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糧食作物有所謂五谷、六谷和百谷。按照一般的說法，五谷是稷（jì）、黍（shǔ）、麥、菽（shū）、麻；六谷是稻、稷、黍、麥、菽、麻。六谷比起五谷來隻多了一種稻，這顯然是因為水稻本是南方作物，後來才傳到北方來的。（五谷還有别的說法，例如《孟子·滕文公上》：“樹藝五谷”，趙岐注：“五谷為稻黍稷麥菽。”六谷也有别的說法，這裡不列舉。）至于百谷，不是說上古真有那麼多的糧食品種，而是多種谷物的意思。
稷是小米，又叫谷子。（有人說稷和黍是一類，黍的籽粒黃色，有黏性；稷的籽粒白色，沒有黏性。）稷在古代很長一段時期内是最重要的糧食。古人以稷代表谷神，和社神（土神）合稱為社稷，并以社稷作為國家的代稱。由此可見稷在上古的重要性。
黍是現代北方所說的黍子，又叫黃米。《詩經》裡常見黍稷連稱，可見黍在上古也很重要。上古時代，黍被認為是比較好吃的糧食，是以《論語·微子》說：“殺雞為黍而食之。”
麥有大麥小麥之分。古代大麥叫（móu），又名來牟。
菽就是豆。上古隻稱菽，漢以後叫豆。
麻指大麻子，古代也供食用，後世還有吃麻粥的。《詩經·豳（bīn）風·七月》“九月叔苴（jū）”，苴就是麻子。麻不是主要的糧食作物，古代以絲麻或桑麻并稱，那是指大麻的纖維。
現在說一說谷禾粟粱。
谷是百谷的總稱。禾本來專指稷，後來逐漸變為一般糧食作物的通稱。粟本來是禾黍的籽粒，後來也用作糧食的通稱。粱是稷的良種。古人常以稻粱并稱，認為這兩種谷物好吃；又以膏粱或粱肉并稱，認為是精美的膳食。
糧食炒成幹糧叫糗（qiǔ），也叫糇（hóu）糧。《詩經·大雅·公劉》：“迺（nǎi）裹糇糧。”糧字本身也指的是幹糧，行軍或旅行時才吃糧。是以《莊子·逍遙遊》說：“适千裡者，三月聚糧。”
古人以牛羊豕為三牲。祭祀時三牲齊全叫太牢；隻用羊豕不用牛叫少牢。牛最珍貴，隻有統治階層吃得起，比較普遍的肉食是羊肉，是以美（美味）羞（馐）等字從羊，羹（gēng）字從羔從美。古人也吃狗肉，并有以屠狗為職業的，漢代樊哙（kuài）即“以屠狗為事”。《漢書·樊哙傳》顔師古注：“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哙專屠以賣。”可見唐人已經不吃狗了。
上古幹肉叫脯（fǔ），叫脩（xiū），肉醬叫醢（hǎi）。本來醢有多種：醓（tǎn）醢（肉醬）外，還有魚醢、蜃（shèn）醢（蛤蜊醬）等。但一般所謂醢則指肉醬而言。上古已有醋，叫做醯（xī）。有了醯，就可制成酸菜、泡菜，叫做葅（zū）。細切的瓜菜做成的叫齏（jī）。腌肉腌魚也叫菹（zū），是以有鹿菹、魚菹等。在這個意義上，菹與醢相近。
除了乾肉（脯）和肉醬（醢）以外，上古還吃羹。據說有兩種羹，一種是不調五味不和菜蔬的純肉汁，這是飲的。《左傳·桓公二年》：“大羹不緻，粢（cí）食不鑿，昭其儉也。”所謂“大（太）羹”，就是這種羹。另一種是肉羹，把肉放進烹饪器裡，加上五味煮爛。所謂五味，據說是醯、醢、鹽、梅和一種菜。這菜可以是葵，可以是蔥，可以是韭。另一說牛羹用藿，羊羹用苦（苦菜），豕羹用薇。《尚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可見鹹與酸是羹的主要的味道。《孟子》所謂“一箪（dān）食，一豆羹”，大概就是這種羹。《左傳·隐公元年》載鄭莊公賜颍考叔食，颍考叔“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大概也是這一類的肉羹。
上古家禽有雞、鵝、鴨。鵝又叫做雁（有野雁，有舒雁，舒雁就是鵝）。鴨字是後起的字，戰國時代叫做鹜（wù），是以《楚辭·蔔居》說：“将與雞鹜争食乎？”鴨又叫做舒凫（fú），和野凫（野鴨）差別開來。
