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寫作”
從廣義上講，泛指女性作家的創作。
從狹義上講，則是指具有鮮明女性意識，表現女性真實自我、從女性視角觀察社會與人生的寫作。
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文學史上，我們常常隻遇見兩種最典型的女性形象。一種是妖豔美婦，禍國殃民，比如《荷馬史詩》第一部《伊利亞特》中引起特洛伊戰争和衆英雄之死的海倫；
海倫
另一種則是賢良淑德的貞潔女子，就像《荷馬史詩》第二部《奧德賽》裡在家等了奧德賽20年的佩涅羅佩。
奧德修斯之妻佩涅羅佩拖延求婚者，希望他的真愛能夠歸來
在這種文學傳統中，真實存在的女性得不到表現和表達，而是消失在虛假的女性形象背後。
所謂女性主義，應當是對女性的身份、地位的一種了解和重視。
我們知道的曆史上大作家絕大多數都是男性：莎士比亞、雨果、曹雪芹、魯迅、卡夫卡……而女性作家的人數卻少得多。
如果不考慮當時女性寫作的處境，人們也許會得出女性可能不擅長寫作這種結論。而這種結論在我們今天看來無疑是荒謬的，但是在曆史上，這種結論是由事實證明的。
在今天，我們可以從兩個事實出發，來說明這個結論是錯誤的。比如：當今西方文壇最被人們看重的一些文學大獎——諾貝爾文學獎、美國普利策獎等等，近幾年女性得主比例越來越高。
近幾年諾貝爾文學獎女性獲得者
1991，納丁·戈迪獻（南非）《七月的人民》
1993，托尼·莫裡森（美）《最藍的眼睛》
1996，希姆·博爾斯卡（波蘭）《我們為此活着》
2004，艾爾弗雷德·耶利内克（奧地利）《女情人們》
2007，多麗斯萊辛（英）《金色筆記》
2009，赫塔·米勒（德）《低地》
2013，愛麗絲·門羅（加）《愛的程序》
2015，斯維特拉娜（白俄羅斯）《戰争的非女性面孔》
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背後的社會史
認識女性主義的來源，我們需要認識文學研究背後的社會史。
女性以個體身份進入公共領域，是人類社會近200年來最令人矚目的變革之一。
在這一變革的過程中，女性寫作的崛起具有表征性意義。
曆史上的女性雖然沒有在公共場合說話的權力，但仍然有一些女性突破了性别和身份的局限，嘗試表達自己的聲音。
在現代學科史，社會史變化更疊的過程中，許多曆史上的女性文學被重新“發現”或者“聽見”了，學者是以也把她們寫進新的文學史裡，盡管這些女作家的作品事實上一直存在并發揮着影響力。
而當代的女性作品受到重視，也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
很多文學批評者在評論女作家的作品時，往往将作者的性别身份與作品相關聯，使他們的性别成為對他們的文學作品批評的一部分。
在這一點上，即使法蘭西學院也不例外。1980年，法蘭西學院接納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尤瑟奈爾為第一位女院士，當時的法國總統認為這是他在任期間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也出席了這次典禮，這在法蘭西學院曆史上絕無僅有。
而自從青年時期，瑪格麗特尤瑟奈爾就被認為是一位“能夠像男性作家一樣寫作的女作家。”這種認為貌似恭維，卻不會讓包括尤瑟奈爾在内的任何一位女作家喜歡。
瑪格麗特尤瑟奈爾
讓德奧姆松在尤瑟奈爾進入法蘭西學院的典禮上這樣緻辭：“您是第一位女院士，這是一場生動的和平革命，在這場革命裡，您本人就構成一個悠久光榮的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夫人，我不應該向您隐瞞，您之是以今天置身此間，并不是因為您是婦女，而是因為您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但願我們三百五十年來選出的男人全都具有您這樣一位婦女的廣博的才華……”’
而尤瑟奈爾的回應是不卑不亢的，她說：“我說過，你們接納了我。這個遊移不定的自我，這個連我自己也懷疑其存在的實體，這個我自己感到隻能由我偶然寫過的那幾本書才能确定的自我，在她這裡，正如她本來的樣子，一群看不見的女性圍繞着、陪伴着她，她們也許早就應該得到這一榮譽了，以至于我希望自己能夠隐身而去，讓她們的影子通過。”
在女作家中，尤瑟奈爾如同精神獨立的代名詞，她的性别身份似乎從未給她帶來寫作上的困擾和局限性 ，她的創作也往往并不采用鮮明的女性視角。但是，在這個曆史性的時刻，她很堅定地站在了女性身份之中，站在了不公正的曆史。尤瑟奈爾的發言意味深長，一方面她客氣地回應了法蘭西學院對她的認可，另一方面她感到自己的創作受惠于那些沒有被看見的女作家，她們或許早就應該得到這樣的榮譽。
她的發言暗示了，文學史對女作家是不公平的，一直以來，她們被迫接受另一性的評論，被塞進另一性的原則中。如果她們被塞進了這一原則，仿佛證明了她們被馴化了而不是優異，如果她們塞不進這些原則，無法在另一性的品頭論足中獲得認可，則被認為是因為她們不夠優秀。一種性别的聲音和決定，被當成了全人類的聲音和決定。
當今，女性地位得到逐漸地提高，女性不再處于被男性視角支配的地位，筆者認為這也與尤瑟奈爾等傑出的女性作家的努力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