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缺錢缺房，圖書館館長還有這些尴尬和難處

本文節選自《悠悠我思》，作者：葛劍雄

1985年我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正值圖書館年底處理複本圖書。一大堆書放在那裡任憑挑選，一般每本收一美元，有的幾本收一美元，甚至一大捆才收一美元。我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機會，等我下午去時，剩下的書已不多，不再收錢，看中的拿走就是。我挑了幾本，居然有羅香林簽名題贈的《興甯語言志》。聽說上午有更多的作者簽名本，以前還有人買到過郭沫若等人的簽名本。

以後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談及，建議在處理複本時應保留作者贈書，将其他複本清出。否則會影響作者向圖書館贈書，而且會被認為對作者不尊重。吳館長贊成我的意見，答應下次處理時會給從業人員特别提醒，但他也坦率地告訴我，實際上很難避免。因為美國大學的圖書館一般一種書隻購一本，為了延長圖書的流通壽命，有精裝本的都購精裝本，沒有精裝本的也加工成精裝。而中國作者的贈書大多是平裝本，如果圖書館已經有同書的精裝本，就不會再加工成精裝。清理複本時由于時間緊，工作量大，往往會雇非專業臨時工，或由打工學生承擔。他們遇到複本書時，肯定會留下精裝本，處理掉平裝本。其中多數人不懂中文，能識中文的也不會花時間仔細檢查封面裡面的内容。就是偶然見到有某人的題詞或簽名，又有誰能當場判斷這本書的價值？

後來我與一位美國教授談起，他并不認同我的意見。他認為，作者既然将書送給圖書館，就是為了給人看，給人用。既然圖書館有複本，與其留在那裡沒有人看，不進入流通，還不如賣掉或送掉，讓這本書繼續發揮作用。他反問我：“難道作者贈書的目的，是為了将書永久留在圖書館作為自己的紀念品嗎？”是以當我在報上看到巴金捐贈給國家圖書館的外文雜志流失到市場的消息，我懷疑是不是國圖的從業人員也将這些雜志當複本處理掉了。

1986年春我在波士頓拜訪潘毓剛教授，看到他家的一個大房間中密集的書架上都放滿了書。他告訴我這些書都是别人捐贈給中國大學的，還得籌集運費才能運往中國。“你如果需要，自己盡量拿。你們學校的某某就拿了不少。”盡管當時國内很難獲得外文原版書，但考慮到運費昂貴，其中又沒有我需要的專業書，我還是謝絕了他的好意。實際上我已經有一大包書無法随身帶走，回國前辦了海運。

2007年我當了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幾年下來與國内外不少圖書館館長有了交往，發現館長們的最大一緻性就是，沒有一個館長認為錢夠了，也沒有一個館長認為房子夠了。我會見哈佛大學圖書館常務副館長（館長年逾九十，屬禮遇性質，不管事）時，說到我們館實在太小，新書無法上架，“我有像你們懷德納圖書館這樣的大樓就好了”。誰知她馬上說：“你大概好久沒有去懷德納圖書館了吧！你去看看，連走廊裡都堆着書。”美國大學圖書館大多已設定遠端書庫，将閑置的或出借率很低的書籍調去，以緩解書庫的壓力。是以，除了堅持“零複本”原則，也不輕易接受捐贈。了解這些情況後，我們館與國外館建立的交換關系都是各取所需，而不是單方面贈書。我自己也不再主動向國外圖書館贈書，在交往中至多贈送一兩冊估計對方還來不及訂購的新版書，或者是經檢索對方沒有收藏的書。對方會将館藏中我的贈書集中起來，讓我簽名留念。

