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研究方法概述

引言

石器是人類使用時間最漫長的一類工具，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甚至曆史時期[1]。為差別于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本文的“新石器”是指舊石器時代以後的石器工業，包括舊——新過渡時期及其以後磨制石器與打制石器并存的石器工業。因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經一個多世紀的研究形成了相對獨立而完整的研究體系，而磨制石器尤其是新石器化集中出現以後，物質遺存陡然豐富，新石器時代的研究者更多聚焦于運用陶器建構文化譜系和探讨文明起源之上，石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然而石器作為遺址中最稀疏平常和最易于儲存的文化遺存，其對社會文化和生産方式的探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三十年來，“新石器”研究方面的“兩不顧”局面得到了改善，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舊石器考古等相關領域借用研究方法和思路來研究“新石器”（包括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探讨史前人類的生産技術、生計模式、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話題，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于陶器研究之旁發展出一個較為獨立的研究方向，是以在“新石器”研究不斷深入之時，本文拟對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進行梳理和總結，以期為今後的研究提供借鑒。

一、“新石器”研究的内容與方法

到目前為止，新石器時代的石器研究涉及的内容已經足夠廣泛，方法也比較多樣，對此，我們将進行一個大緻的梳理，主要分為石器的形态與類型、原料來源、生産和加工以及功能和使用方式等方面。

（一）石器的形态與類型

外在形态是石器最直覺的印象，基于石器形态的類型學研究是最基礎、最普遍的石器研究方法。根據石器形态特征分類并推斷其用途，同時根據形态特征所反映的文化因素推斷人群的關聯和遺址的文化内涵、經濟形态，在相當長時間内構成了石器研究的主流模式[2]。

石器形态分析的方法在20世紀初随着西方類型學出現并傳入中國，最初是舊石器研究者将石器作為“标準化石”來劃分不同的文化[3]；40年代，安志敏、李濟對殷墟有刃石器的類型學分析，奠定了國内磨制石器類型學分析的基礎[4]；50～60年代博爾徳（Fran ois Bordes）在石器類型學分析上的傑出貢獻[5]，極大推動了對石器的類型劃分和文化歸屬的思考。而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石器形态受諸多因素制約，在分類研究上提出了許多新認識。由此石器類型學研究逐漸形成了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傳統的石器類型學即靜态類型學繼續發展[6]，學者們仍然以類型為标準化石探尋文化演變與傳播的規律；二是更加關注石器的技術與功能，基于“操作鍊”的不同階段對石制品進行分類[7]，即所謂的“動态類型學”。此外，有學者嘗試把計算機聚類分析的方法引入類型學分析，根據石器形态變量的聚類分析結果進行分類，如黃可佳對端刃器的定量分析[8]和錢益彙對大辛莊遺址磨制石器的分析[9]等。

顯而易見，形态分析是石器研究中開始最早、體系最完善、研究最成熟的一項内容。傳統形态分類中的主要類型如锛、斧、鑿、钺、磨盤、磨棒等，幾乎都已經過學者們的詳細讨論和系統分析。如傅憲國對嶺南地區的石锛、石钺以及有段和有肩石器的研究[10]，根據它們的形态差異進行曆時性和區域性的對比，進而探讨它們的演變和傳播過程。還有學者從大範圍的時空架構綜合讨論石器的工業面貌及其起源與發展[11]。由于對石器形态觀察和類型學研究的文章極多，此處不對這方面的研究論文贅述。

随着石器形态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出土磨制石器的種類不斷豐富，石器命名的準确性成了一個經常讨論的問題。在不同學者的實踐中，常常出現同器不同名或同名不同器的現象，對後續的研究産生了影響。早在上世紀中期，李濟和安志敏對石刀分類的過程中就嘗試規範磨制石器的命名和分類标準，在一定程度上為日後的分類奠定了基礎[12]。随後也有不少學者力圖建立起統一的标準[13]，如錢益彙通過界定不同類型磨制石器的概念和規範器物描述的術語，提出了一套清晰詳細的命名和分類标準[14]。在國外，懷特（Wright）在黎凡特南部地區的開創性工作對該地區磨制石器組合的命名和類型劃分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5]；也有北美學者基于對北美磨制石器的分析與研究，認為命名與分類時應當思考器物與人的關系，以及分類背後的實踐意義[16]，這一研究思路後來在北美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命名和分類體系[17]。

