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月姬是《人世間》裡頗為耐人尋味的人物。
她是省級高幹，按小說裡的說法，她參加過抗聯，資格頗老，在電視劇裡，通過女兒冬梅之口，則說她參加過長征，爬過雪山，走過草地。這與原小說的設定并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她是一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
但是，在女兒冬梅的眼裡看來，她卻看不起平民百姓，對冬梅的婚姻一直心存芥蒂。
電視劇《人世間》裡，冬梅曾經與金月姬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争論，這也是電視劇裡少見的兩代人之間的争論。
相對于周家的粗暴的兩代人的交鋒，金月姬與冬梅的對壘，更展現在針鋒相對的語言與思想的碰撞上。
這一段交鋒，出現在電視劇裡再現的1981年這一個小說裡并沒有特地加以描寫的時段，這是電視劇根據時代的特點，特别遴選出來，展示時代的思想變遷的。
電視劇中，設計了一個沖突沖突的起點，可以稱之為“兩罐茶葉”引起的觀念沖突。
劇中，周父從貴州回來，帶回了兩罐貴州的茶葉。
其實在小說裡，并沒有寫到1981年周父回來過。
電視劇需要周父與親家來一次精神上的撞擊。
而這個撞擊的由頭，就是這兩罐茶葉。
周父把茶葉交給了兒子秉義，讓兒子秉義帶到郝省長家。
對于底層的周家來說，從貴州風塵仆仆、不遠萬裡帶回來的茶葉，可謂是珍貴的禮物。
但是，當這份珍貴的心意，放入到省長之家的儲藏室的時候，就不名一文了。
劇中，當秉義與冬梅把兩罐茶葉放到郝省長家的儲藏室裡的時候，面對着琳琅滿目、眼花缭亂的禮物大世界，兩罐茶葉便顯得太寒酸了。
秉義可以說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捎帶來的父親的禮物在嶽父家的相形見绌的難堪。
是以，秉義在金月姬的眼中看到了“不好”的感覺，他是這樣對冬梅說的：“東西對你家來說，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無論如何不能空手上門，站在你們家的角度想，過年了，家裡肯定要來客人，拿出來擺在茶幾上，南方特産也算有一個說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媽當時的态度就讓我感覺不好。”
冬梅其實也感覺到了母親骨子裡的那種輕視的态度，但是她不能不為母親辯護，她為此勸導秉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媽看到了你爸送的東西，一直在那兒說不錯不錯吧。”
秉義并不否認金月姬表面上的熱情，但是他顯然看到了背後的潛在的心理：“對，盡可能表現出了該有的教養和禮貌。”
其實，秉義道出了内心的感受，直指金月姬表面的禮貌背後的虛僞實質，在秉義的語境中，金月姬外在的熱情，掩藏了内心裡的“傲慢與偏見”。
這種微妙的感覺，在冬梅的心裡，她顯然會認為是秉義多想了，是以，她繼續對秉義的判斷，作出反擊，“周秉義，你是不是該好好檢討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開始自卑了？”
在《人世間》的小說裡，雖然沒有這一段對話，但還是揭示了進入八十年代之後，秉義與冬梅之間的心理站位發生的悄然的嬗變。小說中寫道：“自從冬梅父親平反，他倆的關系發生了微妙變化——以前，秉義像樹，冬梅像藤，現在似乎反過來了。”
劇中，秉義繼續表達着自己的思考，其實就是小說裡的這一段心理變化的情節演繹：“檢討過，是以我當時什麼都沒跟你說，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不是我自卑，是他們傲慢，但這傲慢不是他們的錯，是雙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的結果。别的不說，就拿過年送東西這事來說，你爸所處的位置決定送你們家東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們根本沒時間細看，隻能往儲藏室裡一堆了事。作為省長，本來事就多，趕上過年這個當口兒，書記病重，你爸還得代理省委書記，一個大省的黨政事務一肩挑，是以，你們家一般的人情往來隻能由秘書協助你媽處理，你媽不在，秘書處理。秘書怎可能知道一筒茶葉、那些小吃的來曆呢？要求你媽在你爸突然發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況下，跟秘書交代清楚這些，可能嗎？換我不能……”
秉義提到的省長之家與勞工之家的巨大落差，不自覺地形成了這兩個階層的“對峙空間”裡必然籠罩着“傲慢與偏見”。
在秉義詳加說明之後，冬梅不得不承認了這一點。
之後，她與母親展開了激烈的話語交鋒，仍然圍繞着為什麼在金月姬的思想裡，存在着這種傲慢與偏見，還有這種表象後面的根深蒂固的“門當戶對”理念。
在小說裡，金月姬也對自己思想中的這種觀念作了深刻的檢討。
在小說中冊440頁，金月姬向曲書記這樣表達：“按邏輯來講，我們這樣的人，應該覺得老百姓最親啊，可我們怎麼成了最怕與老百姓家結成親家的人呢？好像哪家老百姓和我們這樣的人家結成了親家，就變成了我們的敵人似的，你能給我解釋清楚這是為什麼嗎？”
