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件古蜀瑰宝出发，让文物代替古人“说话”，揭开千年前的古蜀文明交流发展路径……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的最后一集《交流·互鉴》，将于今（1）日20:00在CCTV-9播出，21:15在四川卫视同步播出。
金沙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从1995年开始，考古学家对金沙遗址进行了十余年的勘探和发掘，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上万件。其中的玉器最为瞩目，数量超过了3000件。
在这里面，一个体量并不大的十节玉琮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为什么唯独关注这件文物？因为在金沙遗址出土的30件玉琮里，只有它是与众不同的。
第一，从外形上看，这件玉琮每节的转角上，都刻有左右对称的小圆圈。这是一双眼睛，眼睛上下的两个凸面是五官，这个纹饰被称为人面纹。而这个人面纹是独属于良渚的神徽，它代表了一个族群的信仰。
第二，从材质上看，它并不属于金沙本地的玉石材质。专家通过红外光谱议、第二拉曼光谱议、能谱仪等专业的科学检测，发现它与良渚文化的玉器材质相近。
通过以上两点，考古学家推断，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十节玉琮与良渚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良渚文化比金沙文化的年代早了至少1000年。两地相距1900公里，这件玉器是如何穿越时间和空间从良渚来到古蜀国的呢？
同样的“巧合”发生在大口尊上。最早起源于中原的大口尊本是当地政治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工具。但在近50年的考古发掘中，四川三星堆、安徽阜南县、湖南岳阳、湖南华容县、湖北荆州都出土了造型十分相似的大口尊。这些在不同地域存在相似性的文物，一步一步验证着古代先民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之路。
在文物的背后，是文化认同的传播，是不同族群融合的体现。大约4000年前，良渚古国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良渚人民带着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携带着十节玉琮，沿着长江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古蜀国。先民通过贸易往来或者人口迁移将大口尊从中原带到了古蜀国。在频繁的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又与当地文化互相融合，逐步壮大。
显而易见的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可能是单向的。在古蜀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古蜀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外探索的脚步。1974年到1981年，宝鸡市的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三地陆续发现了27座墓葬，出土了5000多件文物。根据出土器物上的铭文显示，这是一个叫“（弓鱼）国”的王室墓葬群。在这个墓葬群里，出土了两尊青铜立人像。一男一女，拥有着相似的形态，还有着一双呈环握状的大手。在宝鸡，除了（弓鱼）国墓葬群，也从未发现过类似的青铜立人像。
那么，它们到底从哪里来呢？考古学家将探索的方向转向了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古蜀国最高领袖的象征，大立人也有一双与身体比例极不协调的大手。这样独特的相似性，让考古专家推测，（弓鱼）国可能是由古蜀人建立。除此之外，更多文物佐证着这一结论。青铜柳叶剑、三角援戈、小平底罐、尖底罐，这些（弓鱼）国墓出土的古蜀国特有器物述说着古蜀人走出故土，向外建立新家园的历史。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认同，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南北部地区陆续出土了带有三星堆文化色彩的牙璋。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价值。2005年到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三次派出考古工作队远赴越南，对北部的主要遗址以及出土文物做了全面考察。除了牙璋，还发现了玉璧、陶高柄豆、陶圈足豆、三角援戈等多种带有三星堆文化因素的器物。考古学家们由此推测，最迟从商周之际开始，古蜀文化就已经传播到了越南。
那么，古蜀文明是如何走向越南甚至更远的东南亚地区的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决定寻找古道沿途留存下来的遗迹，确认文明传播的路线。
万娇和队员一步一步探索着古籍记载的五尺道，希望确定这条向南的通道更多具体的细节。借助现代化设备，万娇最终确认了宜宾境内的五尺道走向。五尺道进入宜宾后，分为了三条线路，最后在筠连县汇合通向云南。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根据专家们的研究，从成都平原到越南的道路是一个复杂的交通网络，如今被统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在千年前，古人就已经自发形成了这样一条国际性的文化交流通道。古蜀文明辐射的范围也随着这些交流的通道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站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古蜀文明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没有被发现。而这一切，都将留给后人慢慢探索。
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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