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電視劇《完美關系》劇照
數周以來，徐州事件引起輿論極大關注。除了事件本身之外，我們更應當對産生類似社會醜惡乃至罪惡的社會性因素所深入思考。2021年3月期的Violence Against Women雜志就曾發表研究文章指出，婦女販運案件的數量與出生性别比有密切關系。出生性别比代表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價值觀，和購買妻子用于生育有着相同的根本原因，是為強迫婚姻而販運婦女行為的直接促進因素，對于一些買家來說，對妻子的需求和對兒子的渴望在本質上可能是一回事。
部分農村地區的農民為何“一定要生男孩”？武漢大學社會學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李永萍對此做了田野調查和初步分析。本文選自她新進出版的學術散文集《流變的家庭》。
作者通過駐村調研考察，挖掘潛藏于鄉野日常下農民的生活邏輯及家庭的内在機制，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依據，抽絲剝繭地梳理了轉型期中國農民家庭秩序的嬗變。此書所論聚焦于家庭領域的具展現象，如婚姻模式、代際關系、養老問題等，并由之延伸至村莊、市場等場域，剖析互相間豐富而幽微的關聯關系。流變的家庭既是社會從傳統至現代轉型的産物，亦是其發展變遷的見證。
本書系著名社會學家賀雪峰等主編的《重新發現中國》系列叢書中的一種。本叢書作者們都是具有社會學專業背景，又善于實地進入中國城鄉社會深處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我們了解當代中國城鄉社會真實面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重新發現中國”系列
《陌生的熟人》《治城》《大均衡》《流變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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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生育觀到底什麼樣？
文 | 李永萍
來源 | 《流變的家庭》
01
華北農村一直以來都有較為強烈的“生男偏好”，每個家庭至少要有一個兒子。筆者在華北農村調研時發現，“純女戶”在當地極為少見。沒有兒子的家庭在當地被稱為“絕戶頭”，這樣的家庭在村莊裡說不起話、辦不起事，更做不起人。即使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很嚴格的時期，當地農民也要想盡一切辦法生兒子。目前當地的年輕人也仍然認同這一套生育觀念，認為至少要生一個兒子才行。
駐馬店東頭村小劉的經曆在華北農村很有代表性。
小劉生于1990年，19歲結婚，現在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其中大女兒8歲，二女兒5歲，兒子2歲。當筆者問她“如果第三個不是兒 子，還要不要再生”時，小劉非常肯定地回答，“要”。在東頭村，像小劉這樣的年輕媳婦，有三四個小孩很正常，而且基本上最小的一個是兒子。筆者在東頭村調研時還遇到一個38歲的媳婦，現在有七個女兒，一個兒子。由于小孩太多，家庭經濟條件難以應付，這一戶在2017年被評為了貧困戶。小劉說：
在農村，一定要有個兒子，以前這種觀念更強，現在還好一點。我們（年輕人）也想要個兒子，有個根，傳宗接代。要是沒有兒子，婆婆雖然口裡不說，但心裡肯定是不好受的，時間長了（家庭）不會和睦。為了家庭（和睦），也要有個兒子，畢竟是一家人，還是要顧及公公婆婆的感受。我生第二個女兒之後，當時沖動地說不想再生了，我媽把我說了一頓，她自己有這個經曆……
接着，小劉向我們講述了她母親在沒有生弟弟時所受到的那些委屈。