當館長的時間長了，我更明白，除了缺錢缺房，中國的圖書館館長在處理捐贈書刊時，還有更多的難處和尴尬。

首先是接收的标準。國内的正式出版物自然沒有問題，但非正規的或境外的出版物就麻煩了。不時有作者将自己的非正規出版物寄來或親自送來，條件是給他發一張捐贈證書。本來大學圖書館應該兼收并蓄，多多益善，人家送了書，給一張捐贈證明或感謝信也完全應該。但有的捐贈者會以此為證據，證明其出版物的價值和地位——“已由複旦大學圖書館收藏”，甚至還要求我與他合影為證。這類出版物如果隻是品質差，或毫無用處，還隻是浪費了圖書館的空間；如果不符合主流價值觀或政治不正确，我這館長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2004年，國際資深圖書館學家、曾主持過多家美國和歐洲東方圖書館的馬大任先生在二次退休後，在美國發起“贈書中國計劃”，募集美國圖書館的複本書及私人捐贈的圖書運往中國，送給中國的大學圖書館。我最後一次接待馬先生時，他已年近九十，但仍然精神矍铄，熱情感人。他身體力行，帶領一批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志願者，已經将幾十個集裝箱的幾十萬冊圖書運到中國。但我們雙方都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馬先生的崇高目标和良好願望變得有些渺茫。在美國，教授退休後大多願意将自己的藏書捐掉，教授去世後家屬子女也願意将其藏書捐贈，但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整理分類，更不可能編出清單。圖書館樂意捐贈複本圖書，但一般也沒有經費提供包裝運輸，或者專門為此編目。馬先生與他的同道盡了最大努力，包括親自打包整理、動員子女捐款，也隻能将這些書從教授家或圖書館全部集中起來裝箱運走，無法做任何清理分類。到了中國後，得向海關申報，其中少數書是禁止進口的。退回還得花錢，也沒有人接收，隻能銷毀。能夠進口的書中，還有一部分已經沒有利用價值，如應用學科中一些舊版書、殘缺破損書等。随着高校圖書館采購外文原版書籍的增加，更多外版書在中國翻譯出版，一些本來可以利用的書也成了複本，即使不收費用，圖書館也得考慮儲存空間和收藏的成本。是以除了定向捐贈的書在報關後由接收機關自己運回，其他書隻能集中存放在青島，讓有興趣接受的各館自己去挑選，選中的書每本付八元成本費（報關、倉儲等項）。加上人員的差旅費和書籍的運費，每本書的最終成本還會更高，這些書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幾年前，本館一位退休多年的員工拿來幾部祖傳古籍要求收購，他提出一個很低的價格，隻想湊一筆錢為自己預購墳地。我請古籍部查了市場價，比他要的價高得多，建議他不要賣給我們，他卻不願意。他表示這些書是應該捐給圖書館的，實在是一時湊不滿買墳地的錢，才希望賣些錢，但絕不會賣到市場上去。我覺得我們不能乘人之急，以如此低的價格買他的書，應該在成全他捐贈願望的同時，解決他的實際困難。在學校的支援下，我們接受他的捐贈，同時給他發了一筆獎金。盡管獎金的數額超出了他的期望，但比市價還是低得多。

并非所有的捐贈都那麼美好，有些就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我在書庫裡看到一批書，是一位已故教授的家屬捐的。我粗粗翻了一下，竟沒有什麼像樣的書，有的還是過了時的學習材料。原來家屬已将教授遺書的大部分挑出來捐給其他部門了，這些是挑剩的。我批評了相關員工，為什麼未經準許就接收了這樣一批書，當廢紙處理還增加我們的工作量。這未必符合這位教授的遺願，但由于他生前沒有做出處理，外人就很無奈，也不知内情，實際損害了他的清譽。

在國内外大學的圖書館中，我都看到過一些著名教授、學者留下的文庫或特藏，完整地收藏着他們的藏書，有的還包括他們的手稿、書信、日記、筆記、照片、文具和紀念物品。我了解大概有三種情況：有的是本人或家屬無償捐贈的，有的是圖書館或某項基金購買的，有的是通過各種途徑收集起來的。我很羨慕，盡管複旦校史上不乏名教授、一流學者、藏書家，卻還沒有能在我們館中設定這樣的文庫或特藏。但我也感到不安，要是今後出現這樣的機會，本校、本館能有合适的場所、充足的資金和專門人員來建設和維護嗎？另一方面，如果出現“供過于求”的狀況，或者有人自不量力要給自己設文庫、建特藏，有沒有健全的評審制度加以鑒定或充足的理由予以拒絕呢？

我也要向藏書豐富的同人友人進一言：為自己的藏書落實歸宿，最好在生前就做出明确決定。願意捐的就像施堅雅教授那樣無條件貢獻，而不是将這些書當作自己的紀念品。想出售的就直截了當報價，本校買不起就賣給别人。隻要不屬禁止出口的文物，如果捐給外國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完全可以捐往外國，本國賣不掉也不妨賣往外國，或者争取賣一個好價錢。總之，如果希望自己的藏書繼續發揮書籍的作用，就讓它們像其他書一樣，無條件交給圖書館流通。如果要将自己的藏書當成商品，完全可以投入市場，光明正大地獲得收益。至于這些書是否夠得上文物、能否被後人當作紀念品，那還是讓後人定吧。

《悠悠我思》

作者：葛劍雄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2月

關于作者

葛劍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複旦大學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曆史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尤精于曆史地理、人口史等領域，著有《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發展史》《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中國曆代疆域的變遷》《黃河與中華文明》等，主編有《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等。

本書内容

本書收錄了葛劍雄近年撰寫的文章，涵蓋題材廣泛。全書共分為四章。“議古 論今”“曆史 地理”兩章中，作者深入淺出地分析了中國地理、曆史、文化、人物與現代中國的淵源和關系，亦有對社會熱點的理性思考。“學者 藏書”一章，作者回顧往事，表達對師友治學的尊敬及感思，同時分享了自己擔任圖書館館長期間的所見所聞。“書序 回憶”一章，作者精選了舊作中部分展現新思的文章，又追尋舊時記憶，談及日常生活中的經曆，以輕松诙諧的筆觸訴說人生百味。

END

編輯 | 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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