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四十年代，有兩個中年人帶着相似又不相似的目的前往敦煌，其中一個是張大千。這位後來享譽中國的畫家是來尋找藝術的，他在敦煌一待就是兩年多，一直到1943年11月才傳回成都。另一個人是在張大千即将傳回的時候抵達的，他也是為着敦煌藝術而來，隻不過不同張大千的欣賞而是保護。然而前者聲名鵲起，不斷被世人提及和贊美，後者卻默默無聞。
這後者名叫常書鴻，常書鴻生于1904年，舊姓伊爾根覺羅。他的祖父是清廷的世襲雲騎尉，負責駐防杭州，是以常書鴻可以說是個江南水鄉長大的孩子。在清廷他家多多少少算得上是個貴族家庭，他便也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浙江大學前身）。學的是染織專業，1923年畢業，留在學校擔任老師。
四年後自費去了法國留學，考入法國裡昂美術專科學校，一年後提前升入專科。擅長油畫，1936年受教育部部長王世傑邀請，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擔任教授。沒多久學校遷往雲南，那時他已經是代理校長一職了，但常書鴻放棄了安穩的工作。大約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了一本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
裡頭有四百多幅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這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座藝術寶庫，内心感到震撼。正是出于這個因素，才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中國。回國之後雖然當着老師，卻始終記挂着莫高窟，四十年代他與于右任商議好。在敦煌設立一個藝術研究所，1943年，帶着這份重任常書鴻前往敦煌。
然而他面臨的是困難重重，第一個問題便出在妻子身上，常書鴻的妻子名為陳芝秀。她是典型的名門閨秀，生在西施的故鄉諸暨，與同樣出身的常書鴻倒算得上是門當戶對。兩人最初的時候有着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對藝術的愛好，然而常書鴻去了敦煌。這裡雖然有豐富的藝術藏品，卻也荒涼，物質條件無比艱苦。
住在一個破廟裡，家具都是土堆起來的，還沒有取暖裝置。從小嬌生慣養的陳芝秀難以忍受，一年半之後不辭而别出走，留下一雙兒女。她是跟情人趙忠清計劃好私奔的，此人是常書鴻的學生，巧的是還同在江南老家。不過陳芝秀與趙忠清，卻也沒過多久的好日子，趙忠清因為一些曆史問題被關進監獄。
至死未能出來，陳芝秀當年登報離異，名聲早已毀盡。是以不管她藝術學得多好，始終沒有機關願意接納她，隻好嫁給了一個勞工。此時與當初設想可謂是天差地别，沒有藝術與浪漫愛情，隻有苦。晚年靠着女兒常沙娜接濟，1979年心髒病發，死在了破敗的家中。另一頭的常書鴻，在妻子離去後又想過傳回，可一想到失去保護的敦煌會再度被劫。
他便留了下來，官方沒時間精力關心保護藝術，自身經費也沒有着落。便節衣縮食，靠為人畫像創收，并向群眾呼籲捐款。好在有群眾的支援，送來了些捐款，這才讓他的工作得以維持。這一留就是五十載，始終如一将敦煌的保護與研究工作當成自己的畢生追求，是以他後來有個“敦煌守護神”的名号。
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敦煌藝術，幾十年的艱苦生活中，除去環境的惡劣。還經曆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種種不幸和打擊，但他仍然義無反顧，默默貢獻着。五十年來兢兢業業修複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後來還舉辦過多次大型展覽。向更多的人介紹敦煌藝術，敦煌這座人類藝術寶庫能在浩劫後得以儲存并新生，全靠他。
許多年後回憶起當初的選擇，陳芝秀不後悔，因為她認為上天已經給予了懲罰。常書鴻更不後悔，如果當初走了，才是真正的人生遺憾。九十歲高齡時，常書鴻還緻信上司，要求讓妻（後娶的敦煌藝術研究者李承仙）兒繼續自己的事業。交代完這番遺言，1994年6月，常書鴻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