（二）石器的原料分析

擷取原料是石器生産的第一步。原料影響着石器工業的特征，原料的質地、豐富程度和可獲得性等因素制約着石器加工者的生産和選擇政策[18]。石器原料分析的目的在于回答為何選此原料、如何擷取、何處擷取以及如何運輸與管理等問題，并基于此讨論史前人類與石料資源間的認知與行為關系。在方法上，通常包括兩方面的研究，其一是對石制品實體性質的研究，據此可了解史前人類的石料選擇政策和石料對加工技術及工具用途的影響；其二是對原料産地和擷取方式的研究，了解人類與石料之間的互動關系[19]。

原料分析這種在舊石器時代研究已相當成熟的研究内容，其方法體系同樣适用于“新石器”研究。如國外學者在早期的模拟打制實驗中總結出的關于石料實體性質的描述：延展性（elasticity）、脆性（brittleness）、硬度（hardness）和均一性（homogeneity或isotropic）[20]在國内磨制石器原料的研究上亦被廣泛接受[21]。早期的岩性判斷主要依靠地質學的知識，直接觀察岩石的實體性質、外在形态、分布範圍等。近些年，岩石地球化學方法的發展為岩性分析帶來了便利，使得從更微觀的層面探讨史前人類原料選擇政策成為了可能。目前主要使用的岩性分析技術包括有損和無損兩類方法。有損的方法即通過X射線、掃描電鏡等觀察岩石粉末薄片而鑒定岩性的方法，目前使用相對廣泛[22]；而無損方法不需要制備薄片，采用磁化率[23]、活化伽馬射線分析[24]等手段可直接将儀器用于岩石觀察。不同技術手段各有利弊，無損鑒定和薄片鑒定相比，雖不損傷石器，卻犧牲了精度。在實際研究中可根據遺址和石制品的實際情況，統籌多種手段，互相印證，減少誤差[25]。

國外磨制石器溯源研究始于20世紀初，但多集中于外來優質原料如燧石的分析。如近些年通過多種技術手段對歐洲石斧原料的分析表明，以綠石（green stone）為原料制成的石斧在不同地區的遺址中都有出土，而其原料産地則大都指向意大利西北部，說明可能存在區域性原料貿易和交換網絡[26]。近年來國内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也開展了類似的研究，如内蒙古興隆窪[27]、潛山薛家崗[28]、陶寺與大崮堆山[29]、蒙城尉遲寺[30]、百色革新橋[31]等遺址，基本厘清了遺址原料來源的問題。興隆窪遺址通過石器的岩性鑒定認為，當時的人們根據岩石的不同性能制作了不同用途的工具；對大崮堆山石料場附近的陶寺及同時期遺址石制品原料的溯源分析表明，陶寺的古人類不僅直接從大崮堆山遺址擷取原料制作石器，而且将大崮堆山上的石料當作自己集團内部的資源而進行封閉式開發，不但控制了石料資源，或許還控制了某些石制品的流通。

原料分析的成果雖日漸豐富，但原料産地的追蹤卻實屬不易。山地出露的岩石或河漫灘的礫石經過漫長的侵蝕與搬運後，其産狀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遺址中的石制品與原産地的岩石可能會由于侵蝕不同步而造成産狀上的差異，需要更仔細的比對與區分[32]。此外，除了着眼于珍稀優質石料外，對遺址的石料來源全面的研究也非常必要[33]。

