星堆。青銅大立人——三星堆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作為古蜀國最高領袖的象征，大立人也有一雙與身體比例極不協調的大手。這樣獨特的相似性，讓考古專家推測，（弓魚）國可能是由古蜀人建立。除此之外，更多文物佐證着這一結論。青銅柳葉劍、三角援戈、小平底罐、尖底罐，這些（弓魚）國墓出土的古蜀國特有器物述說着古蜀人走出故土，向外建立新家園的曆史。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我們看到了中華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認同，也見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曆史程序。
上世紀80年代開始，越南北部地區陸續出土了帶有三星堆文化色彩的牙璋。對于考古學家來說，這一發現具有重要的價值。2005年到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後三次派出考古工作隊遠赴越南，對北部的主要遺址以及出土文物做了全面考察。除了牙璋，還發現了玉璧、陶高柄豆、陶圈足豆、三角援戈等多種帶有三星堆文化因素的器物。考古學家們由此推測，最遲從商周之際開始，古蜀文化就已經傳播到了越南。
那麼，古蜀文明是如何走向越南甚至更遠的東南亞地區的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萬嬌決定尋找古道沿途留存下來的遺迹，确認文明傳播的路線。
萬嬌和隊員一步一步探索着古籍記載的五尺道，希望确定這條向南的通道更多具體的細節。借助現代化裝置，萬嬌最終确認了宜賓境内的五尺道走向。五尺道進入宜賓後，分為了三條線路，最後在筠連縣彙合通向雲南。
但這，僅僅隻是一個開始。根據專家們的研究，從成都平原到越南的道路是一個複雜的交通網絡，如今被統稱為——南方絲綢之路。在千年前，古人就已經自發形成了這樣一條國際性的文化交流通道。古蜀文明輻射的範圍也随着這些交流的通道走向了更遠的地方。
站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文明發展的高度上，我們很難想象，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裡，古蜀文明究竟還有多少驚喜沒有被發現。而這一切，都将留給後人慢慢探索。
紅星新聞記者 邱峻峰
編輯 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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