小劉母親一共生育了四個子女，前面三個是女兒，最後一個是兒子，小劉是老大。小劉的母親在2006年才生下小兒子，其間經曆過三次流産，都因為是女兒而流掉。小劉比弟弟大17歲。也正是母親一定要生兒子，導緻小劉很早就辍學在家做家務。
小劉說：
我國小沒有上完就沒讀了，家裡太忙了。我們家當時是三姐妹，沒有男孩，别人都看不起，我媽心裡很難受。本來她已經結紮，後來又揭了。之後懷孕三次，因為是女孩，都做掉了。我媽懷孕後不敢出門，怕被人看見，那時計劃生育抓得緊，她和我說，讓我别去讀書了，在家幫忙做飯……（沒有弟弟之前）我媽心裡糾結，難受，在鄰居面前受委屈，說話辦事都感覺矮人一截，擡不起頭。比如結婚鋪床，大家都願意找有兒子的家庭，兒子越多的越好，沒有兒子的不讓你沾邊。人家結婚鋪床都不讓我媽參加，她心裡很失落。農村人在外面聊天都是一堆一堆的，說起兒子這個話題，我媽就沒話說了。人家都說，這輩子沒有兒子，肯定是上輩子做了啥虧心事，老天爺在懲罰。我媽一般很少參加聊天，别人也不願和她聊天……她就是受過這些委屈，是以一定要生個兒子，也讓我一定要生兒子。我當時說不生了，她很生氣，與我吵了 一頓。
可見，華北農村一直以來都有“生男偏好”的傳統。同樣，在華南宗族性村莊，當地農民也一定要生兒子。然而，相同的“生男偏好”，在華北農村和華南農村卻是源于不同的動力。
02
對于“為什麼一定要生兒子”這一問題，華北農民給予了一個共同的解釋——“為了傳宗接代”。傳宗接代，即延續香火，使得家族能夠代代相傳、血脈綿延，這是農民的一種價值追求，構成了對農民生育行為的價值性闡釋。然而，進一步的調研發現，傳宗接代雖然構成了農民生兒子的基本動力，但華北農民生兒子更主要是出于功能性的需要。華北農村一般都是多姓雜居，村莊内部形成了以五服以内的小親族為核心的競争性結構。
小親族之間的競争不僅展現在村莊政治中，還展現在農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兒子”是參與村莊競争的基本條件，沒有兒子的家庭在村莊裡沒有面子，他們往往會自動退出村莊競争，成為村莊社會中的邊緣人。沒有兒子的家庭往往沒有繼續奮鬥的動力，父代在很年輕時就不再勞動，也不願建房，呈現出“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狀态，全然沒有有兒子的家庭那般奮鬥的熱情。此外，兒子越多，父母在村莊内部說話、做事都越有底氣，在村莊競争中也就越容易占據主導權和優勢地位，因而華北農民迫切地希望通過生育更多的兒子來壯大自己的家族力量，進而在村莊競争中取勝。
筆者在駐馬店東頭村調研時采訪過一個典型案例。東頭村的劉阿姨生于1952年，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不幸的是，兩個兒子都隻生了兩個女兒。劉阿姨的二兒子是大學生，和妻子一起在鄭州工作，已經在鄭州買房。劉阿姨靠自己的勤勞培養了一個大學生，按理說應該很自豪，在村裡也應該很有面子，但在訪談中，她卻顯得非常沮喪，尤其是問及其家庭情況時，她情緒非常低落，沒有孫子對她打擊很大。
她說：
沒有孫子，感覺低人一等，村裡人都知道我老大（大兒子）隻有兩個女兒，老二一直在外面，村裡人不知道他有沒有兒子。别人問我老二是不是一兒一女，我說‘嗯’，就應付過去。平常不願意出去聊天，不願意說那事。總覺得别人會看低你，說你兩個兒 子都沒有兒子，肯定是上輩子幹了什麼缺德事，其實是命。
劉阿姨對沒有孫子這件事耿耿于懷，最主要的原因是覺得在村裡沒有面子。
對于華北農民而言，生兒子更多是出于參與村莊競争的需要，與傳宗接代的價值性目标相比，功能性的考慮更具有現實性和即時性。與之不同，華南宗族性村莊的農民生兒子更多是為了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等價值性追求。
功能性與價值性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出于現實性的考慮，而後者則更為強調綿延的價值 目标。實際上，華北農民和華南農民在“生男偏好”上的不同動力，可以從父代對子代的代際支援等行為邏輯中進一步展現出來。
