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生活由大大小小的事件構成。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對于許多人來說，應付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就可以了，是以，很少去思考“生活”本身，更很少去思考生活所呈現出來的意義，也就不大去關心不同的事件背後隐藏的那些“異相”。何況，任何事件在發生的時候，其更多的意義和價值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以後才能顯現，或者完全被另外的事件淹沒，沒有人會再想起來，包括當事人。
任何事件均會有起因，也可能會從這件事引發出另外的事，或者會形成更大的連鎖反應。就像“蝴蝶效應”，但是，多數人的認知永遠停留在事件本身，更多的是關注其形成的新聞效應，很少由此即彼去探究這些事件涉及到的更為深刻和廣泛的社會性，更不要說去挖掘其中蘊藏的文學性。
是以，作家要具備的綜合素養就必須是多層面的。也就是說，要具有從事件性（新聞性）聯系到生活性，再從生活性進入社會性，最後上升和提煉出文學性的能力，而且，不僅僅是在思想認知上，還要在文字表達上。
也就是說，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在于對發生的事件（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綜合判斷。
從這一點上，梅钰很顯然已經具有了強烈的文學意識。
《十二個異相》可以說是從十二個事件寫起。我們經常強調一個作家的“現實主義觀”和責任感。
何為現實？我以為，“現實”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價值概念。于文學而言，“現實”應該是作者站在時下回顧曆史，關注當下，表達未來的一種價值判斷和哲學思考。
是以，任何作家在面對當下發生的任何事件時，如果僅僅停留在事件本身，停留在事件産生的“新聞性”上，那是不夠的，甚至可以說與文學無關。一個作家，面對“事件”應該像警察面對案件，要從現場尋找任何可能與“事件”有關的蛛絲馬迹，然後一點點兒，一絲絲兒地剝開、還原，回到“本質”。而且，一個作家還要比警察破案多走一步。那就是，不隻是思考事件發生的原因，找到“兇手”，更重要的是要思考産生“案件”的原因，思考“兇手”成為“兇手”的原因等等。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一個作家的價值才得以展現。在生活與文學的關系中，如果一個作家不具備“批判性”，不承擔“批判”責任，這樣的作家存在意義是不大的。
簡單說，《十二個異相》寫了十二個故事，這十二個故事呈現了當下社會中并不鮮見的“異相”，比如，“衆籌”，“婚外戀”，“網絡遊戲”，“離婚”，“拆遷”，“綁架”，“白血病”等等，與這些“異相”相關的，還有“小三勸退師”，“網絡殺手”。每一篇小說所寫的事件，對于我們來講，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有點司空見慣，但是，梅钰将這些“事件”變成了小說，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梅钰的責任感和文學膽識。
在十二篇小說的表現上，梅钰都有着自己的設計，這是小說的表現形式。對于中短篇小說來講，“設計感”是很重要的，因為，中短篇小說不能夠像長篇一樣去鋪排，去渲染，而是需要迅速切入，快速推進，戛然收尾。這是需要一定功力的。關于這一點，我曾在一篇評述梅钰小說的表現力的文章《生活編織的網和藝術的抽絲剝繭》中有過闡述。
但是，我認為，再好的表現手段都是為了呈現作者的“思想”而存在。
在《異相》，作者借主人公的心理講道，“人心，更容易生出異相”。這似乎是沒有錯的，對于人類社會而言，所有的“異相”确實是由心而生。但是，“心”并不會無因無緣地産生異相。
是什麼讓心生異相？梅钰在一次次關注中發現了什麼“異相”，這才是我們需要思考，需要面對，需要直視，需要拷問的。
《大寒過後》寫了一家人因為兒子小勇被撞成了“植物人”，無底洞一樣的治療費用讓這個家庭“異相”頓現。如果小說隻是圍繞救治小勇，一家人面對的困難和由此産生的沖突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梅钰植入的是“衆籌”這種在近幾年出現，并流行于社會上的“異相”。如果隻是用“衆籌”展現人群對于一個困難家庭的關愛，無疑會是溫暖的。但是，梅钰筆鋒一轉，寫了圍繞在小勇一家周圍的人，在看到“衆籌”産生的巨大“力量”後内心産生的“異相”，開始質疑，開始攻擊，開始投訴，開始“道德綁架”。人性在這異相中被剝開，讓承受着痛苦的家庭承受更大的傷痛。也讓我們看到母親，小說的主人公蘭英身上的母愛是人類希望的最大“異相”。
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影子在死神對面》和《紅色曼陀羅》。
