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两个中年人带着相似又不相似的目的前往敦煌，其中一个是张大千。这位后来享誉中国的画家是来寻找艺术的，他在敦煌一待就是两年多，一直到1943年11月才返回成都。另一个人是在张大千即将返回的时候抵达的，他也是为着敦煌艺术而来，只不过不同张大千的欣赏而是保护。然而前者声名鹊起，不断被世人提及和赞美，后者却默默无闻。
这后者名叫常书鸿，常书鸿生于1904年，旧姓伊尔根觉罗。他的祖父是清廷的世袭云骑尉，负责驻防杭州，因此常书鸿可以说是个江南水乡长大的孩子。在清廷他家多多少少算得上是个贵族家庭，他便也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学的是染织专业，1923年毕业，留在学校担任老师。
四年后自费去了法国留学，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擅长油画，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邀请，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没多久学校迁往云南，那时他已经是代理校长一职了，但常书鸿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大约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了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
里头有四百多幅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这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内心感到震撼。正是出于这个因素，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中国。回国之后虽然当着老师，却始终记挂着莫高窟，四十年代他与于右任商议好。在敦煌设立一个艺术研究所，1943年，带着这份重任常书鸿前往敦煌。
然而他面临的是困难重重，第一个问题便出在妻子身上，常书鸿的妻子名为陈芝秀。她是典型的名门闺秀，生在西施的故乡诸暨，与同样出身的常书鸿倒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两人最初的时候有着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对艺术的爱好，然而常书鸿去了敦煌。这里虽然有丰富的艺术藏品，却也荒凉，物质条件无比艰苦。
住在一个破庙里，家具都是土堆起来的，还没有取暖设备。从小娇生惯养的陈芝秀难以忍受，一年半之后不辞而别出走，留下一双儿女。她是跟情人赵忠清计划好私奔的，此人是常书鸿的学生，巧的是还同在江南老家。不过陈芝秀与赵忠清，却也没过多久的好日子，赵忠清因为一些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
至死未能出来，陈芝秀当年登报离异，名声早已毁尽。所以不管她艺术学得多好，始终没有单位愿意接纳她，只好嫁给了一个工人。此时与当初设想可谓是天差地别，没有艺术与浪漫爱情，只有苦。晚年靠着女儿常沙娜接济，1979年心脏病发，死在了破败的家中。另一头的常书鸿，在妻子离去后又想过返回，可一想到失去保护的敦煌会再度被劫。
他便留了下来，官方没时间精力关心保护艺术，自身经费也没有着落。便节衣缩食，靠为人画像创收，并向民众呼吁捐款。好在有民众的支持，送来了些捐款，这才让他的工作得以维持。这一留就是五十载，始终如一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当成自己的毕生追求，因此他后来有个“敦煌守护神”的名号。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除去环境的恶劣。还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但他仍然义无反顾，默默贡献着。五十年来兢兢业业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后来还举办过多次大型展览。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敦煌这座人类艺术宝库能在浩劫后得以保存并新生，全靠他。
许多年后回忆起当初的选择，陈芝秀不后悔，因为她认为上天已经给予了惩罚。常书鸿更不后悔，如果当初走了，才是真正的人生遗憾。九十岁高龄时，常书鸿还致信领导，要求让妻（后娶的敦煌艺术研究者李承仙）儿继续自己的事业。交代完这番遗言，1994年6月，常书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