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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道孔子”揚雄及其著作
李冬梅
揚雄（前53—18），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人。少時師事嚴遵，得其易學之傳。後入京師，由楊莊推薦給成帝，任黃門郎，待诏承明之庭。王莽時，官大夫，校書天祿閣，因事牽連，投閣幾死，後以病免，又召為大夫，年71卒。揚雄早年以辭賦見稱，與司馬相如、王褒并稱，世稱“揚馬”或“淵雲”，《漢書·藝文志》于“詩賦略”著錄“揚雄賦十二篇”。中年後以辭賦為“雕蟲篆刻”，轉而研究哲學。以為經莫大于《易》，拟《易》而作《太玄》；又以為傳莫大于《論語》，仿其書而著《法言》。《漢書·藝文志》于“諸子略·儒家”著錄“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此外，還著有語言文字學著作《方言》《訓纂》，古史著作《蜀王本紀》等。《漢書》卷87有傳。
《太玄》
《太玄》為儒家早期拟經作之一，系依據漢代“渾天說”理論以及《太初曆》成就，仿《周易》卦、爻、辭、象、變、占等原理而作。全書原本包括《玄經》《玄說》《章句》三部分，今本《章句》已佚，僅存經、傳兩部分。在數理方面，與《周易》“倍偶法”（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為六十四卦）相對應的是，《太玄》蘊含“一分為三”“以三統衆”的原理。其經文部分，以一二三為三方，四重之以為八十一首，形成一玄統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家、九九乘之以成八十一首的“太玄”學體系。其八十一首的次序，就首的符号而言，是按三進位制排列；就首的名義而言，則是按漢易卦氣值日次序排列。其傳文部分，共有《玄首》《玄沖》《玄錯》《玄測》《玄摛》《玄瑩》《玄數》《玄文》《玄掜》《玄圖》《玄告》11篇，拟《易傳》“十翼”以解經。其中《文》拟《文言》，《摛》《瑩》《掜》《圖》《告》拟《系辭》，《數》拟《說卦》，《沖》拟《序卦》，《錯》拟《雜卦》。
在哲學觀念上，此書以“玄”為最高範疇，籠括天、地、人，故其書3卷，分别命名為天玄、地玄、人玄，從文獻到思想建立起一個思辨性極高的“三才合一”體系，對後世産生較大影響。桓譚、張衡、王充對其推許備至，桓譚比“揚雄之玄”，與“伏羲之易，老子之道，孔子之元”方駕并驅，“漢興以來未有此也”。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拟。”王充亦曰：“揚子雲作《太玄經》，造于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不過，此書雖模拟《周易》相當完美，幾乎無與倫比，但其變化性卻沒有《周易》豐富。此外，它引入五行、律呂、天文、曆法等學術，内容十分龐雜，用字十分古澀，故學人亦有所批判。當時即有人“嘲雄‘以《玄》尚白’”，以為玄學未為精到；劉歆亦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然而揚雄終不為所動。就思想而言，《太玄》融會《易》、老，建立起以“玄”為最高本體的哲學思想體系，而要點在于“貴将進，賤始退”，頗用心于義理之學，對魏晉玄學的興起有先導作用。李光地稱：“揚雄作《玄》拟《易》，雖襲京、焦之緒，而頗推道德性命之指。”
是書東漢時漸為人所研習，特别是在蜀中一直不斷被後人傳衍，号稱“太玄經”。三國以後，曆代注釋《太玄》者尤衆。朱彜尊《經義考》卷269著錄自宋衷、李譔、王肅、陸績、虞翻、範望以下至清初，即有各類注《太玄》著作60餘種，俨然形成一種“太玄學”。其重要者有晉範望《太玄經注》（有《四部叢刊》本）、宋司馬光《太玄集注》（有中華書局1998年标點本）。今人著述，則有鄭萬耕《太玄校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劉韶軍《太玄校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等，俱可參讀。
《方言》
《方言》舊本題為《軒使者絕代語釋别國方言》，為簡便計，諸家援引及史志著錄省文謂之《方言》。此書之作，據應劭《風俗通義原序》雲：“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闳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揚雄以27年之功，集古籍所載與當時調查所獲，仿《爾雅》體例，撰成《方言》，故有學者推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然應劭《風俗通義原序》稱《方言》9000字，而今本實有11900餘字，恐在流傳過程中，後儒或有所附益。
《方言》是大陸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在語言學史上具有裡程碑式意義。其體例仿《爾雅》，所收詞彙雖不标門類，但基本按内容分類編排。釋詞一般是先列舉一些不同方言的同義詞，然後用一個通行詞加以解釋，以下大都還要說明某詞屬于某地方言；也有先提出一個通名，然後說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稱。所記方言地域廣闊，東起齊東海岱，西至秦隴涼州，北起燕趙，南至沅湘九嶷，還涉及北韓半島北部的一些方言。書中收集并儲存了大量漢代口語詞彙，為我們了解漢代“國語”詞彙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我們研究古今語音語義的變化規律提供了很好的資料。是以，郭璞贊其“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絕語”。
此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隐，校雠者猝不易詳，故斷爛訛脫，幾不可讀。清修《四庫全書》，即據《永樂大典》所收，多有厘正。“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并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今傳本除《四庫全書》本外，尚有《四部叢刊》本、《漢魏叢書》本、《景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等。曆史上為《方言》作注的有很多，亦不失為較好的《方言》版本選擇。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晉代郭璞《方言注》，常常将晉代的方言和漢代的方言做比較，以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較高的是戴震《方言疏證》和錢繹《方言箋疏》，都對《方言》做了很好的整理和闡發。《方言疏證》對《方言》一書作了細緻的文字校正，并逐條作疏證，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參考書；《方言箋疏》廣征博引，材料比較豐富，且能從聲音上解釋詞義，成就較高。