（三）石器的生産和加工分析——操作鍊複原

國内對于磨制石器生産和加工過程研究的興趣從很早就有，過去常被稱為“工藝分析”，既有對磨制石器整個生産流程的探讨[34]，亦有對其中某一生産階段的研究，如對石器二次加工痕迹的觀察和探讨[35]以及針對某一具體加工工藝如石刀鑽孔工藝的研究[36]等。“操作鍊複原”則為這種研究興趣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操作鍊”作為一種理論指導，最早由史前學家安德雷·勒盧瓦古朗（Andre Leroi-Gourhan）在60年代提出，奠定了技術分析的理論根基。後經雅克·提克西耶（Jacques Tixier）和埃瑞克·博依達（Eric Bo da）為代表的學者對此方法的探索和發展[37]，如今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技術分析是建立在對石器技術閱讀的基礎上，首先通過單個石制品的技術閱讀去嘗試解讀打制者的制作意圖，然後整合遺址中相關機關的石制品，通過反複比較和分析，提煉出支配遺址石器工業生産的技術邏輯，以勾勒古代人類的認知過程、工藝特征和技術行為，并通過跨遺址、跨地域的比較，揭示人群之間思維和認知層次上的異同[38]。李英華首次将技術分析法運用于中國的材料，并在後來的實踐中不斷深入和擴充[39]。但該方法的運用必須基于對概念的深度了解和把握以及對标本的全面客觀分析，而不能主觀、武斷和片面的使用[40]。技術分析作為一個内涵豐富且持續發展的方法體系，目前雖多見于舊石器時代的石制品分析，然其對于舊新過渡階段的石制品、帶有打制痕迹的磨制産品等，仍具有相當的研究潛力。“操作鍊”概念近十多年逐漸為中國學者接受與使用，它通過厘清石器生産的工藝流程，探讨石器的生産和加工過程，為石器研究提供了動态視角[41]。置于“操作鍊”架構下的石器生産加工分析，目前主要有兩個研究内容：一是根據石器生産加工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對其進行技術類型學上的分類；二是以複原石器生産“操作鍊”目的為基礎的石器技術分析，在複原石器生産和加工過程中揭示人類的認知和行為，二者互相關聯、互相影響。

從“石器生命史”的角度對遺址出土石制品開展全流程觀察和生産複原的“動态類型學”，近年來受到了不少學者的青睐。許多學者據此運用不同的分類标準，對石制品的生産和加工過程進行複原和分析。如陳虹基于“操作鍊”概念提出的極差動态分類方法，結合技術、形态和功能等，對石制品從制備到廢棄整個過程中的所有相關産物進行分類，對石器的生産流程進行了複原[42]。另有從動态損耗的視角觀察石器的生命史和廢棄過程，如黃可佳對東莞村頭遺址磨制石器的研究[43]。

（四）石器的功能及使用方式分析

石制品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分析是複原史前人類生存方式和行為模式的關鍵一環，尤其是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其對于探讨生業模式和農業起源具有重要意義。相關研究方法包括微痕分析、殘留物分析等，曆經幾十載的發展，現已成為石制品功能分析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1.微痕分析

微痕分析即通過顯微觀察技術對石器标本上肉眼不易辨識或無法辨識的痕迹進行觀察，進而推測工具可能的使用部位、運動方式及加工對象[44]。早在十九世紀中期，格林威爾（R.W. Greenwell）、伊文思（J.Evans）等學者就開始嘗試對歐洲出土的石器刃緣的摩擦痕迹進行觀察[45]，20世紀60年代蘇聯學者西蒙諾夫（S.A.Semenov）的《史前技術》（Prehistoric technology）開創了顯微鏡觀察的新技術[46]，此後微痕分析開始興起，從美國學者露塞·春格漢（Ruth Tringham）及其學生喬治·奧徳爾（G.H.Odell）的“低倍法”到基利（L.H.Keeley）的“高倍法”[47]，再經九十年代後期的融合發展，微痕分析如今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研究體系，成為了解史前人類行為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近二十年，微痕分析發展相當迅速，一系列科技手段的運用加速了微痕研究科學化、客觀化的程序，如原子力顯微鏡、雷射掃描共聚焦顯微鏡[48]等顯微成像技術的發展便利了痕迹的觀察，圖檔處理軟體也使微痕資訊更加清晰和豐富[49]。