這兩篇小說對人性的拷問很有力度。
父親是一個卑微的修表匠，母親和妹妹身有殘疾。是以，從小，貧窮是烙刻在李正骨子裡的。他需要改變，在他考上大學需要拿出一筆在他們家是巨款的時候，他自己去想辦法。“除了身體，我沒有什麼是可以預支的”，在捐血的時候，他是以被房地産公司的董事長穆小雯聘任到公司。故事就這樣一步步展開。
這篇小說告訴我們，在當下，當整個社會将“富有”放大後，“貧困”就必然被當成一種無藥可救的病，必須擺脫“貧困”才能活得像個人。但是，當一個可以修好“病”表的父親不能給兒子富有時，當一個正常的人還不具備“富有”的條件和能力，卻又必須面對這一切時，也許隻剩下“出賣”和“報複”。
這篇小說就是揭示着這樣的“異相”。當李正終于明白，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是因為自己身上稀缺的血型可以救另外一個的時候，他崩潰了，他開始瘋狂的報複。他的報複産生了作用，但是，也把自己逼入絕境。小說裡提出一個命題“一顆貪婪的心能讓我們得到什麼保障？”是啊，當貪婪變成“病毒”的時候，一個人無救，一群人無救，一個社會無救。
這是一種批判，這也是作家的思考和責任！
《紅色曼陀羅》很有設計感，但這不是這篇小說給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我認為，在這篇小說裡，梅钰提出的是“敬畏”的缺失帶給人類的災難。
“中學生方浩文被殺。”
有人被殺就一定要追查，要破案，要找出是被什麼人殺的？
最後的結果，方浩文自己設計了自己的死亡！
方浩文通過網絡發話說“生活，有時比黑暗還要黑暗。”他是一個差等生，“總不守紀律，逃學、曠課、玩手機、屢教不改”，差點被學校開除，這諸多因素加在一個中學生身上無疑是可以讓他找不到方向的。但，這些并不是讓他放棄生命的原因和理由。實際上，是這一些因素，加上在網絡的虛拟世界中形成的認知，以及面對他認為的“欺騙”——女同學安雨不是處女——綜合的力量讓他在沒有确立生命觀的時候已經放棄了對生命的敬畏。正如小說中寫道的，“他們的思想同這開放包容的時代一樣，又清純又腐敗，又光明又變态。”
什麼是罪惡？有一種罪惡肯定是放棄對生命的敬畏，這種放棄會有兩種結果，殺死别人或者殺死自己！
方浩文選了殺死自己。但是，還有另一種殘酷，支援方浩文自殺過程的是一種叫“紅色曼陀羅”的網絡遊戲，而這個網絡遊戲的頂層設計人竟然是一開始就介入調查的警察周小維的兒子。周小維的兒子不是殺死方浩文的直接責任人，但是，整篇小說給我們的拷問就是，究竟是誰殺死方浩文的。是方浩文自己？是的！是實施“任務”的劉琰偉？是的！那麼，周小維的兒子周小舟呢？那麼，整個網絡世界呢？那麼，整個現實世界呢？
在《另一種真相》、《勸退》、《指尖花開》、《綁架》、《玫瑰滋味》、《遇見》等小說裡，都涉及到了“婚外戀”“小三”，也就是背叛。然後也就有了謀殺和被謀殺，報複和被報複，傷害和被傷害。
在《遇見》中，作者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話“世界上最高貴的複仇是寬容”。這句話好懂，這個道理好懂，但是，真的好懂嗎？
許多人想要真相，但是，有真相嗎？找到真相後能面對嗎？實際上，許多的人在生活中首先失去的是自我。一個全新的世界來臨時，開始肯定是空虛的。無數的人從來就沒有發現這種“空虛”，以至在生活中一直讓自己“空虛”着，直到“危機”來臨。是什麼毀了婚姻？是什麼毀了信任？是什麼毀了自我？
《十二種異相》呈現了諸多的思考。梅钰通過這些“異相”告訴社會，告訴人們，社會觀念的整體改變和每個家庭、每個人面對具體變故，逼出來的是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改變，在應對改變的無奈時也會被逼出行為和意識的改變，這種改變在處處碰壁後會被扭曲，這種扭曲會對人的生命産生再次改變，可能就是毀滅和被毀滅。
社會總是異想紛呈，人生也總是異想紛呈。每一生命可能都是異相，但是，我們應該有如何的呈現？
讀《十二種異相》肯定能激發思考！（梁生智）
梅钰，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員，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山西省“三晉英才”，作品發表于《山西文學》《黃河》《時代文學》《黃河文學》《海燕》等，曾獲《黃河》文學獎，海燕人氣作家獎等，著有小說集《十二個異相》。
梁生智，山西省定襄縣人，資深媒體人、藝術學者，秀容書院博物館館長。
在《詩刊》《星星詩刊》《詩歌報》《詩神》等全國各地文學報刊發表小說、散文、詩歌、評論作品。策劃、翻譯的《馬可·波羅遊記》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并再版發行，後由香港商務印書館改編為青少年讀本在香港出版。出版個人詩集《一個人的愛情》《今天已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