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的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彙證》，以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宋本為底本，所有校勘内容統一在文後按條列舉，原則上隻對《方言》原文和郭璞《方言注》中的被釋詞進行注釋，是能反映今天學術水準的新的校證本。
《法言》
《法言》是揚雄繼《太玄》後又一傳世名作，為語錄體散文著作，仿《論語》而撰成。其自序曰：“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诋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曆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号曰《法言》。”（《漢書·揚雄傳》載《法言自序》）可知揚雄撰《法言》主要是對諸子和太史公等“不與聖人同”的錯誤認識加以批判和糾正。他“竊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要廓清儒學傳播、發展道路中的障礙，進而複見儒家經典的真正内涵，闡明孔學聖道的基本精神。他尊崇《五經》，認為聖人及《五經》是評判是非得失的根本标準和唯一标準，尤其在衰亂時期，更是社會生死存亡的重要保證。提出隻有努力摒除利祿之欲，涵養道德之心，才能真正達到孔聖的道德境界。他點評西漢著名儒學大師，包括叔孫通、轅固生、申培、董仲舒等，認為叔孫通作君臣之儀，是得，但其禮不合聖人之道，是失；對轅固生、申培則除稱其“守儒”外，其餘都加以批判和否定；而董仲舒空有願望卻不能實作，公孫弘位居顯要卻隻知“利在安身”（《淵骞》李軌注），都未能近聖人之道。此外，對董仲舒等的今文經學走向災異谶緯學說及時人贊譽的緻雨之術，也都予以毫不留情地諷刺和批判，指出“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問神》）。這在谶緯學說流行的西漢後期，無疑是石破天驚之語，徐複觀對此評價道：“從成帝時起，開始有人對由術數所講的天人性命之學發生懷疑，漸漸要回到五經的本來面目，以下開東漢注重五經文字本身了解的訓诂學，并出現了以桓譚為先河的一批理智清明的思想家，此在西漢末期，雖未成為學術風氣的主流，但實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揚雄末年的《法言》，擔當了開辟此階段的責任。”
對于先秦諸子，揚雄評論最多的當屬以申不害、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肯定他們的“苟不乖少聖人之術”“則顔、闵不能勝之”（《問題》李軌注），但對其“不仁之至”（《問道》）、“險而無化”（《五百》），則進行嚴厲批判和全面否定。這一點頗不同于漢代其他學者，如司馬談和班固在評價法家時，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相比之下，揚雄就缺少這樣一種客觀分析和全面考察，更多是帶上鮮明的主觀傾向和感情色彩。這樣一種主觀性，既是《法言》的突出特點，也是其所失之處。
一方面，揚雄極力批判；另一方面，揚雄又指出儒學經典和孔學聖道也不能生搬硬套、盲目遵從，随着時代變化，“可則因，否則革”（《問道》），“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問神》）。他認為，“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君子》），主張從天、地、人三方面分析社會曆史變遷的根本原因。他分析戰國秦漢曆史，認為秦亡于“強阋震撲”“播虐黎苗”，而漢雖“兼才尚權”，卻并不如上古三代明君因“顯懿”而能“飨國長久”（《重黎》）；展現出揚雄深切的憂患意識，這也是其所倡之儒學新的文化内涵和時代意義。
儒道水乳交融、互相影響，是《法言》的又一特征。漢初尊黃老、尚無為，将道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後雖經武帝時期“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但道家學說并未完全、也不可能完全銷聲匿迹。揚雄少從嚴君平遊學，對嚴氏德行才學稱贊有加，在《法言》中也提到“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問明》）嚴君平是漢代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法言》中尚玄崇道思想，正是受道家影響的結果。在《法言》中，揚雄認為天道無為：“或問天？曰：吾于天與？見無為之為參。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給諸？”（《問道》）這種天道無為思想正是吸取了老子的自然哲學。但對道教修仙長生觀念，揚雄又以一個儒者的身份進行批駁，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雲。”（《重黎》）指出神怪之事無從驗證，聖人亦不語怪力亂神。又說：“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并舉出曆史事實證明神仙之說皆為虛妄，在谶緯神學盛行的時代，無疑是點亮了一縷理性之光。