微痕分析方法傳入大陸得益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童恩正和張森水的引介[50]。上世紀末師承奧德爾的沈辰回國開展合作研究，系統地介紹了“低倍法”微痕分析的理論與方法[51]。同時期的王小慶也學成歸來，将流行于日本的高倍法微痕分析用于研究實踐[52]，點燃了學界微痕研究的興趣，拉開了新世紀中國微痕分析發展的序幕。為推動微痕研究在中國的發展，2004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舉辦了首屆“石器微痕分析教育訓練研讨班”，其成果收錄于《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學實驗研究》[53]，是學習微痕分析的重要資料。過去流行于舊石器時代的微痕研究如今已陸續被運用到“新石器”的研究中，成為探讨原始農業起源和複雜社會程序的有效途徑。國内許多遺址如裴李崗[54]、二裡頭[55]、毘山[56]、趙寶溝[57]、大辛莊[58]等都對磨制石器的使用痕迹進行了分析，探讨其在農業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雖然近些年微痕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并解決了一些重要問題，但仍值得注意的是，影響石器微痕形态的因素很多，除了石器加工的對象與時間外，石料也是影響其形态的重要因素[59]。此外也應意識到，并非所有使用都能形成可以觀察到的痕迹，也并非所有能觀察到的使用痕迹都足以判斷工具的功能[60]。雖然微痕分析是研究磨制石器功能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但也有着其難以避免的局限性，是以，這需要衆多研究者合作，運用不同方法進行系統的探索與分析。

2.殘留物分析

殘留物分析是對石器的使用功能以及古人類的食譜和行為方式等進行探索的一種方法，在石器研究中的運用相對廣泛，其中尤以石磨盤、石磨棒等研磨器的研究為著。過去常認為新石器時代的磨盤、磨棒主要用于粟黍脫殼，是農業發展的标志之一，而殘留物分析則在過去的認識之上又展開了一幅更多彩的畫卷。對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山西柿子灘[61]、北京東胡林遺址[62]以及裴李崗文化的孟津、班溝等遺址[63]中的磨盤、磨棒的研究顯示，這類工具在這些遺址範圍内主要用于加工野生植物，尤以塊根類和橡子為大宗。此外還存在一器多用的特點，如柿子灘遺址S9地點出土的石磨盤、磨棒上發現的赤鐵礦殘留，暗示其兼用于顔料的研磨和飾品的制作[64]。黑龍江雙區磨石亦顯示了磨石工具使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65]。此外，對帶刃口工具的研究亦是殘留物分析的大宗。如通過對偃師灰嘴遺址石刀、鐮、矛的澱粉粒和植矽體的綜合分析，研究者複原了先民在灰嘴居住兩千多年曆史中的生計形态變化[66]。民和喇家[67]、青海長甯[68]、膠州趙寶溝[69]等遺址石刀的殘留物分析亦對其使用功能提供了重要線索。賈湖遺址石磨盤與石刀的殘留物得到了互相印證，雖其中的野生植物數量占絕對優勢，但亦有小麥族和水稻澱粉的發現，為原始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參考資料[70]。此外，新疆尼勒克縣吉仁台溝口遺址[71]、河南淅川溝灣遺址[72]等亦對石器殘留物進行了分析，探讨了史前社會的植物利用政策。

目前的殘留物分析大都着眼于澱粉粒、植矽體等植物性殘留物的提取與識别，而脂肪酸、蛋白質、血分子等動物性殘留物的分析上則較為欠缺。曾有研究者在9000年前的打制石器的殘留物中發現了動物的血和毛發等痕迹，為石制品的用途提供了有意義的參考[73]。是以，關注動物類遺存的殘留，同時擴大提取殘留物的石器種類是石器殘留物分析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突破點。

3.功能分析的其它方法

亞當斯（Jenny L. Adams）将社會與行為理論引用到北美磨制石器的分析中，通過對磨制石器結構的定性分析和制作者行為建構的方法，對石器的功能進行探讨，并由此根據功能的差異，将磨制石器分為制作工具、加工工具、使用工具、磨制或抛光工具、顔料加工工具等五類[74]。陳勝前在亞當斯分析方法的基礎上結合多年實踐提出了“石器功能研究的關聯方法”[75]，即通過對石器材料的基本觀察、分類、測量，然後重點觀察使用痕迹，結合微痕、實驗與民族學等方法，最後對其工藝設計和使用功能進行分析。

此外，博依達團隊基于舊石器研究實踐提出的探讨打制者目的和工具預設功能與使用方式的“技術——功能分析法”[76]同樣能在新石器時代石器研究中發揮潛力。該方法通過綜合考察支配石制工具生産的技術機制、分析工具刃口上所整合的技術特征，進而了解工具預設性的功能和使用方式，以期複原打制者的意圖，在國内外舊石器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的運用[77]，為石器功能分析提供了一種符合邏輯的新思路。