在華北農村，父代不僅要生兒子，而且要想盡一切辦法、傾盡全力使每個兒子結上婚。如果子代最終淪為光棍，那麼村莊輿論會譴責父母沒有本事。兒子沒有結婚會令父母在村莊内部沒有面子，也使得其失去參與村莊競争的機會，在村莊中逐漸被邊緣化。
筆者調研時發現，當地村莊打光棍的極少，隻要兒子沒有智力缺陷，父母都會想盡辦法使他結上婚。如果男子的家庭條件不是很好，那麼可以找條件差一點的女性，或者是通過找再婚的女性來解決。如果實在找不到合适的，找一個有智力缺陷的女子也是可以的。在駐馬店農村，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存在智力缺陷的媳婦，這些男子一般家庭經濟條件很差，甚至有的是殘障人士。對于男方父母而言，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讓兒子打光棍，打光棍意味着絕後，同時也意味着這個家庭在村莊會逐漸淪為邊緣地位。是以，即使是有智力缺陷的媳婦，也要找一個。當然，他們不是真的想要這個媳婦，而隻是想要她給家裡生小孩，最好是生男孩。隻有有了男孩，這個家庭才能在村莊社會中繼續站穩腳跟。
而在華南農村，父代對子代的代際支援有限。父代有為兒子娶媳婦的責任，但責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親力親為，而是可以通過動員家庭整體資源來幫助子代成婚。并且，父代隻消盡力即可。如果兒子遲遲沒有結婚，村莊輿論會說這個兒子太不懂事了，這麼大還不結婚，還要父母為他操心，就算最後真的不幸淪為光棍，村莊輿論更多是譴責子代自己沒有本事，而不會說父母。
正是由于華北農民生兒子主要是出于功能性的需要，父母才會積極投入到為子代成家立業的實踐中，不惜為子代奮鬥一輩子。而對于華南農民來說，生兒子是為了家族血脈的綿延，是服務于傳宗接代的需求，是一種更為長遠的、價值性的考慮，因而并不會促使他們積極為子代的婚姻奔波。
03
華北農村目前仍然較為普遍的“生男偏好”，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正逐漸發生轉變。
具體而言，河南農村的生育觀念已經從“多子多福”逐漸轉變為“一兒一女”，但前提仍是一定要有一個兒子。筆者在駐馬店農村調研了解到，現在如果頭胎是男孩，第二胎還是男孩的話，90%以上的家庭會選擇流産。這主要源于兩個原因：一是男性婚姻成本不斷提高，如果隻有一個兒子，通過父母的不斷努力，還能勉強為其負擔婚姻成本，若是有兩個兒子，在目前的婚姻成本面前，大部分農民家庭都難以承擔；二是養育小孩的成本不斷提高，這既與市場物價提高有關，同時也源于農民在養育小孩上的互相攀比。東頭村一位年輕媳婦說：“現在養個小孩連吃穿都要跟人家比，看到别人家小孩吃什麼，自己家小孩沒有吃到，就感覺跟人家玩不到一塊兒。以前大家都窮，沒啥可比的，現在什麼都要比，有錢的要比，沒錢的也要比，砸鍋賣鐵都要比，不然就覺得虧待了孩子。”由此可見，河南農村農民生育觀念轉變的直接動力源于高額彩禮帶來的男性婚姻成本的提高，以及養育小孩的成本提高。
與之相比，山東農村生育觀念的轉變則有所不同。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時，山東農村當地政府的執行能力很強，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更為徹底和嚴格，是以計劃生育取得了實質性 的效果。最突出的表現是，“純女戶”家庭在山東農村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比率。
以筆者2016年調研的山東淄博郭村為例，在二三十歲的适婚青年中，該村“純女戶”家庭的比例達到40%。這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山東農村目前的婚姻市場結構性失衡并不明顯，是以彩禮也沒有河南農村那麼高。可以說，山東農村農民生育觀念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嚴格執行政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