《法言》的最早著錄見于《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隋書·經籍志》以下曆代書目等皆有著錄。曆史上《法言》的版本主要有兩個系統：13卷本和10卷本。13卷本以李軌注《揚子法言》為代表，篇名依次為《學行》《吾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骞》《君子》《孝至》。曆來校釋和刊行的《法言》大多根據揚雄《自序》，以1篇為1卷，共13卷。此系統特點有二：一是十三小序在書後，二是序後附《法言音義》1卷。這一系統的版本尚存宋本：北宋治平二年（1065）國子監刻李軌注《揚子法言》本、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秦氏石研齋影宋刻本。後世多以秦氏石研齋本為底本進行影印和刊刻。另一系統10卷本，始于北宋宋鹹，合《吾子》《修身》為1卷，合《問明》《寡見》為1卷，合《五百》《先知》為1卷，共10卷，且将每篇小序放置卷首。10卷本系統有六：一是宋鹹《揚子法言注》本，此本明清兩代十分流行，重刊者有《漢魏叢書》本、《廣漢魏叢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叢書內建初編》本；二是司馬光集注《揚子法言》本，原書已佚，今存明讀書坊刊本、《四庫全書》本；三是建甯四注本，北宋刊本，今佚；四是《纂圖分門類題五臣注揚子法言》，宋紹興間劉通判宅仰高堂刻；五是《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揚子法言》，以建甯四注本為底本，增入溫公《集注》；六是《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南宋景定元年（1260）建陽書坊刊本，現藏于日本，為10卷本系統中最善，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此版本還可分為南宋刊本、宋末刊本、明初刊本。
《揚雄集》
《揚雄集》，又名《揚子雲集》《揚侍郎集》，《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等皆著錄為5卷，然其本已佚。宋譚愈“好雄文，患其散在諸篇籍，離而不屬”，因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40餘篇，仍輯為5卷，聊補原書之缺。明萬曆時，遂州鄭樸又取揚雄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中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其諸文、賦合之，厘為6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今《四庫全書》所收即此本。
在文學上，揚雄主要以辭賦知名，乃漢代四大賦家之一。其早年甚喜辭賦，嘗慕鄉人司馬相如作賦弘麗溫雅，故每拟之以為式。《漢書·藝文志》于“詩賦略”即著錄“揚雄賦十二篇”，今存《蜀都賦》等11篇，《核靈賦》1篇乃殘篇。後來他認為“辭賦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遂轉而研究哲學。其代表作是仿效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的“四賦”，即《甘泉》《河東》《羽獵》《長楊》，此四賦皆因事而作，旨在谏戒帝王息佚獵、絕奢侈、惜民力、重國防。他繼承司馬相如散體大賦的路子，并将其推向極緻。而其《蜀都賦》則又是展現蜀地風貌的絕佳之作。此賦對蜀中地理位置、山川物産、竹木禽獸、都城規模、花果蔬菜、布帛蜀錦、飲食肴馔、歌舞習俗等都作鋪陳，這不僅對外界了解蜀地甚是有用，也開啟都邑題材作品的創作先河。此後，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都導源于此。
除辭賦外，揚雄亦有書、箴、頌、難、連珠等類論說之文。如他曾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将辭賦的藝術手法納入箴言之中，以期達到勸谏君王施行德政、安不忘危、官司其職、國富民強的目的。故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谀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仆》《司農》《大鴻胪》《将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荊、揚、兖、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言。”不過對于揚雄所撰諸箴存世篇數及部分篇章真僞，後世亦多存疑義。如《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為24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稱28篇，多《司空》《尚書》《博士》《太常》4篇；而《四庫全書》所收明鄭樸輯本又增《太官令》《太史令》2篇為30篇。考《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揚雄《尚書箴》，《太平禦覽》引揚雄《太官令》《太史令》2箴，則鄭樸所增，未為無據。然又考《漢書·胡廣傳》，稱揚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9箴亡，則漢世止28篇。劉勰《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25篇，則又亡其3，不應其後複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4箴，明注崔骃、崔瑗之名，則此4箴或許真非揚雄所作。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雲：“今廣德軍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箴，或雲崔骃，或雲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是集現存版本除《四庫全書》本外，尚有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汪士賢《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等。其中嚴可均輯本可謂目前輯錄揚雄集最為完善的本子，此本無因襲、無重出，各篇之末都注明見于某書某卷，複查核對非常友善。今人整理本主要有張震澤《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鄭文《揚雄文集箋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林貞愛《揚雄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載《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李冬梅（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配圖：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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