（五）其它的石器研究方法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針對石器不同生命階段的研究方法與内容之外，還有一些方法同時涉及了石器的生産與使用，或是關注石器的其他方面，為探索史前社會提供了新的視角或途徑。下文簡要介紹。

力學分析作為自然科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在上世紀80年代引入到石器的功能研究上。佟柱臣首次根據工具的表面痕迹從力學的角度做了科學的觀察和分析[78]；季曙行根據力學分析對三角形器和三角形石刀的用途做出了解釋[79]，并得到了後來微痕研究結果的支援[80]。楊鴻勳通過對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石楔和石扁鏟的力學分析，認為它們可能是當時的一種重要的木作工具[81]。除了石器的生産與使用，從力學的角度探讨原料選擇政策也不失為一種新思路，因為石料本身的力學性能與古代人類利用的原料特性密切相關[82]。

民族學方法一向被認為是探索古代技術的有效途徑，在歐美學界尤其明顯，賓福德（Lewis Binford）甚至認為，這是史前考古學家必須掌握的“羅賽塔碑”（Rosetta Stone）[83]。其方法主要通過對仍在使用石制工具的部落的民族學調查或根據已有的民族志資料，重建石器的生産過程和使用方式。如呂紅亮根據新幾内亞地區的蘭吉（Langda）村石锛制造的民族志資料，重建了香港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斧、锛生産系統和使用功能[84]。

實驗考古是通過可控條件下的模拟實驗對比考古發現與實驗标本進而複原古人行為的一種方法，随着20世紀60年代新考古學的興起而出現，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體系[85]。在“新石器”的研究中，模拟實驗幾乎貫穿了石制品分析的所有方面，包括岩石破碎機理、石器制作過程、石器使用過程和使用方式的複原等。上文所提及的微痕和力學分析也離不開實驗考古。目前國内對磨制石器的實驗考古既有探讨石器使用功能，如石犁铧的耕地實驗[86]、有刃石器的裝柄實驗[87]等；亦有生産過程的模拟實驗，如桂林甑皮岩[88]、襄汾陶寺[89]等遺址中的模拟加工實驗等。另有一些實驗另辟蹊徑，如謝禮晔為了解史前人類使用耕作工具的選擇，以河姆渡文化發現的骨鏟和石鏟為原型，進行了大量有關制作耗時、耐用性和使用效率的實驗，對史前耕作活動的勞動力規模和性别分工進行了探讨[90]。

無人機成像空間分析是利用無人機擷取遺址的高清圖像，根據圖像分析遺址的石器空間分布和形态特征，并以此作為田野工作中遺迹屬性判斷的部分依據[91]。該方法對遺址石制品出露的要求比較高，需要大量石制品在地表廣泛分布且清晰可見，不過它對于研究石器制作場的功能分區是有意義的，值得進一步拓展。

此外，還有一些有趣的研究值得關注。門脅（Kadowaki）通過觀察不同種類的磨制石器在家戶生活垃圾中的廢棄模式，揭示了古人類空間利用情況的曆時性變化特征。亞當斯利用磨盤、串珠等石器破碎的模式和廢棄的背景，研究了多種磨制石器在公共和私人儀式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科爾維（kolvet）通過對内華達州西部大盆地研磨工具的研究，認為其在使用上存在性别差異[92]。朱光耀等通過對雙墩和尉遲寺以及長江三峽的石制品組合分析，輔以環境磁學、地球化學等證據，探讨了石制工具演變所反映的人地關系變化[93]。這些研究提供了不局限于工具生産和使用功能方面的視角，多樣化的探索路徑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石器所反映的史前人類認知與行為。

二、“新石器”的綜合研究實踐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石器”的研究方法日益多樣，研究内容不斷豐富，為系統全面地探讨史前社會與人類行為創造了條件。在遺址的綜合研究中，研究者開始以問題為導向，從實際情況出發，有選擇地運用不同的方法去探索不同話題。在磨制石器研究領域，國内外均有比較典型的實踐案例，國外以亞當斯在80年代建立的磨制石器技術分析體系為代表，以磨制石器的測量和描述為基礎，結合微痕分析，根據石制品的不同生命階段對其進行分類研究，以闡釋古代居民的技術傳統及其發展變化[94]。不過客觀上，他的體系涉及的北美新石器材料與中國的“新石器”類型存在較明顯的差異，是以對我們的參考性有限。在此我們以兩城鎮遺址為基礎介紹中國材料的研究實踐，以增進我們對石器研究内容和方法運用的了解。