上古人們所吃的糖隻是麥芽糖之類，叫做饴（yí）。饴加上糯米粉（馓），可以熬成餳（xíng）。饴是軟的，餳是硬的。餳是古糖字（餳，古音唐）。但當時的糖并不是後代的沙糖。沙糖（甘蔗糖）不是中原所舊有。白沙糖叫做石蜜，也是外國進貢的東西。一般人所吃的饴或餳是麥芽糖。宋初宋祁《寒食》詩“箫聲吹暖賣餳天”，賣的就是麥芽糖。
古人很早就知道釀酒。殷人好酒是有名的，出土的觚（gū）爵等酒器之多，可以說明當時飲酒之盛。不過古代一般所謂酒都是以黍為糜（煮爛的黍），加上曲蘖（niè）（酒母）釀成的，不是燒酒。燒酒是後起的。
茶是大陸主要的特産之一。《爾雅·釋木》：“槚（jiǎ），苦荼（tú）。”茶荼本是同一個字。但是上古沒有關于飲茶的記載。王褒《僮約》裡說到“烹茶”“買茶”，可見茶在漢代某些地區不但是一種飲料，而且是一種商品。《三國志·吳志·韋曜（yào）傳》載，孫皓密賜韋曜茶荈（chuǎn）以當酒（韋曜就是韋昭，史為避晉文帝諱改。《爾雅》郭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續博物志》說南人好飲茶，大概飲茶的風氣是從江南傳開的。南北朝時飲茶風氣漸盛。唐宋以後，茶更成為一般文人的飲料了。
古代漢族不吃乳類的飲料和食品。《史記·匈奴列傳》：“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dòng）酪之便美也。”湩是牛馬乳；酪有幹濕兩種，幹酪就是今天所謂幹酪，濕酪大概就是酸奶。依《史記》看來，飲食乳酪都不是漢族的習慣。酥油古稱為酥，本來也是胡人的食品，是以唐玄宗嘲安祿山說：“堪笑胡兒但識酥。”醍醐（tí hú）是上等的乳酪，依《涅盤經》說，牛乳成酪，酪成生酥，生酥成熟酥，熟酥成醍醐，醍醐是最上品。凡此都可證明，飲食乳類的習慣是從少數民族傳來的。韓愈《初春小雨》詩“天街小雨潤如酥”，可見唐時漢人已逐漸習慣于酥酪了。
12-1 陶倉 西漢 高約43厘米 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出土
陶倉上用朱砂寫的谷名，分别是黍（shǔ）米、粱（liáng）米、粟（sù）萬石、麻萬石、稻種萬石。
石，作為西漢的度量機關，其本身的問題非常複雜。學術界對于很多細節至今仍有巨大的分歧和争論。
石，作為重量或體積機關，讀“shí”比讀“dàn”更正确。西漢時期政府規定的“石”是重量機關。作為重量機關的“石”在西漢等于120“斤”。西漢的1斤約合今天國際标準機關的250克，恰巧與我們今天使用的“市斤”機關的一半相等。西漢重量的1石就等于今天重量機關的30“公斤”。
石在西漢還可以作為體積機關。用來度量糧食多少的“石”這個機關就是取的體積機關這層意思。往簡單裡講，1石等于10鬥，1鬥等于10升。西漢的1升約等于今天國際标準機關的200毫升，那麼1石就是今天的20，000毫升。用形象的例子來說，西漢的1石比今天标準飲水機的水桶的容量略大。然而，西漢政府規定的等于10鬥的體積機關是“斛（hú）”。石被“借用”作體積機關隻是民間的俗稱，不是法定機關。作為體積機關的“石”實際上和“斛”是一回事。“石”被政府規定為體積機關是宋代才有的事情，這已經非常晚了。
更為麻煩的是，涉及到度量糧食的“石”在西漢時有大石、小石的分别。《說文》《九章算術》等文獻和出土的居延漢簡中都顯示，計算糧食的時候，石作為體積機關，有一個“大石”“小石”的折算關系。大石和小石的體積比約為5∶3。前面說到的等于今天20，000毫升的是“大石”。“小石”約等于今天的12，000毫升。
這種差別非常奇怪，因為按道理來說，大、小石不同所造成的度量衡混亂和國家财政稅收的難以保障是政府絕對不會容忍的。
