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其人
端方是清末新政時期崛起的滿族地方大吏，曆仕南北，督撫一方，以思想開明、力行新政而被時人評論。
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頗富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銅器、玉器、石刻、瓦當、古印、書畫等等。
他還延攬了一大批當時著名的收藏家、鑒賞家，委托他們将自己的藏品進行整理彙編、著錄成冊，有效地儲存和傳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曾由端方收藏的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端方拾珍
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刻于高昌北涼承平三年（445）。
清光緒八年（1882），挖寶人于吐魯番高昌故城發現此碑，出土時既有殘缺。
1902至1903年間，德國考古學家格倫威德爾（A.Grünweldel）率吐魯番考察探險隊赴新疆，購得該碑，在運往柏林途中斷裂為二。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抵達柏林後，幾經輾轉，由柏林皇家博物館收藏。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歐洲出洋考察的端方于柏林目睹此碑，在德方首肯下拓得全本一幅。然而，端方出訪歐洲主要是考察憲政，随身并無拓印良工，加之石脆易碎，在拓第二份時不慎錘毀碑字。德方以此為由終止了拓印工作。端方隻得帶着一幅全本和拓印四分之一的殘本歸國。
因原碑于二戰時亡佚，端方所拓之全本遂為海内孤品。歸來後，端方将全本視為至寶，延請摯友、名仕題跋。辛亥之際，端方殒命，其後人将拓本售予李介如。
入藏國博
1976年，李介如之孫李章漢先生将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捐贈給中國曆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
據李章漢回憶，其祖對此拓本視為至寶，非至親好友，概不示人；并在拓本左下钤“江夏李欽原名清字介如亦慎一”“江夏李氏北涼碑館”兩方篆書印章。為了在“文革”中保護拓本，李氏将之折疊後置于廢紙堆中，方免遭損毀。在史樹青啟發下，李章漢決定将其捐贈國家。
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清代拓本
縱132.2厘米 橫85.8厘米
1976年李章漢捐贈
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縱132.2厘米，橫85.8厘米，隸書，共22行，行47字，978字，每字介以方格。
拓本裝裱成軸，因長期折疊儲存導緻折痕處有多處殘裂。包首有張祖翼題簽：“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石在泰西德意志都城博物院，陶齋尚書拓歸，桐城張祖翼謹署。”拓本四周有20餘處題跋，分别由楊守敬、張之洞、鄭孝胥、張謇、羅振玉、缪荃孫、張祖翼以及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Pelliot）等人題寫。
拓片題跋
楊守敬題跋局部
該拓本是研究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重要文獻。
後北涼，是匈奴别支盧水胡在高昌建立的政權，又稱高昌北涼或沮渠高昌，是十六國時期北涼政權的延續。公元439年，北魏軍隊攻克姑臧，哀王沮渠牧犍率衆出降，标志北涼滅亡。牧犍之弟沮渠無諱、沮渠安周向西越過流沙，攻占鄯善、高昌，建立後北涼。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關于後北涼的文字史料和金石材料幾近空白。而在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中明确記錄着：該寺建成時間是“涼承平三年（445），歲次大梁”；“承平”即無諱、安周兄弟二人所用之年号。故此拓本為學者研究後北涼曆史提供了重要依據。
另據碑文可知，撰文者是後北涼中書郎中夏侯粲，典作禦使索甯負責監造。政府對寺廟建造的重視程度由是可見一斑，更可藉此窺探5世紀吐魯番地區的佛教狀況。
除曆史價值外，該藏品的藝術價值亦不可小觑。碑文結字穩健卻不呆闆，橫筆兩端多呈銳角并向上翹起，雖為隸書俨然已具楷意，為研究中國書法由隸書向楷書的轉變提供了重要參考。
（以上為林碩撰文，選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收藏集粹》）
圖文編輯 | 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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