曲書記在小說裡快人快語，對秉昆這一群青年勞工在思想上影響很大，但是在觸及到這一個高層幹部的問題的時候，也無法給出金月姬更好的答案。
是以小說裡寫道金月姬“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
這個困惑，轉化到電視劇裡，就是冬梅與金月姬展開了一場振聾發聩的争吵。
當時，金月姬意圖找一個攝影師為周家拍全家福，而冬梅認為母親這樣“高高在上，說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就等于強調郝家與周家差距”。
冬梅并不是無中生有，這不過是之前她與母親曾經弄得很不愉快的舊事重提。在小說與電視劇裡都提到這件事，這就是秉義曾經為蔡曉光的事，找過郝省長幫忙。
過去的沒有爆發的沖突一直潛伏在郝家母女之間。金月姬看到女兒的說得很重，便把過去的積怨重新提出：“你們還年輕，有些事不怪你們，但是我必須說，你說你自己去找你爸爸，為了秉義的妹妹的同學去辦事，你說這妥當嗎？”
一語也觸動了冬梅心裡難以化解的惱怒，她大聲地打斷母親的話：“借口，你說的那些通通是借口，就前兩天你說的那些話，我都仔細想過了，什麼你們最忌諱别人打你們的手中權力的主意，周秉義有一，就可能有二，繼而有三，他們一家子都是基層百姓，包括身邊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個算一個，一旦開了頭，就會沒完沒了，但是你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你們會給他們開這個頭嗎？你們絕不可能給他們開這個頭嗎？”
冬梅越說越激動，幾乎站到了母親的對立面立場，抨擊母親當年的受罪是活該：“周秉義他們一家子那是好人，而且是好人裡的好人，可你們呢，你們看人永遠是不看好壞，先看階層，你們對那些比你們地位低的人永遠充滿了戒備，就生怕别人沾你們的光，利用你們，可是咱們可是幹部，你們怎麼可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鏡看待把你們推舉上來的基層人民呢？要我說，過去給你們的教訓還是輕。”
金月姬啪的一聲，給了女兒一記耳光，中止了冬梅的怒火沖天。
但是這樣的争論，永遠沒有結果。
因為，在原小說中，這種門當戶對的“潛在心态”始終是金月姬的内心困惑，争論到最後，都沒有一個答案。
金月姬的思想裡，階層的差異，就會形成高階層向低階層的“利益輸送”。金月姬在之前與冬梅的交流中提過此事：“你嫁了一個大上司的兒子，而不是周秉義，那我們當然要去認這個親啊。”
這說明金月姬的内心裡的确有一種“階層”觀念。
冬梅不解，問母親這是為什麼。
金月姬說：“第一，我們保證，不去求人家幫什麼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們幫什麼忙，這樣是一個平等的純粹的關系，純粹的親家關系。……我在位的時候，最忌諱别人打我手中權力的主意，這層意思，你得慢慢滲透給秉義。”
綜合郝家母女的對話，作為進階“階層”理直氣壯地高标預設或期望“門當戶對”的原則，是因為平等的家庭，可以互相不求人，實作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相處，融洽和睦。
這個是理論上的成立的說法與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小說與電視劇裡确定了郝家是一個正派的高幹家庭才會具有的思想觀念。
其實在庸常的觀念之下，“門當戶對”的理論，根本不是這樣，而是兩個同等階層家庭，可以實作權力疊加，達到1+1大于2的能量遞增。
但梁曉聲在《人世間》裡，抛開了世俗庸常中“門當戶對”理念的真實動機。電視劇裡，更是強調了郝母是出于公心、不想徇私情才生出這種門當戶對的理念。
在可以擺上桌面的“門當戶對”的理念體系之下，金月姬陳述了一個理由，可以防止不同階層的巨大落差所能夠達到的“利益輸送”。
但冬梅顯然沒有被金月姬處于困惑狀态、而隻能脆弱、無力地作出口頭辯護所說服，直指母親的軟肋，使得金月姬掌擊了自己的女兒。
有意思的是，電視劇交代，母女兩個人的關系并沒有惡化，次日早上，母女相見，冬梅首先說了一聲“對不起”，然後金月姬也說了一聲“媽媽對不起”。
這個沉重的“源自于階層差距”的争論，在母女兩個人的言詞之間得到了一次發洩之後，不了了之，而事實上，最終也沒有答案，因為梁曉聲在小說裡，也寫到這是金月姬無法解開的困惑。
電視劇裡的這一段母女争論，在小說裡是沒有的，但是并非不是梁曉聲的思考重點。
在《人世間》原著中的下冊裡，金月姬對幫助周家有着如下的擔憂：“怕親家經常因為這樣那樣的煩人事求到自己，她從沒登過親家的門，親家公親家母生前，她也從沒見過他們。……如果是幹部家與幹部家成了親家，哪有不權力互用的呢？還不是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我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互相利用心安理得嗎？”
正是這一段梁曉聲小說裡的金月姬的内心動态，到了電視劇改編者的手裡，演繹出了金月姬與女兒面紅耳赤、甚至拳腳相加的激烈争論，這個争論可以概括為：“兩筒茶葉引發的母女反目。”
個人感覺，這也是電視劇改編裡最富有邏輯與條理且有哲學深度的一段對小說的豐潤式、深化式、提升式改編。