丘光明等人認為，大石、小石的差別是由原糧加工制成食糧過程中的損耗導緻的。
以上論述并不能澄清關于西漢“石”的問題的所有紛争。這個紛争會影響到我們對于出土漢代簡牍的了解，也會影響到我們對于整個漢代社會勞動生産力水準的認識。
東漢的衡器制度和西漢又有不同。我們面對古代文獻時，對這類問題要謹慎。
12-2 豬面鳥首彩陶壺摹本
豬面鳥首彩陶壺高20.8厘米，1981年出土于甘肅秦安王家陰窪。陶壺制作使用的時代是新石器時代（距今約5500年），屬于半坡晚期文化類型。
摹本為同一彩陶壺的正面主視圖以及左視圖。主視圖中的墨線非常形象地表現了豬的臉。而且圖中的豬沒有獠牙，說明這是已經馴化的家豬而不是野豬。左視圖中圓圈和圓圈中的點表示從圓錐頂點向下俯視看到的圓錐投影，它表現的是鳥的嘴。
古代常用豬代表财富和生育，代表女性；鳥則代表權力，代表男性。
在遊牧民族的畜牧經濟中，豬是難養的動物（豬不像牛、羊、狗那樣适合遊牧遷徙）。從這一點講，很多講肉食的字，從“牛”或從“羊”而極少從“豕”是很好了解的。
中原方國在距今8000年前出現了遊牧狩獵經濟向（定居的）種植農業經濟的轉化，但是和肉食有關的字還保留了較多遊牧狩獵生活的特征，即牛、羊做偏旁居多。這種特征直到商代仍有遺留。商代國都屢遷，“前八後五”（張衡《西京賦》），五百多年裡國都搬了十三回。這在今人看來非常滑稽詭異，直似“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無良江湖遊商。傅築夫将商代這種多次搬家的情形解釋為“遊農”經濟。遊農經濟的時代，豬的飼養成本比定居農業時代飼養成本高，其價值也就更大。商代的豬被人認為是貴重、吉祥的禮物。随便舉例來說，2003年山東大辛莊就出土有一片商代有字蔔甲，蔔辭的主要内容講的是用豬祭祀去世的母親以求趨避災禍。
随着種植業的發展、居住地的穩定（遊農經濟漸漸被定居農業經濟取代）和豬的馴化，很多和豬有關的字産生出來，比如“家”（房子底下有豬。豕，讀shǐ，意思就是豬）、“圂”（圂，讀hùn，意思是廁所，即廁所通豬圈。現代中國南方和北方農村仍然能見到人的廁所就是豬圈、豬養在人的廁所裡的執行個體。）。
另外，我們常說的“腥”“臊”二字也和豬有關。《周禮·天官冢宰》上說：腥、臊不能食。《說文》上解釋說，所謂“腥”，并不是肉聞上去的味道，而是“肉中的星星”，指豬肉中有像米粒的星星點點的肉息（長有寄生蟲豬肉縧蟲的“米星豬”，或稱“痘豬肉”。）；所謂“臊”，是豬身上油脂發臭。對于屠宰前檢疫和食品安全的問題，周代的人隻怕比現在還控制得好一些。
這件彩陶壺法象日月，糅合陰陽，描繪的是非常吉利的意象。陶壺頂上的孔很小，讓我們懷疑這件器物的性質：它應該不會隻是日常使用的生活器皿；它裡面所盛放的，恐怕也不會隻是清水。
題識（zhì）釋文：
豕面鳥首壺 地不愛寶日，奇珍頻頻出。甘青馬家窯，彩陶世稱殊。每當聞神迹，不料更此壺。一面為豕面，畫意時勝獨。尋希見鳥首，迷案方得讀。鳥為陽之象，豕即雌之符。大所合願事，一一可清楚。樂園細緻勾出，複囑長安小鹿署耑（zhuān），丙戌春分。
钤（qián）印：小鹿 雙貓舍手摹手拓 周曉陸印
12-3 花式面點 唐代 1960-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唐代的花式面點得以儲存下來的原因應該歸結于新疆幹燥的氣候。這些面點有的是用模具壓制出來的，有的則是人手工捏制的。今天的人從這些面點中最容易辨認出來的是餃子和焦圈。
餃子發明的時代遠早于唐代，在四川省博物館的通史陳列中展有一件新都出土的東漢庖（páo）廚陶俑，陶俑面前的菜案上就赫然放着一個餃子。
12-4 備茶圖壁畫 遼代長181厘米、高152厘米 1993年河北宣化遼代張匡正（下葬時間為公元1093年）墓出土
