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其人
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崛起的满族地方大吏，历仕南北，督抚一方，以思想开明、力行新政而被时人评论。
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颇富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铜器、玉器、石刻、瓦当、古印、书画等等。
他还延揽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汇编、著录成册，有效地保存和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曾由端方收藏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端方拾珍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刻于高昌北凉承平三年（445）。
清光绪八年（1882），挖宝人于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此碑，出土时既有残缺。
1902至1903年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A.Grünweldel）率吐鲁番考察探险队赴新疆，购得该碑，在运往柏林途中断裂为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抵达柏林后，几经辗转，由柏林皇家博物馆收藏。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欧洲出洋考察的端方于柏林目睹此碑，在德方首肯下拓得全本一幅。然而，端方出访欧洲主要是考察宪政，随身并无拓印良工，加之石脆易碎，在拓第二份时不慎锤毁碑字。德方以此为由终止了拓印工作。端方只得带着一幅全本和拓印四分之一的残本归国。
因原碑于二战时亡佚，端方所拓之全本遂为海内孤品。归来后，端方将全本视为至宝，延请挚友、名仕题跋。辛亥之际，端方殒命，其后人将拓本售予李介如。
入藏国博
1976年，李介如之孙李章汉先生将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李章汉回忆，其祖对此拓本视为至宝，非至亲好友，概不示人；并在拓本左下钤“江夏李钦原名清字介如亦慎一”“江夏李氏北凉碑馆”两方篆书印章。为了在“文革”中保护拓本，李氏将之折叠后置于废纸堆中，方免遭损毁。在史树青启发下，李章汉决定将其捐赠国家。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清代拓本
纵132.2厘米 横85.8厘米
1976年李章汉捐赠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纵132.2厘米，横85.8厘米，隶书，共22行，行47字，978字，每字介以方格。
拓本装裱成轴，因长期折叠保存导致折痕处有多处残裂。包首有张祖翼题签：“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石在泰西德意志都城博物院，陶斋尚书拓归，桐城张祖翼谨署。”拓本四周有20余处题跋，分别由杨守敬、张之洞、郑孝胥、张謇、罗振玉、缪荃孙、张祖翼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等人题写。
拓片题跋
杨守敬题跋局部
该拓本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文献。
后北凉，是匈奴别支卢水胡在高昌建立的政权，又称高昌北凉或沮渠高昌，是十六国时期北凉政权的延续。公元439年，北魏军队攻克姑臧，哀王沮渠牧犍率众出降，标志北凉灭亡。牧犍之弟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向西越过流沙，攻占鄯善、高昌，建立后北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关于后北凉的文字史料和金石材料几近空白。而在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中明确记录着：该寺建成时间是“凉承平三年（445），岁次大梁”；“承平”即无讳、安周兄弟二人所用之年号。故此拓本为学者研究后北凉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另据碑文可知，撰文者是后北凉中书郎中夏侯粲，典作御使索宁负责监造。政府对寺庙建造的重视程度由是可见一斑，更可藉此窥探5世纪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状况。
除历史价值外，该藏品的艺术价值亦不可小觑。碑文结字稳健却不呆板，横笔两端多呈锐角并向上翘起，虽为隶书俨然已具楷意，为研究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的转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上为林硕撰文，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
图文编辑 | 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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