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95]出土的石器非常豐富，同時也發掘出了大量的石制品廢片和建築基址。研究報告中共分析了4466件磨制與抛光石器以及大量石片，其時代均屬于龍山文化時期。兩城鎮石器研究的重點包括三個方面：1.工具是如何使用的？2.工具的原料是什麼以及來源何處？3.工具是誰在生産？如何生産以及如何管理群組織生産？

為了回答第一個問題，研究者首先對石器的形态進行了分析。研究者根據形态結合功能推測将其分為木作、農作、狩獵、食物加工、皮革加工等十種不同用途的工具，輔以微痕和實驗分析以增加其功能判定的可信度。微痕分析除了揭示出不同石器的使用方式，還發現許多石器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如石锛除了木作也可用于掘土，石钺最初可能與戰争有關，但多數的钺又被用于砍伐木材等[96]。

随後對石器的原料來源進行了探讨，通過石器的岩性鑒定和遺址周邊的地質調查，發現工具的原料并不僅僅來自周邊的山地，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外地。其中當地的綠色流紋岩和外來的綠泥/角閃片岩及砂岩是最主要的石料。此外，根據石器不同的使用功能選擇不同的石料，使原料的性能與工具的功能最大程度的契合，如抛射尖狀器（矛、镞或梭镖）常用相對松軟的綠色變質片岩制成，石刀則幾乎都是用硬度較高的砂岩制成，而石鐮主要用當地出産的流紋岩加工而成。

由于石料中出現了不少的外來原料，因而石料的運輸與管理以及石器的生産群組織方式成為了一個值得探讨的問題。因為大部分的石制品出土于建築基址之中，是以研究者借用空間分析回答了第三個問題。通過分析石制品在發掘區的分布情況和曆時性的變化，研究者發現除了少數可能與戰争有關的石器（抛射尖狀器和钺等），其他的生活用器大都是在非精英階層房址的周圍加工而成，表明石器的生産并未被嚴格控制，同時他們也會生産精美的石器用以交換，此外當時的石器生産或加工者可能并非全職生産者，他們可能也承擔其他的社會活動。

兩城鎮遺址根據特定的研究目标，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盡可能多地擷取到了新石器時代兩城鎮居民的生産和生活資訊，其綜合性的研究思路為“新石器”的研究提供了借鑒。此類綜合研究在國内新石器時代石器研究并不少見，如藤花落遺址[97]、賈湖遺址[98]、陶寺遺址[99]等以及對大區域如中原[100]、遼西[101]的綜合研究，均對出土石制品進行了盡可能全面的分析與解讀，共同豐富了史前社會生産活動的畫卷，但限于篇幅，在此不贅述。

三、結語

随着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擴充以及越來越多“新石器”的發現，學者們已經深深地意識到，石質工具對于研究社會文化、探索農業起源等重點問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新石器”的研究内容從過去的文化史建構逐漸過渡到社會面貌的探索，研究方法也從單純的形态觀察和類型分析，到如今多學科方法的交叉運用，整體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态勢。另外，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重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包括從最初的發掘就應注重收集可能反映石器來源、生産過程和用途各方面的證據，以及重視石器在人類行為、社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多學科合作的綜合研究仍是今後的發展趨勢，不同專業的研究者通力合作仍是未來回答衆多問題的重要方式。同時還應意識到，雖然科技的發展與技術的創新為探索古代社會提供了新視角，但技術不能代替思考。我們還應更全面的探尋工具與人類行為之間更深層次的互動關系，從石器這個次元，豐富我們對古代人類生活以及對中華文明起源總體程序的認識，增加我們對古代文化發展變化原因的了解，進而推動史前研究整體向前發展。

附記：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走馬嶺史前城址考古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号：19ZDA231）的階段性成果。法國國家自然曆史博物館與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周玉端提出了寶貴意見，特此緻謝！

（作者：賀成坡、韋璇、李英華，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責編：段姝杉

稽核：方 勤

陳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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