備茶圖中前方女孩在推茶碾，将茶餅上鋸下來的茶塊碾成碎末。在爐旁吹火的少年着契丹裝束。他頭頂的發式是典型的契丹人髡（kūn）發（頭頂剃秃一片）。少年身後站立的契丹男子似乎正把手伸向碾茶女孩。壁畫中還有兩個手捧托盤的簪花侍女（頭上戴花卉形狀首飾）。侍女頭梳三高髻，應該是當時流行的發飾。
圖中我們能看到兩個函盒，大盒五層，小盒三層，據推斷是用來裝食品的。
桌子上除帶藤套的梅瓶和執壺之外，還有一把曲柄鋸子、一把火鉗、一把棕刷和一件鐵柄匕形器。鋸子是用來鋸茶餅的，火鉗是撥爐内炭火的，刷子是去除茶湯上浮着的茶沫的，鐵柄匕形器是陸羽《茶經》中所謂的“則”。“則”是一種長柄淺匙，專門用于烹茶時向滾水中加入碾碎的茶粉。
唐代的飲茶方式和唐代的茶湯與我們今天的概念完全不同。唐代飲茶，是将茶餅切碎碾成粉末，過“羅”（“羅”，就是篩子。“茶羅”是一種專門用來篩茶粉的茶具）後加入沸水中煮成糊狀，同時還要往裡加鹽、蔥、姜、桔皮、薄荷等，類似于一種可怕的“糊辣湯”。也難怪這種徹底怪味、想象起來都讓人覺得不堪下咽的“茶湯”能提神，能讓人喝了不打瞌睡。
唐代的茶道向後世流傳，在經曆了元朝統治的一百年後徹底在中國的土地上湮滅。反倒是日本茶道中保留了一部分唐代茶道的内容。元代興起的茶葉泡水一直傳到了今天，但這裡已經沒有了“道”的成分。今日盛行于中國的所謂“茶道”“茶文化”，所謂“‘勤和簡靜’的茶道思想”，以及諸多扭捏姿态，全是近三十年來好事者向壁捏造故弄玄虛的胡扯。所謂“茶文化的研究”，自然更是瞎掰居多。還有更荒誕的所謂漚（òu）了若幹年的一個普洱茶餅子價逾百萬的宣傳，則簡直形同欺詐。這正是所謂器之不存，道亦不複。
12-5 摩羯紋蕾鈕三足架銀鹽台（茶具） 唐代 高27.9厘米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12-6 鎏（liú）金飛鴻紋銀則（茶具） 唐代長19.2厘米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12-7 《糖史》書影 季羨林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先秦時代沒有今天意義上的糖。先秦的饴，其實隻是我們今天說的麥芽糖。中國的甘蔗種植和糖的提煉方法都是古代由印度傳入的。但奇怪的是，梵文中“白糖”一詞cīnī，其梵文原來的意思居然是“中國的”。
季羨林認為，中國本土過去的制糖術隻知道熬煮濃縮甘蔗汁，制造硬得像石頭一樣的棕褐色粗糖。而唐代由印度傳入的制糖術則在煉糖過程中加入堿（石灰或草木灰，也就是氫氧化鈣或者碳酸鉀），可以制出松散的紅糖。古印度梵文中糖這個詞 arkarā，也被唐代中國人繼承下來，稱為“煞割令”。
制糖術後來又在中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中國人創造出用黃泥漿對糖漿進行脫色的方法（利用黃土在水懸濁液中的大比表面性質吸附沉澱糖漿中的雜質和色素），制造出了白砂糖和冰糖。
古印度的制糖術曾是全世界最領先的。梵文中的“糖”（“ arkarā”）這個詞，後來演變成德文中的“zucker”、法文中的“sucre”、英文中的“sugar”，等等。雖然 arkarā的制法是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但後來在中國發展出的制造冰糖的技術反傳回印度，導緻梵文中出現了“cīnī”（意為“中國的”）這個代指冰糖的詞。“cīnī”又通過梵文傳給了印歐語系其他語言，就變成了德文中的“kandieren”、法文中的“candi”、英文中的“c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